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生态治理:新政治叙事与公共议题转换

生态现代化作为新型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模式,意在打造新的政治叙事逻辑,即由普遍化、同质化的"宏大叙事"的话语体系转向生活化的"微小叙事"的行动范式。城乡基层社区作为承载新政治叙事话语并带有制度试验性质的功能主体,其生态治理理念和实践已在现实落地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在生态现代化理念的浸润下,环境政治思维的凸显对现实治理模式的反馈作用,使生态治理成为兼具政治话语和治理实践的"显性的社区治理"的叙事范例。反馈到理论层面,则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学界研究议题向"自组织-生活"行动领域和"微观公共领域"分析路径建构的一种推动力。     

基层政治生态优化与基层治理有效性的提升

基层政治生态是基层治理的环境基础,通过对治理主体行为模式的塑造影响着治理的最终成效。当前基层治理中出现的村官腐败、村霸横行等问题都与当地的基层政治生态破坏有关,只有通过政治生态的改造才能更好地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实现公共目标,提升基层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处于转型期的农村政治生态的开放性更高,政治生态结构和政治生态文化的问题使基层治理中出现的矛盾更多。这就需要从组织、制度和文化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重构基层政治生态,以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互动的机理、模式与机制——以浙江省P县为例

创新基层党建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浙江省P县郑家坞镇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理念,以全科干部、全责书记、全心党员为载体,突出抓好联系村干部、农村党组织书记、农村党员三支基层执政骨干队伍建设,建立就亲就近就便为原则的党员联系农户制度、党员实绩公示制度、党员先锋指数考评制度、党员权责统一办法、村民履行道德义务红黑榜制度等工作机制,构建起"党委政府—村两委—农村党员—联系农户"的工作落实构架,推动了基层治理工作,形成了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互动的政治保障机制、动力机制、实现机制。     

弹簧模型: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的一种分析框架

从行动逻辑的角度来研究基层治理较有代表意义的是政府的"不出事"逻辑和民众的"闹大"逻辑,这两种逻辑分别从单向主体入手展开研究,只能就基层治理中社会冲突的一个侧面进行解释。"不出事"逻辑是政府的行动逻辑,"出大事"逻辑是民众的行动逻辑,而社会冲突往往是双方甚或多方互动的结果,并且行动主体还将根据形势变化来调整行动方式。鉴于此,在详细比较和梳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冲突理论、胡克定律的基础上,将"不出事"逻辑和"出大事"逻辑通过弹簧模型这一理论模型有机整合起来,提出了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的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弹簧模型"。弹簧模型包括一个核心概念、两大行动主体、三种条件因素、四点理论假设。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演进机理与扩散逻辑研究——以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为例

政策属性对政策扩散速度和扩散规模具有显著影响。作为发展型社会政策,易地扶贫搬迁从试点到推广都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完成的。通过观察2001—2020年间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扩散过程,可以探寻该类型政策的演进机理与扩散逻辑。与传统以S型曲线为代表的“渐进主义”演进机理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扩散呈现“断点式”非渐进增长形态。从政策目标、指导原则、执行机制三个维度审视中央政府干预程度的变化可以发现,面对中央更高的政治势能,地方政府会衍生出政治、治理、社会三重行动逻辑。对比不同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发布时间节点可以看出,“政治逻辑”在其中居于统领地位。     

让智能化服务更加精准

正近年来,辽宁省鞍山市扎实开展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试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各方面各环节。加强政治建设,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作用,确保政治方向不偏离。市委推动鞍山师范学院成立社会治理学院,对8100多名党支部书记进行全员轮训,加强理论探索、培养治理人才。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民主协商、群团带动、社会参与等机制,以党建"绣花针"穿起基层治理"千条线"。     

