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斗、批、改”思想述略

从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时期。“斗、批、改”由“文革”前几年的政治理念或局部、分散的政治实践发展为全局性、多层次、宽领域的政治运动，不仅占据着宣传话语的主流地位．且呈现诸多历史元素胶结交织的杂乱气象，故亦称全面“斗、批、改”。     

林彪与江青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上)

在“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与江青究竟保持什么样的政治关系，这是研究这场政治运动时必然遇到、也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剖析他们的政治关系，不仅可以看清这两个人的本来面目，而且有助于了解“文革” 中一些重大事件的真相。而要深入研究此问题，只看他们的公开言论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仔细考察他们私人之间的来往和谈话；因为，通过后一渠道，才能了解到价值更高和真实性更强的材料。下面，就让我们沿着这个线索来进行研究。 （一） “文革”以前，林彪与江青很少单独见面。随着 “文革”的酝酿和发动，他们之间的直接接触和间接联系…     

关于“文革”神话的探析

“文革”作为历史仅仅过去三十余年．人们对“文革”的记忆却很模糊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虽然在思想理论上和政治上否定了“文革”，但由于强调“团结一致向前看”，不纠缠历史旧账，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因此对“文革”没有进行彻底、深入、系统地反省．尤其关于“文革”的历史细节的叙述．在我们的官方文本和历史教科书中，都显得极为鲜见，造成年轻一代根本不了解“文革”这场大内乱、大灾难的真相。不知“文革”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怎样的破坏作用。     

领导干部要始终绷紧“讲政治”这根弦

为什么要讲政治、如何讲政治．几位州委领导结合恩施州实际．从讲政治讲什么、为什么要持之以恒地讲政治、讲政治要把握好四种关系、讲政治应贯彻五点要求等方面讲了自己的学习体会．讲得很好，让我深受启发、深受教育。在今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中，我们要把“讲政治”这根弦绷得更紧，意识要更自觉．并落实到行动中去。就此。我讲三点体会．     

协调者：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政治角色

将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引入政治学当中，对于我们研究某些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文革”的特殊年代，周恩来的政治角色可以定义为协调者，协调者的政治角色本身的优势和局限性，决定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政治行为。这种角色使周恩来能对“文革”中的‘左’倾狂热起到协调缓冲作用的同时，却又限制了他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效果，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周恩来在“文革”当中表现出来的某些违心的政治行为。     

萧克上将生前披露第一次反“围剿”的细节

开国上将萧克在“文革”中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下放到江西永修县云山垦殖场劳动。1970年秋，我受命收集永丰县党史口述资料，冲破“文革专案组”的刁难，来到“五七干校”敬访萧克部长。后来，萧克回京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1972年冬．我赴京第二次登门拜访，聆听萧老热情侃谈。两次接触中，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历历在目，...     

一部填补历史记忆的新著——评罗平汉教授的《“文革”前夜的中国》

前不久,看到罗平汉教授的新著《“文革”前夜的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我眼前一亮,似见到精神“恋人”,身心为之一振,马上展卷仔细研读,以填补对那个时代的空虚记忆。再三研读后,本人深感“解渴”,并不揣冒昧地认为．该著作是国内近年来乃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研究“文革”史的一部力作。著作在研究的内容、材料搜集、写作方法等诸多方面．令人耳目一新。     

陈伯达对人民日报社的一次荒唐视察

“文革”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场劫难，也使生活在“文革”台风眼中的一些人从精神到作风都扭曲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进入“文革”年代，他“疯狂了”，情绪忽起忽落，言语有时难以控制，荒唐至极。他忽而红得发紫，在陶铸被打倒以后，     

论毛泽东晚年“大民主”思想

“大民主”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产生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极盛于“文革”，终止于改革开放初期。历史上的“大民主”自始至终与中国政治运动相伴，其本身也加剧了政治运动的剧烈性。研究毛泽东晚年“大民主”思想，可以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一些值得深思的历史经验教训。     

致富全靠好政策

1962年，我响应党的号召，带着建设新农村的伟大理想，从城市来到当时的南郊区小站公社东西庄房大队插队落户，那时我20岁。由于我吃苦耐劳。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一年后我被选为大队团支部书记，1964年又担任了民办教师。“文革”期间，由于受舅舅在台湾这一社会关系问题的影响，我被视为“有特务嫌疑”，成了“不可重用”的人．1968年5月被免去民办教师费格，勒令我回村劳动……     

