治道研究比政体变革重要

治道是治国方式，政道是政体模式。由于人们习惯的权威模式建立于过去数百甚至数千年的历史经验，有巨大的惯性，有时政体变革风险很大，与其急于从事政体变革，不如从事治道研究。     

新加坡民主模式：制度设计与经验启示——一种混合民主政体的考察

政体通常是评判一个国家政治体系民主与否的基本尺度。从政体模式及其特征来看，新加坡政体是一种优质的混合民主政体，内含着选举民主、托管式民主和协商民主等民主形式。它是东西方制度与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执政党、国会、政府与公民社会合力推动的结果，具有多元、包容、稳定、高效的显著优势，其制度设计为我国政治转型提供了有益启示。     

政治体制思想之源和当代中国改革实践

从城邦即国家的角度研究政治体制问题,肇始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探讨了国家政治体制的类型、结构,变革的原因、结果,阐明了最好的政体与法治精神的关系,能够寻求依循法律治国的政体是现实中最好的政治体制;揭示了理想的混合政体的实质在于多数人之治,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治体制;论述了政体变迁的动因与改革发展的趋势,导致政体衰亡的原因在于自身存在的弊端,引发政体变革的原因在于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之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在本体制范围内进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体制的深刻认识,形成隽永智慧的思想之源,对于当代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践朝着正确的目标方向发展,具有明显的启迪借鉴作用。     

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监察体制改革对我国政体模式的创新

十八大以来,为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推动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国家权力结构的视角来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核心是通过创制国家监察权以优化国家政治权力配置和完善权力监督体系,把政治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我国国家政治制度的重大创新,将我国政体从原先的立法、行政、司法"三位一体"的格局转变为立法、监察、行政、司法"四位一体"的政体模式,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政体模式。这一政体模式的创新突破了传统政体理论的窠臼,可以为国际社会政体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必要性及其实践模式探讨

要改革现行种类庞杂的事业单位首先必须进行分类。未来改革方向性分类主要是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的、从事公益服务的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三个大类。实践中,代表性的分类模式有广东、深圳、山西等地几种模式。     

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治理模式变迁及其内在逻辑——基于浙江的个案研究

中国市场体系的发育过程,既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过程,也是社会生活秩序和社会生活逻辑的演变过程,同时也必然是地方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变迁过程.市场化的改革既为地方治理模式变革创造了重要的社会基础条件,同时也给这种变革探索建构了相当大的内部与外部压力.浙江各级地方政府在扩大公民制度性参与渠道,增强政府的服务性功能,强化地方公共政策的回应性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为我们理解市场体系发育和市场秩序扩展进程中地方治理模式的变迁,以及市场化改革同民主政治发展双向互动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多头政体

罗伯特·达尔的多头政体理论在民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多头政体理论的精髓是允许冲突的存在,但这种冲突是规则框架内的冲突,支持规则冲突的是政治主体的相互宽容和信任。多头政体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竞争性、包容性和规则性,其形成不仅涉及政治层面,亦与经济因素密切相关,而且涉及到亚文化层面,亚文化层面甚至有时起到关键性作用。多头政体脱胎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无法解决这个制度中权利与功利、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平等、一致性与多样性、集中与分散等冲突。尽管达尔对多头政体充满了希望,但多头政体模式在理论上存在实质性缺陷,因此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同一性与多样性:理解政治的一种新方式

自然科学式的研究方法以及二元对立的政体观是现代人对政治理解面临的两大困境。自然科学式的研究方法存在三个问题,即研究对象的适宜性较差、价值判断不可避免以及较易产生价值偏见,而二元对立的政体观则会将人带入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激进结构。解决这些困境可以借用同一性与多样性理论,即对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与现代的二元分类方式进行融合,并以此从相对平和、平等的立场看待不同的政体模式。就其根本而言,同一性与多样性的政体都具合法性,不应有所偏颇。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本文分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定义及形成背景,指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互动,论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六种模式创新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