城乡结合部的基层社会生态、党建生态与治理生态研究

城乡结合部是一种有别于乡村、城市的跨界性存在,其生态系统涵盖社会生态、党建生态、治理生态等范畴。城乡结合部的基层社会生态,通过其空间格局的变动性、存在样态的双重性、社会治理的复杂性、社会交往的淡漠性等特征属性展示出来。城乡结合部的基层党建生态,呈现出基层党建模式选择的灵活性、流动党员管理点多面广、党群关系受到复杂利益关系挑战、区域化城乡结合部基层党建势在必行等图景。构建城乡结合部的基层治理生态,应以"党建统社建"为基本内核,着力在将治理的政治功能融入服务功能、推动治理精英代际转型、凝聚治理文化共识、形成治理整体合力、提升治理法治化水平等方面加大探索力度。     

“双轨政治”重构与村治结构创新——以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

中国乡村治理改革提高了基层治理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的困境。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通过重构“双轨政治”,有效解决了新一轮基层治理困境。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推动村民自治转型,进而激活村民自治的治理活力和治理能力。通过转变政府治理逻辑,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激活村庄社会资本,重视乡土社会的治理资源,为基层半正式治理方式让渡空间,进而提升国家与社会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对接。     

网络空间中政治亚文化的结构转型与治理逻辑

在网络空间中,"网络化"推动政治亚文化的结构转型,其结果是在"异质文化"中生成"非理性文化"。从现象层面分析,非理性文化是网络空间政治亚文化与社会空间政治亚文化对于政治主流文化存在不同反应的结果。从逻辑层面分析,网络空间中非理性政治亚文化的生成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第一,网络规范相对于社会规范的异化;第二,网络社会化对现实社会化的异化;第三,网络文化生产结构对社会文化生产结构的异化。在上述三方面的作用下,非理性政治亚文化存在"减压"与"颠覆"两种可能性。网络空间中非理性政治亚文化的治理需要突破以"管控"为主导的逻辑,而从主体、衔接与生产三个层面建构以"治理"为导向的逻辑。在新的治理逻辑中,实现政治主流文化与不同形态政治亚文化相互适应、相互理解与相互建构。     

从“公共性治理”到“人情政治”——陕西省W县S村“公共性衰弱”的内在逻辑

当前一些地区的村庄治理"公共性衰弱"现象突出,"钉子户"搭便车行为危害公共品供给,村组干部公共性担当弱化,更为关键的是"人情政治"凸显。无论是干部的任命与当选,还是宅基地、低保等稀缺资源分配,都隐含着"人情"的逻辑。因为缺少充分的政治博弈和竞争,基于人情政治网络形成的"分利秩序"更具隐蔽性。少数人对资源的"俘获",稀释了国家财政对基层的反哺效应,诱发基层治理内卷化。     

人工智能时代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创新研究

以数字算法与信息应用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然成为政党政治发展的共生系统,正在深刻影响着党组织"对内""对外"的组织力,这为基层党组织全覆盖、党员教育管理、群众工作以及基层社会治理等都带来了新机遇。然而,智能技术在推动组织发展中也潜含着"技术利维坦"风险,信息超载、技术依赖、数字鸿沟、资本逻辑等日益成为影响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重要变量。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基层党组织应以"智能+党建"为愿景,一是加强智能技术在党建领域的顶层设计,二是彰显智能技术的组织功能与政治功能,三是打造线上线下群众"注意力市场",四是提升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智慧治理水平。最终运用智能技术科学配置组织资源,形成上下联动、深度融合、多元参与的党组织发展新局面,进而提升人工智能时代的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发挥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带动作用

正积极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迅速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是党建引领推动基层治理的重要环节。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委组织部积极探索,创新实施"五步法"工作方法,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动作用,以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水     

技术治理的适配性：基层治理数字化改革的效度及逻辑反思

技术与治理融合已成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形式和基本特征。技术并非简单植入治理场景并必然产生治理绩效，其赋能、赋权效应存在不确定性。技术运用的适配性是技术能否从工具转换成范式，变革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技术适配张力和各种适配性偏差，是导致“技术反治理”现象的主因。从“工具—体系—行动”维度，通过适配性视角考察技术与治理互融互促的结构性、本源性逻辑，基层数字化改革应依赖技术嵌入、结构吸纳与社会协同的并进，达成“技术—价值—结构—生态”的多向度适配，实现系统性治理形态升级。技术与治理形成价值层、结构层、生态层互适融合，从治理工具、治理体系、治理行动全面驱动数字化变革。技术治理最终应走向系统性、适配化的整体治理。     