＂民主＂与泰国乱象

今年以来，动荡不已的泰国政局，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透过复杂的政治乱象．人们不难看到．在泰国政治舞台上轮番登场的政治力量．都是打着“民主”旗号。通过“街头政治”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其结果却是造成无休止的政治动乱．引发多起流血事件，对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灾难．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文革"起因研究综述

“文化大革命”——这场20世纪中外罕见的长时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历史话题,也是学术界长期的研究热点。而对于“文革”起因的探索,不仅有利于深化国史和“文革”史研究的深入,对于当今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亦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20 多年的思想解放和对苏欧剧变的反思,学者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文革”的起因。本文拟将20多年来学术界对“文革”起因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群体心理学视角下的“文革”一代

“文革”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一场全民性的社会大运动。“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则演绎了这场运动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剧。本文用群体心理学的视角,从群体的“人”、领袖的“人”和真正的“人”三方面分析“文革”中群体、领袖和个人之间的内在互动及相关原因,以便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解构“文革”时代,去感估“文革”一代。     

我在『军委办事组』的见闻

1968年12月1日．我从济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被借调到“军委办事组”工作。1969年12月，“文革”开始后停止工作的总政治部恢复办公，“军委办事组”所属的两个业务工作机构——政工室、干部室的几十名工作人员。大部分被转到总政治部工作．我亦随往。现将我在“军委办事组”期间工作、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整理若干．以飨读者。     

中国当代文艺与政治的同构——浅议“文革”时期的文学和艺术

文艺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除具配合政治基础的因素之外,应当具有其主体独立性。然而在“文革”这一特殊环境中,文艺却走上极端,成为了纯粹的政治符号。本文试从文艺理论思潮及文艺创作角度,浅析在文革时期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同构关系及其带给我们的思考和经验教训。     

我与李丹琳从特殊年代一路走来

“文革”前，我与李雪峰的女儿李丹琳同在北京大学三年级学习，她在历史系，我在国际政治系。那时女学生少，都住在一栋楼里，我住二层，她住在楼上。大家埋头学习，很少和外系的同学来往，并不相识。1966年李雪峰当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丹琳成了“名人”，在校院内经常看到她活跃的身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     

为创建“学习型机关”提供优质服务

现在的社会是“学习型社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一向注重学习的党。我们作为党政机关人员．政治业务素质、管理水平、工作效率和工作作风如何，体现着我们这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影响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及其执政目标的制定和实现。因此，创建“学习型机关”不仅是学习型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党员永葆先进性的内在要求。而对于我们专门从事图书资料工作的部门和人员来说．要想增强服务本领．为建设“学习型机关”提供高效优质服务，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大将粟裕的“文革”岁月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位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的开国大将：不仅没有被拉出去批斗，没有因为中央军委的“一号命令”而强制离开北京，更没有被监禁或坐牢；而且还出席了“文革”期问几乎所有象征政治待遇的党代会、人代会、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一直者陧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1967年4月更是增补为中央军委常委，和他同时增补的有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三人，粟裕不是元帅却进入军委常委，开我军之先河。这一现象在开国将帅中是极其罕见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承担了许多具体的工作，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邓小平在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前后

1978年4月27日至6月6日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后领导拨乱反正．特别是整顿军队的重要步骤。这次会议从1975年提出到1978年召开，历时3年半。其间，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经历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历史转变．也贯穿了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三次“跌落”和复出。回顾36年前这次会议召开的前前后后，对今天学习领会习近平于2014年10月底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纪念古田会议召开85周年，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不断提高“政治三力”

任何思想观点和理论范畴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我们党提出不断提高“政治三力”的政治要求，有其深刻的历史语境：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新历史方位，同加强党史学习教育、总结汲取历史经验联系起来，所要求的对象覆盖全体共产党员等。深刻把握不断提高“政治三力”的政治逻辑在于：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必须旗帜鲜明讲党性，必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不断提高“政治三力”必须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论：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增强战略思维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