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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农村党员、基层工作者,和有些党员一样,我也曾经在不同场合说过:“我只是政策的执行者,我做不了主。”我曾经认为这是实话实说,但却从没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大的、决策性的政策都是党中央制定的,那么是否我们每一级政府,每一名干部都是政策的执行者,而且都是“做不了主”的执行者?如此一来,是不是所有的事都要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那里才能得到解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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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其军 《四川党的建设(农村版)》2012,(8):39-39
4月22日.县畜牧局局长张奇的帮扶户张燕反映,她家饲养的种兔不少都流产了。公义镇畜牧兽医站接到服务请求后.特请我去进行技术支援。经初步诊断,我认为是饮水有问题。我告诉张燕处理办法:送水检验.并在饮用水中添加l%的复合维生素,以增强兔子的抗病能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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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4月,周恩来总理出访归来,第二天在报纸上有消息说“周总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看到此,周恩来找来写此报道的记者,指着报纸上的消息说:“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他还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现在,天灾人祸搞得我们连饭都吃不饱,我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管,居然还“神采奕奕”?这样宣传“上不合于国情,下不安于民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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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私营企业主。几年来,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企业效益逐年提高,向国家缴纳的税金也不断增加,我还积极参加当地的修路、助学等社会公益事业。我知道,我的企业能有今天,都是靠党的好政策。基于这种想法,三年前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经常向负责我们企业党建工作的联络员汇报思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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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原是一个街办厂的供销科长,当时厂里连年亏损,已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两年前,我担任厂长后进行了转产和减员增效的改革,经过一年努力实现了扭亏为盈。但是,我的入党问题却迟迟解决不了。主要是有些人说我在领导班子内不讲民主,什么事都是个人说了算,家长作风比较严重。平心而论,我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但是。我认为瑕不掩瑜,这与我所取得的成绩相比。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不能泼脏水把孩子也泼掉。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方面的观念都要更新,对我有意见的同志是不是观念太陈旧了?我的这些想法是否正确.请给予指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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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宁建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9):70-70
“班级的光荣来自于我们”——用文化引领你的班级
“班级的光荣来自于我们”,这是某班教室后墙上的一句标语。这句话是同学们自己提出的,由全班同学公认的班级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班主任在班集体建设的过程中,无时不用这句话激励学生、鞭策学生。在这种班级文化的引领下,师生都能时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并形成一种共识:“集体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集体的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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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爷,我们是区工商局的工作人员,今天给您送种子来了!”7月7日下午,在遂宁市船山区唐家乡西堰村村民李发根的院坝前,一辆贴有“红盾助困行动”的农用运输车停靠在路边,两名工作人员把一包蔬菜种子、一袋化肥送给李发根。“李大爷,您还有什么困难,尽管给我们说。”“你们都帮到我家里来了,再大的困难,我们都不怕。”李发根黑黝黝的脸上堆满了笑容。这是船山区开展的“五帮五评”活动中的一个剪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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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老家江西来到了我工作的广东,我们聊得最多的是村里的事情,因为从父亲的嘴里可以了解到更多我不知道的农村事。当父亲说邻居吃低保时,愕然的我简直不敢相信。邻居在村里不但不是贫困户,而是一户生活富裕的人家,儿子是一位乡干部,早己成家立业,几个女儿也出嫁了,日子都过得舒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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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于志云,今年31岁,是柳河县安口镇大沙滩村村民,家有3口人。1999年在村党支部的帮助下,我调整种植结构,发展了10亩烤烟、10亩苗木,年纯收入3万多元,走上了富裕路。 几年前,我家可不是这个样。那时,我思想保守,靠传统的种植方式维持生活,家里连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日常花销靠东挪西借。越穷越懒,越做越穷,我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1998年底,镇党委在党员“冬训”中开展了“一帮两带”活动,当时我们村是远近闻名的种植烤烟、苗木专业村,眼看村里党员同困难户结成了“帮扶对子”,我心里着急也没办法。心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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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扬 《共产党员(沈阳)》2013,(12):42-42
“8·16洪灾的情况我在媒体上看过,再听现场宣讲,感受更深了。党员干部的事迹非常鼓舞人,社区书记讲的都是自己的事,让我们很受感动;城管领导讲抚顺变化大,我也感受到了……”10月30日,抚顺市委在市劳动公园举行“我们在一起,凝聚正能量”党的群众路线宣讲活动时,一位正在散步的老人感慨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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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笔者就目前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和个体性事件讲课。在讨论时,有一年轻记者表明了一个让我十分惊讶的观点。大意是说,那些官家和富家的孩子,由于他们出身决定就得承受更大的社会风险,被伤害甚至杀害是可以理解的。我当时表示反对,我认为无论孩子出身如何,我们都没有理由原谅杀人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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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工作。这年10月下旬的一天,部领导通知我到台里开会。我发现到会的基本上都是中年以上的“老电视”,都是业务骨干和技术尖子,像我这样年轻资浅的则寥寥无几。我预感到可能会有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因为领导对自己的器重而颇感不安。果然,根据中央的指示,台里决定由我们组成一个摄制组,要在几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连同一整套设备,月底赶赴长沙执行任务。领队是当时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国家广电部副部长王枫。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