推动“红色物业”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积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这种新格局必须是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近年来,济宁市以被确定为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示范市为契机,坚持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施"双基"工作三年行动,整合各方力量资源,探索党建引领物业服务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把物业服务企业打造成服务群众的"红色服务队"。     

以社会组织撬动社区自治活力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政策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生活的行动取向。北京市通州区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州区社区社会组织从治理结构上具有内生性、自洽性和联结性的特征，从治理功能上表现出精准服务、社区整合、价值倡导和沟通政社的优势。社区社会组织基于对居民日常生活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的适恰结合促成了嵌入式治理，为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和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嵌入性: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

从社会治理形态演变历程来看,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具有"嵌入性"特征。社会政策嵌入社会治理从"单一性嵌入"到"整体性嵌入",实现了嵌入的工具理性选择。社会治理嵌入社会政策从"双向性嵌入"到"多重性嵌入",体现了嵌入的价值理性判断。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实现了政治嵌入,但社会嵌入和经济嵌入尚不充分,社会政策的工具理性滞后制约了社会治理的可操作性。因此,要实现"整体性嵌入"和"多重性嵌入"就必须遵循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的"嵌入性"逻辑。     

中国基层民主运行逻辑与反思——以村民自治的发展走向为检测视角

村民自治是贯穿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基本逻辑。我国基层民主的发育经历了从个体参与到组织参与的民主彰显形式，通过组织参与促成民主权利的回归。同时，民主是选举和治理的综合体，基层民主以村民自治为依托．对基层进行治理，通过社区建设达到村民民主能力的提升。目前，中央惠农政策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新动力，以惠农政策为基础，发展农村经济，提升了基层民众的民主实践能力。村民自治的政治实践不但使我国基层民众零距离“操练”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而且直接推动了我国民主建设向纵深发展。     

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中央提出完善村党组织引领下的乡村治理,实际上包含了治理主体优化、治理网络重构与治理机制搞活三个维度,遵循着提能赋权、组织起来与上下联动的党建引领逻辑,有力提升了乡村治理成效。具体而言,中央通过村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合法性建设与有效性建设,对村级党组织提能赋权,巩固村党组织对乡村治理领导的权威基础;通过整合村级资源、吸纳社会组织与推动合作行动,重构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依靠村党组织将乡村治理中的资源、主体和行动重新组织起来;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通过"自上而下"的上级党组织督导和"自下而上"的基层党员动员的办法,确保了乡村治理机制的顺畅和活力。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既对乡村治理既有困境进行了有效回应,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乡村"三治"体系的融合。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行动逻辑与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乡村发展与乡村建设提供了全新的价值指向和战略支撑。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而有效治理的核心在于建构一核多元的治理共同体,新时代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来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行动逻辑层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遵循的是整合碎片化乡村社会、服务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培育乡村社会自治能力的逻辑;在实践路径方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核心在于增强乡风文明建设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引领、政治吸纳与嵌入动员相结合的组织建设,以及民主决策与执行监督相统一的行动统筹。通过凝聚治理共识、增强治理合力,从而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     

行政吸纳市场:治理情境约束强化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基于湖北省武陵山区W贫困县产业扶贫的个案研究

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借助多样化的行动策略应对政策指令或谋求生存发展空间。但是,基层政府行为常常以自我利益而非公共利益为导向,往往导致基层治理困境。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治理情境对基层政府行为的约束有所增强,基层政府行为呈现出新的特点。文章以湖北省武陵山区W贫困县的产业扶贫为个案,认为贫困治理情境约束的强化以有效减贫为核心内容,促进了基层扶贫部门与贫困群体的利益衔接,进而推动基层扶贫部门采取行政吸纳市场的行动策略,即:基层扶贫部门采取激励举措吸纳市场主体参与贫困治理,在贫困治理结构再造的基础上建构政府、市场主体、贫困群体三种利益主体的共赢机制,以应对贫困治理情境中日益增强的有效治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