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执政问题研究——以抗日民主政权和"三三制"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将陕甘宁苏维埃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权,并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在实现民主政治方面走在了国民党的前面,赢得了不同阶层的赞同与支持。为了把中共政权真正改革为"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在政权的人员组成上,毛泽东提出了"三三制"的原则。为解决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一方面,中共在进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后,在政府机关中设立党组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定期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作为"三三制"政权的一种补充。一些地方精英通过选举、聘请的方法,进入边区各级政府和参议会中,重新获得社会的尊重,能够为中共政权服务,也为中共赢得了较好的社会声誉。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断地制度创新,是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革命前后中共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与实践

大革命前后,中共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中共在成立伊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组织工人上,认为应该先有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主张"宣传、组织、训练,究竟是比军事运动十百倍重要的事"。随着形势的发展,武装斗争对于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的重要性逐渐显露,建立军队、从事军事活动也愈发地迫切起来,中共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周恩来等认识到武装力量很重要,但没有突出武装力量的阶级性质。在国民党突然叛变革命时,中共真正认识到武装斗争,尤其是独立掌握的武装斗争对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共真正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付诸实践。八七会议更进一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后,武装起义如星火燎原一般,在湘、鄂、赣、粤、陕、甘、豫等地次第展开。从此,中共开启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中共六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起点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共六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起点。它正确地制定了党争取群众的总路线;自觉地萌生了"农村中心"思想。深入研究中共六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对于进一步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年外国人如何看延安——外国人见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13年

外国人对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印象深刻,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专门提到中共领导层的问题,认为中共领导层是一个胸怀理想、英勇奋斗的领袖群体。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毛泽东系列著作的发表,进入了到过延安的外国人的观察视野,他们高度评价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中国的了。国际友人还不约而同地积极、正面地描述和分析了延安的社会面貌,包括土地改革、"三三制"政权建设、生产互助和大生产运动等各方面。他们逐渐理解了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并对其为人民服务的角色予以赞赏。     

张静如与中共历史群体研究

加强中共历史群体性研究,就是在中共历史研究过程中要关注不同社会群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这是加深和拓宽中共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摆脱传统研究范式中的"精英史"和"事件史"藩篱束缚的必然要求。在中共历史学界,张静如率先提出了加强社会群体研究的主张,并围绕这一主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详细阐述了中共历史群体性研究的内涵和意义,以及加强中共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手段等问题,为中共历史群体性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发展定位变迁

正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移到了城市",开始了"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时期",城市工作由此成为中共的工作重心。中共接管城市后,党政军等领导机关几乎全部迁入城市,城市无可争议地成为各级行政中心。在以重工业化为目标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人民政府进一步将优质资源集中到城市,城市也成为各区域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可以说,中共入城以后,城市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命根子",是中共新政权建立和巩固的最重要阵地,也是中共施政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摊贩管理的路径选择

本文以上海摊贩为考察对象,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管理中的路径。在对"非单位"群体管理过程中,中共延续了早期革命动员的方式——群众路线来进行摊贩的管理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中共较好地处理政府、积极分子以及民选代表三者之间的关系,成功地把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员群众转换成"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从而在初期摊贩管理中取得明显成效。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在东北的实践——结合日方观察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运用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在东北地区坚持抗日,引发日本方面的高度关注。日方观察到,中共起初灵活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领导团结东北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抗日斗争。193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一二六指示信"后,中共东北党组织开始实施"反日的统一战线"策略,使东北的抗日斗争迎来新的突破。中共将党领导下的赤色游击队和红军改编为人民革命军并联合或改编其他抗日武装共同抗日,在农村的政权建设从创造苏区转变为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在宣传与苏联的关系时从"武装保护苏联"调整为"实行中国民众与苏联兄弟友谊的联盟"。基于大量观察分析,日本方面关于中共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在策略的性质、领导者、活动对象方面形成了一些认识:中共在东北实行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雏形;中共始终是反日统一战线策略的有力领导和坚强核心;中共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极大限度地动员了中外民众共同加入到反日战争中。日方的观察进一步证明,自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斗争,积极凝聚民族力量,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从《解放日报》社论分析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1944至1945年8月间,中国抗战进入尾声。当社会各阶级都在为抗战之后"干什么"积极行动之际,中共也有了自己逐渐明晰的政治设计。作为延安时期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在宣传党的政策决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从中可以清晰把握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政治主张。其时,中共最重要的政治设计在于包括国民党统治集团及各党各派在内的"联合政府",为此,中共曾积极努力力图使其变成现实。不过,中共也一直坚持中国的出路在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并且在解放区较为彻底地实行了这一道路。在"迂回曲折"诸路不通之后,中共最终选择了剔除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另外一条"联合政府"的道路。     

一九四一年中共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观察

1941年6月22日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中国朝野各方对这场空前绝后的大战均非常关注。中国共产党更是对战局的发展进行持续的观察,并在对内、对外的宣传中对战争的走向展开了评论。苏德开战之前,中共对于双方是否会开战存在疑虑,直至临战时才得到战争不可避免的情报。卫国战争开始后,中共旗帜鲜明地统一了"苏必胜、德必败"的认识,其宣传重点则是苏德战局逐渐胶着、趋向持久。9月基辅突然沦陷,中共事先对其并未察觉,中共宣传机构随后作出辩证的解释。中共沉稳而审慎地关注着1941年底苏联在莫斯科会战的逆转,其对于卫国战争的信心也因之逐渐恢复。不过在乐观的宣传话语中,中共仍不乏冷静的评述。1941年中共对于卫国战争苏胜德败的总体判断,虽是其意识形态的产物,但相当程度地包含了中共对于国际政治、军事战略的深刻理解。     

