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及其治理

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邻避设施的负效应成为了引发社会冲突和滋生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也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巨大挑战。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和显失公平的利益分配、民众利益诉求、表达权利被剥夺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恐慌是邻避冲突产生的客观原因，但政府部门在处置过程中的缺陷也是导致冲突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的关键。因此，要解决邻避冲突，应完善政策法规和重大项目决策程序，建立依法治理的长效机制；强化公共协商和政府回应，及时消除误解，把邻避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强化协同机制，提升邻避冲突的系统治理能力，妥善治理邻避型群体性事件。     

公私合作治理模式视域下邻避冲突的破局之道

公私合作治理模式旨在保障私人对政策与规则的制定、执行的参与权以及突破传统的命令-管制式管理模式。邻避冲突的导火索是公众参与权的严重缺失,而这是对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的严重背离。邻避冲突产生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公共利益的优益性导致利益分配不均、公私合作治理理念羸弱造成公众参与不足、权利救济渠道不畅致使补偿机制短缺。以协商性行政决策程序为立足点来探究邻避冲突的解决路径与公私合作治理理念不谋而合。     

城镇化背景下邻避设施建设项目中的依法决策问题分析——以福州闽侯特高压变电站项目为例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对公共基础设施需求越来越高,但是邻避型公共设施的建设中群体事件也呈高发态势,如何防范和治理邻避冲突成为各级政府共同面对的难题。城镇化过程中的邻避冲突的防范和治理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夯实以下四个方面工作:建立多元化的邻避设施利益损失补偿机制,切实保障受邻避设施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加强法治宣传,普及相关科技知识,消除民众对邻避设施的疑虑,增强民众的认同感;增强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健全民众参与机制,拓宽协商性的对话渠道,广泛吸收民意;引入中立的第三方技术力量,确保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为防范邻避冲突风险提供技术支撑。     

地方人大应当行使重大邻避项目的决定权——由“杭州九峰”事件引发的思考

不少邻避项目建设遭到公众的反对,有些引发了邻避冲突事件,地方政府陷入了对邻避项目决策的两难困境中。重大邻避项目决策陷入困境的内因是普遍公共利益与特殊群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外在诱因是政府决定权与公众参与权之间的失衡;由外因而引发的另一原因是公众对政府独享决定权的合法性质疑。地方人大应当行使重大邻避项目的决定权,不断夯实重大邻避项目建设决策的法理基础、构建重大邻避项目建设决策中的官民对话平台、重构重大邻避项目决策的权力责任体系等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并推进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我国邻避冲突的成因及预防对策

在我国,邻避设施兴建愈来愈"常态化",而邻避项目的决策者、邻避设施的建设者以及邻避设施周围居民三者公共利益受益程度呈现出不对等性。邻避设施本身具有的负外部性与成本—受益的不均衡性,成为邻避冲突发生的导火索,究其原因,邻避冲突是源于公共利益具有差异性和政府行政过程中目标导向的合法性危机,进一步使政府面临角色困境和行政决策价值选择的困境。政府邻避设施行政决策应该通过合法化、合理化走向法治化,具体路径是实行邻避设施信息公开、保障公众参与权和完善专家论证制度,助推邻避政策的制定、邻避设施的选址等应从封闭性走向开放性,最大程度预防邻避冲突的发生。     

邻避效应的行为逻辑、多重困境及治理策略——基于垃圾焚烧规划选址情景的分析

邻避效应是伴随城市化进程的环境冲突问题。它的发生及演变贯穿邻避设施规划选址、施工建设和运营管理全过程,尤其是在规划选址阶段最为突出。由于环境公共项目建设的紧迫性,预防邻避冲突、破解邻避困境、让项目顺利落地,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需要分析环境公共项目规划选址的行为逻辑及社会反应机制,剖析邻避效应的多重困境及相关利益主体认知心理偏差,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制度,从而化解邻避情结,消除邻避效应,防范邻避冲突。     

行政决策视域下邻避冲突的治理困境及其破解

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我国城市管理中发生了许多邻避冲突现象,这不仅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冲击,也挑战着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近年来,在几起典型的邻避冲突治理中,我们采用“决定一宣布一辩护”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管制决策模式。这种模式使邻避冲突陷入多元利益之争、信任差距和公民无序参与三大治理困境,并导致了最终的政策僵局。破解该治理困境则需要引入参与式治理模式,通过推动决策的多中心参与和完善协商合作机制来规避邻避冲突的发生,使城市管理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治理。     

从“政府强制”走向“多元协作”:邻比冲突治理的模式转换与路径创新

典型案例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在邻比冲突治理中主要采用政府强制型治理模式。单一政府治理主体、政府强制性治理机制和线性治理路径,是政府强制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的典型特征。政府强制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以及邻比冲突治理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的诸多阻滞性因素,决定了我国政府强制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必然面临治理绩效不彰的困境。从政府强制型治理模式走向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实现邻比冲突治理模式转换和路径创新,是邻比冲突治理的必然选择。多元协作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在邻比冲突治理中引入多元主体平等参与,综合运用多元化的协作激励保障机制,根据邻避设施类型对邻比冲突采取类型化的治理路径,应能克服政府强制型邻比冲突治理模式的诸多不足,促进邻比冲突治理。     

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为视角

社会协同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过程是多重张力催生的结果.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有助于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当前,在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的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作用,通过政府—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中国式邻避事件及其防治原则

随着周边居民强烈抵制大型工程项目建设的集体行动愈演愈烈,关于邻避事件及其治理的研究也就成为学界和政界亟待攻关的重要课题.中国式邻避事件呈现出“立项—抗议—停止”三段式演进逻辑,具有合谋式决策、非理性抗议和无赢家结局等特点.工程项目自身的负外部性、社会评估的缺失、个人利益诉求的高涨以及公共信任的匮乏等因素导致了邻避事件的频发,其防治路径在于借鉴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坚持自愿原则、预防原则、公平原则和沟通原则,加强相关制度的设计、创新、建设和实施,善于解决与协调邻避事件引发的矛盾,而不是一味地回避矛盾,有效防治社会风险,维护和增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