以信息化为核心的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是改变农村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方式、引领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新型载体和手段。如何合理选择建设模式,有效扩大远程教育工作的覆盖面,充分发挥远程教育信息资源的作用,成为各级党组织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酒泉市在     

西方民主模式出了什么问题

正过去数十年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在全世界推销自己的制度模式,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另一个是民主原教旨主义,但产生的效果似乎越来越差。无疑,西方的民主模式,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出了大问题。西方人士对西方民主模式的反思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问题,即金钱政治、失灵政体、债务经济。"金钱政治"在金融危机中暴露无疑。《经济学人》文章指出,"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为冗长和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奥巴马的医改法案,竟     

试论执政党执政模式类型及新时期我党执政方式的改善

执政党执政方式即执政党领导、执掌政权的方式,本质上是执政党与政权两者职权的配置状态及其相互作用的运转模式。执政党执政方式可分为三种模式类型:党政职权分开型、党政职权混合型及党政职权合一型。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执政方式有党政职权混合型执政模式的某些特征。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向党政职权分开型执政模式方向转变,要处理好执政党、政权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执政党与政权两者职权关系的科学配置及其职权运行的法治化的问题。     

行政服务中心发展困境及其破解——基于RPR和RR组织模式视角

行政服务中心是我国政府在治理模式上的重要创新,它实现了政府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但作为政府改革的试验田,其运行中也面临一些困境,如行政服务中心难以清除传统管制理念、部门主义严重、定位不准确、管理效力乏力等。因此,要创新行政服务中心组织模式,必须要有政府及法律的强力支持,促进行政服务中心流程再造与组织再造的结合,适时组建跨职能团队,注重配套改革的进行,唯此方能不断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质:对大一统政体的诠释

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最大的差异在于,中国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体,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虽分合不断,但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始终没有断绝,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隐而不彰的影响力。从政治史的视角研究中国大一统政体,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跳出偏狭的西方概念的束缚,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政体类型的模式,更在于从实践上证明了政治发展的模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适合本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和相应的政治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内在成长,而不单是一场无中生有的革命。     

二十世纪西方政治冲突理论的三种模式

在20世纪,西方的冲突理论主要有三种范式:集团冲突模式;阶级冲突模式;领袖人物模式。冲 突模式是与秩序模式相对应的概念,虽然表象上两者似乎是矛盾的,但实质上两者互为前提、互为条件、互为 补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三种冲突模式的提出和论证对于完善冲突政治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价值。     

马基雅维利的廉政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腐败观"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政体的腐败"的思路,其廉政思想渗透到对政体形式的研究当中。马氏提出了"腐败的土壤"的概念,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人是容易腐败的,这是造成政体腐败的主要原因。马氏并提出了防止政体腐败的长期的对策。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马氏的廉政思想依然有其历史意义。     

民营企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发展民营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重视加快转变民营企业发展方式。从总体上看，目前我省民营企业发展参差不齐，多数企业起点低、规模小、比较分散，长期存在的总量不大、结构不优、效益不高、活力不足问题尚未从根本上改变，致使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着资源、环境等要素的硬约束和宏观调控长效化、机制化对传统发展模式提出的新挑战。     

唤醒“社区意识”培育“草根民主”——以荷花村社区为个案

自九十年代启动社区建设以来，它就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形成了若干成果，包括不同的经验和模式，如上海模式（半行政半自治型）、沈阳模式（自治型）、青岛模式（行政主导型）等。这些模式应该说各具特色，比如说有学者认为沈阳模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变革，是走向现代市民社会的重要一步。但这些模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参与、分享”。正如吴铎所说的，我国当前开展的社区建设，内涵丰富，其核心就是要倡导自主参与的精神。在这些社区建设模式中，自治型模式有利于培育“草根民主”，因为它充分发挥了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     

试论工农民主政权成立的历史必然性

在土地革命时期,工农民主政权的成立有其因素和条件。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是客观条件;同时,党对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政权的主观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另外,在政体模式上,也是对苏联苏维埃的机械袭取。     

科学发展观与思维方式的变革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新的思维方式作用于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是对近代以来直线发展和经济增长模式的扬弃,是社会实践不断深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