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韧性治理的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基于制度、政策与组织维度的分析

工业社会中形成的以综合化、专业化和标准化等科层制为主要特点的公共安全治理范式越来越难以应对日益复杂、不确定性的风险，走向韧性治理是后现代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必然要求。韧性治理将治理视为研究焦点，强调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适应性，外显为治理机制在不确定环境中动态调适以保持演进活力，具有地方性、整体性、开放性、调适性的基本特征。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从治理范式的三个维度即作为核心框架的制度、作为行为指导的政策、作为行动载体的组织着手，构建一个理解韧性治理的整合性理论框架，探讨如何使治理系统更好地适应风险、敏捷地应对风险，可以达到富有韧性的、良善的治理结果。围绕使治理系统兼具稳定性与灵活性的韧性治理目标，稳健的制度系统通过保有健全完整、多样嵌套及学习演进的基本特征以保障治理秩序的稳定，灵活的政策系统通过把握治理形势及时机随外部环境变化有准备地调适，弹性的组织系统通过调整规模结构、强化领导动员及文化营造促成治理系统在常态与非常态间衔接转换。三者在动态演变中相互建构，通过良性互动促成韧性结果的达成。制度为政策限定范围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政策的治理空间，同时指导组织行动并对组织认知、行为策略起决定作用。政...     

大数据:风险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新思维与新技术

当前我国正处于风险高发的社会。风险社会中我国公共安全问题呈现集中爆发性、复杂广泛性和危害严重性的特点,公共安全治理面临重应急处置轻风险治理、安全意识淡漠、治理主体单一以及治理技术落后和能力低的困境。当前兴起的大数据革命为我国风险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带来了新思维和新技术。大数据思维将风险治理作为公共安全治理的逻辑起点,遵循正向思维全流程治理模式,重视科技话语,重塑治理机制,实现公共安全治理的多元协同和科学化。大数据技术为公共安全治理提供强大的数据信息基础支撑、工具能力支撑和技术平台支撑。     

从四重失灵到协同治理:农民工职业风险治理新理路

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已经成为农民工职业生涯中不能承受之重,从农民工职业风险治理着手来减少其伤害性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在现实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慈善失灵以及应对失灵而使治理陷入困境。基于此,在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下,构建政府主导的网络化治理结构及信任、激励、监督等运行机制,采取多元化策略,提高农民工职业风险治理绩效,同时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技术治理范式下城市风险治理的变革、隐忧及效能提升路径

城市风险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看技术的发展,技术因素在城市风险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范式由科层治理向技术治理演化,技术治理成为当代城市风险治理的新路向。现实中,技术手段的运用引发了诸如风险感知智能化、风险治理空间边界数字化、治理要素关联精准化以及风险治理结构扁平化等城市风险治理变革。同时,技术因素作为引发城市风险的重要根源,其在城市风险治理中的运用带来了诸如城市社会技术割裂、风险治理目的技术化、技术治理失灵以及技术伦理入侵等技术治理隐忧,需要通过强化政府主体介入、引导技术治理向人本价值回归、规范技术运行以及夯实技术的伦理道德基石等路径来提升城市风险的技术治理效果,以增强城市风险的治理效能。     

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风险与困境

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强调公安机关、当地政府、营利性安全服务组织、非营利性的安全服务组织及公民个人等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与互动,是一种多中心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弥补政府单中心供给的不足,成为推动公共安全管理民主化、社会化、分权化和竞争化的重要力量。然而,合作网络治理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在我国公民社会不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不完善的情况下,公共安全的合作网络治理面临着意识形态的质疑以及诸多操作层面的困境,具体表现为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理念还未深入人心、多元主体还面临身份认同的合法性质疑;公共安全服务市场化、社会化可能引发公益性风险和道德风险;对合作网络治理中的公共安全服务供给绩效的评估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等。多重的风险与困境直接影响着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绩效。     

社会资本与风险治理:构建风险治理机制的探讨

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面对复杂的不确定性的现代风险,单靠政府部门是无法有效应对的。各种社会组织以其丰富的社会资本在风险治理、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与社会组织建立风险治理机制,利用后者社会资本导入风险治理的各个环节,以实现治理的目标。为此,政府应通过扩大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支持等方面培育和利用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本。     

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风险与困境

在我国公民社会不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不完善的情况下,公共安全的合作网络治理面临着意识形态的质疑以及诸多操作层面的困境,多重的风险与困境直接影响着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绩效。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社会风险治理机制的优化

当前,我国的改革正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社会矛盾不断凸显,社会风险因素异常复杂,这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了严峻挑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提升风险治理能力,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但目前我国的风险治理机制尚不完善,与和谐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坚持防范为主、防治结合的风险治理思路,坚持宏观建构微观治理结合的基本原则,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风险治理体系,形成整合各类社会资源的风险治理系统,增强风险治理的实效性,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从“化繁为简”到“繁简相生”: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的过程机制研究——以深圳市B区义警为例

“乌卡时代”,厘清政民合作治理过程机制对于实现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至关重要。既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政民合作治理的前因条件与合作绩效,却忽视了对中国情境下政民合作治理过程的分析。鉴于此,以合作治理理论为基础,立足政民双主体视角,构建了基于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合作动机—行为过程—价值共创”的过程机制解释模型。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是政民双方基于各自的合作动机,通过利益互融、资源互补、协调互动、信任互惠、成效助推,最终实现价值共创的循环迭代过程。     

基于多圈层耦合的重大突发风险事件媒介化治理能力体系建构北大核心CSSCI

在“媒介化社会”和“全球风险社会”加速演进、复杂耦合的挑战下,应对重大突发风险事件亟待提升媒介化治理能力,这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媒介化”对风险治理既有范式带来的治理挑战及变革可能性出发,综合多学科视角,分析其内涵及生成机理,可以将重大突发风险事件媒介化治理能力解析为党的全面领导下多元耦合的“媒介自律能力—媒介协同治理能力—媒介国际合作治理能力”三个能力圈层,并据此构建出多圈层耦合能力体系框架。重大突发风险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建设本质上是因应“媒介—风险—社会”的共生关系,基于媒介自律前提,释放媒介作为新型治理工具和新型治理主体的建构性潜能及制度化力量,继而促成多圈层能力耦合集成、增强治理韧性的动态过程。这一进程是因应风险媒介化和媒介化风险的治理变革,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升维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