地缘革命学: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地缘革命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回归"人———境"关系的视角来解释革命的缘起。赣南、闽西能成为江西苏维埃运动中心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其独具一格的地方特质:集封闭性与外向性于一身。中共革命的成功,在于其一方面成功地结合了地方因素与群众动员两种手段;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地缘因素与中共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互动关系,使革命产生了动力。当然,中共并非从一开始就能娴熟地将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它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打造互联网时代的党建e桥——伊春市开放型党建“五大平台”的经验与启示

正党的建设,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障。在伊春林区转型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为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中共伊春市委立足实际,提出全面构建"创业型班子、担当型干部、服务型组织、双带型党员、开放型党建"的"五型"党建工作新格局。在开放型党建的建设中,中共伊春市委组织部创新性地提出了"五大平台"建设,通过不断地实践探索和推广应用,为全媒体时代创新基层党建理念,加强和改进基层党建工作开辟出一条新的路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在东北的实践——结合日方观察的分析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运用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在东北地区坚持抗日,引发日本方面的高度关注。日方观察到,中共起初灵活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领导团结东北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抗日斗争。193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一二六指示信"后,中共东北党组织开始实施"反日的统一战线"策略,使东北的抗日斗争迎来新的突破。中共将党领导下的赤色游击队和红军改编为人民革命军并联合或改编其他抗日武装共同抗日,在农村的政权建设从创造苏区转变为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在宣传与苏联的关系时从"武装保护苏联"调整为"实行中国民众与苏联兄弟友谊的联盟"。基于大量观察分析,日本方面关于中共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在策略的性质、领导者、活动对象方面形成了一些认识:中共在东北实行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雏形;中共始终是反日统一战线策略的有力领导和坚强核心;中共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极大限度地动员了中外民众共同加入到反日战争中。日方的观察进一步证明,自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斗争,积极凝聚民族力量,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论中共“三大”对党的建设的历史意义

今年是中共"三大"召开90周年。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确定了国共合作方针,制定了许多关于党的建设的方针政策,为党的迅速发展壮大和扩大影响创造了条件,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中央苏区文化研究

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始终是文化发展与变迁的核心问题.中共处理传统文化问题有何历史经验?在不少学者看来,中共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左"与极左,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道理.对于这种观点,学术界长时间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回驳或考证.本文选取中央苏区时期这段中共革命史上最激进的时间段,详细地考证了中共的传统文化政策与实践,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角度,清晰地证明了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一方面极力反对旧文化,反对传统礼教,倡导妇女解放,反对迷信旧俗,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文艺进行了大力传承与利用.因此,笼统地认为中共全盘反传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是在最革命的时期,中共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论与实践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启示.     

“党外布尔什维克”苏灿瑶

他是一个党外人士,却在白色恐怖中千方百计地支持和掩护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因此被人们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他就是江津笋溪中学校长苏灿瑶。在他的协助下,当时綦江和江津两县共产党组织领导机关"中共(江)津綦(江)边区特别支部"在笋溪中学秘密成立。从此,这里的革命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党     

毛泽东与中国工农民主专政的创建

正政权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确定"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随着中共二大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的制定,根据民主革命任务的要求,中共致力于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国共合作后,中共的策略着重是通过"国民会议"运动来实现其政权建设的目标。毛泽东是在领导开展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才比较深入地接触政权问题。随后,他在领导发动秋收起     

建党初期的宣传工作与革命道路探索中的得失北大核心CSSCI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面临群众接受困难,政治环境恶劣,人力、财力制约等诸多问题,但在中共的重视和努力下,通过健全党的宣传组织、加强阵地建设、开展多种宣传活动等,逐步使宣传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推动大革命走向高潮。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致使中共高估了宣传的作用,认为宣传重于组织和军事,放弃了军事指挥权,成为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之所以如此,有当时全党认识的局限性、中共不是执政党的地位、共产国际的干预等主客观原因。中共逐步走向"笔杆子"和"枪杆子"的结合,并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与成长付出的代价和拿血换来的经验分不开的。     

从“四个现代化”到“第五个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的演进轨迹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中共现代化思想经历了从"四个现代化"到"第五个现代化"的演进轨迹。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认识到,必须发展工业,拥有现代化的军队,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逐步形成并确立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共开始把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和谐社会等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把政治概念与现代化一起使用,这是继"四个现代化"后明确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是中共现代化思想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内在规律。     

“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步”:中共城市社会整合思想与实践(1949～1957)

新中国建立伊始便高度重视城市社会管理,并根据城市社会的实际状况与中共的社会理想确立了城市社会改造的目标。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共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把城市社会"组织起来",使城市社会秩序很快得到稳定。伴随着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一五"计划的推进,城市社会被"单位化",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步步地得到强化。此后,以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的封闭型城市社会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中共所进行的组织化或者说制度化的社会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社会建构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