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治理变革

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间社会治理模式几经变迁;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基本动力是社会结构转型;目前,我国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已具雏型,它是包括社会治理目的与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式、治理过程、治理绩效六个子系统的有机体系。     

打造城市发展升级版:城市环境风险检视与超越

在生态城市建设中,要特别关注并治理城市环境风险,它关系到生态城市建设推进的效果,关系到城市竞争力和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的活动,而人类的活动又往往给城市带来环境风险,这正是城市发展的悖论和纠结所在。超越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悖论,既需要城市生态意识的启蒙与培育,也需要构建从单方支配到多元共治,从单一城市治理到多城市联合治理的城市生态治理模式与机制。     

城市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结构与框架战略

城市公共危机在社会需求和政府能力之间存在一种极大的张力,其本质不仅是构建现代危机管理体系的问题,还是政府与社会权力关系重构的问题。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目标的根本在于建立"自治、共治、公治"并行的现代公共危机治理模式,在公共危机事件干预全过程和公共危机治理全要素支持的双层叠加回应机制中设计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体系结构,将风险管理(R)、危胁管理(H)、应急管理(E)和灾害管理(D)整合形成连续统的治理框架,打造全主体参与、全要素剖析、全过程应对的协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形成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应急预案有效、机构职能明确、技术手段先进的创新战略。     

融入社会才能凝聚社会--城市社区党组织与各类组织的沟通与协作问题探析

城市社区党组织与各类组织的沟通与联系是社区党的建设乃至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课题.以"强政党、强社会"为目标模式构筑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过程中,既要进一步增强社区党组织的代表性功能与社会动员、社会整合功能,又要促进社区各类组织的发育与分化,形成分层分类的网络化社区组织结构体系.同时,社区党组织依托有形组织载体,与社区级组织网络建立直接而稳定的功能化联系,依靠党员个人影响,与邻里级组织网络建立间接性松散型个别化联系,使社区各类组织真正成为党联系群众、凝聚群众的中介力量,实现党组织在融入群众中领导群众,在融入社会中整合社会.     

新中国农村治理的经验与教训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乡政并立、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阶段,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也基本经历了一个下沉、全面渗透和向上回抽的过程.这些变化表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中国农村治理变化的主因;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农民利益的实现程度影响了农村治理的效度;尊重农民的创造是党在农村领导方式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当前,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实现国家权力和农村自治的有机结合是农村治理应当关注的问题.     

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治理模式变迁及其内在逻辑——基于浙江的个案研究

中国市场体系的发育过程,既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过程,也是社会生活秩序和社会生活逻辑的演变过程,同时也必然是地方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变迁过程.市场化的改革既为地方治理模式变革创造了重要的社会基础条件,同时也给这种变革探索建构了相当大的内部与外部压力.浙江各级地方政府在扩大公民制度性参与渠道,增强政府的服务性功能,强化地方公共政策的回应性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为我们理解市场体系发育和市场秩序扩展进程中地方治理模式的变迁,以及市场化改革同民主政治发展双向互动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构建与优化

危机管理碎片化倾向是我国城市危机管理面临的潜在共性问题.走协同治理道路,提升政府危机协同治理能力是危机管理破除碎片化、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点和突破点.文章在界定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内涵和要素基础上,基于危机管理4R生命周期理论,提出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基本结构,包括协同预警能力、协同应对能力、协同恢复能力、协同削减能力等.从四种治理能力出发,结合我国城市危机管理实际,提出构建和优化我国城市政府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若干政策建议.     

城市社区：治理与重构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城市社会治理主体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被新的政府主导治理模式所替代,其治理体制特点为:权力配置集中;自上而下单项进行;“政社合一”;社会被国家结构化。到了80年代,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出现,大量国有企业的破产以及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的出现,使城市社会治理结构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方面,政府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为社区提供了政策与法规;另一方面,非政府社区组织日益参与、渗入社区并介入社区活动。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治理转型将是一个趋势,它表现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的结…     

公共服务下社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城市社区治理转型已有的研究过于关注制度的形式构建而忽视制度运行的实质内容。因此,国家在对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进行创新时,应将公共服务作为制度运行的实质内容,并通过公共服务这个载体使国家权力渗入到城市基层。这是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必然结果,是应对城市社区公共性萎缩和强化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必然选择,是应对居民认同感衰落和重塑居民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现行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进行变革,使管理理念由管制转变到协同、权力衔接体制由消解转变到共生、社区活动空间由封闭转变到开放、邻里社会资本由失范转变到互惠。     

农民流动、秩序变迁与乡村治理的重塑——基于河南G村的调研

在传统乡村社会,村庄边界封闭,农民流动少,内生规则和机制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乡村治理稳定而有序。然而,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快速推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加速流动,乡村原有的价值观念、社会认同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变,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价值基础、政策基础都在改变,这些对乡村治理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原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治理基础的变迁,以至于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现象和治理困境。乡村社会要适应这种巨变,必须立足于人口流动的现实,从价值培育、治权塑造及机制创新等层面,挖掘乡土社会内生资源,融合国家治理的目标和方式,构建起与转型乡村社会相适应的新型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