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诉求表达的法治化思考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纷繁复杂,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大量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制度化渠道的不通畅,导致已有的利益诉求表达制度被“闲置”,而民众合理地利益诉求却无处表达.利益诉求表达是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法治的核心原则之下,如何畅通群众的利益表达,如何保障他们的利益救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之间存在一定关联,社会资本的存量是有效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各基层党政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培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并大力培育民间组织,实现民众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和保障。     

社会组织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分析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实现民众意愿,由民众自发组成的非营利性团体,可以有效弥补新型治理模式下政府失灵的困境,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有着各级政府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社会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可以发挥减压阀和稳定器的积极作用;新型治理模式需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     

民众诉求集体表达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急剧转型期,社会矛盾也随之进入了的凸显期和高发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众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各地民众诉求集体表达的维权行动此起彼伏,有力地加快了我国法治建设。随着民众力量的加入,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动力在国家之外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同时,我们也要重视民众诉求集体表达中可能带来的破坏性风险,尽快将之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从而切实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对策探微

随着社会结构深度变迁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高发频发的趋势,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突出问题。群体性事件成因复杂,其根源在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民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畅、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薄弱、政府治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政府官僚主义作风和消极腐败现象严重等。客观公正地看待群体性事件、创新政府治理机制、全面提升公务员的综合素质以及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等,是政府有效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路径选择。     

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价值考量及其限度

在群体性事件中,缺乏制度化的对话机制是导致公众的诉求非制度化表达的重要缘由,而民间组织以理性的特质在政府与公众之间起到沟通和协调的作用。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对于满足公众有效获取信息、实现利益整合、促进理性表达和增强民众博弈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只有将其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政治价值。     

群体性事件与协商民主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许多以利益矛盾为核心的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协商民主在解决群体性事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平等的沟通和协商,实现信息公开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增强执政合法性,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化解利益矛盾,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公共决策中的群体性参与

群体性参与是指一定范围的社会利益群体以临时集结的方式进行的公共参与活动,其诱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利益的多元化、行政决策利害关系人的多数人状态、其他参与途径的不畅通.群体性参与是公众的一种参与方式和利益表达方式,本身不具社会危害性,与群体性事件并非完全等同,但是,如果引导、规范与处理不当,则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对参与人员,甚至对社会造成重大的损害.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有效规范群体性参与,有必要借鉴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共同代理人制度",以有效地提升行政程序的效率和群体性参与的理性化,并有利于解决利益冲突引起的社会矛盾.     

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规模也有扩大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诱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因素是,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缺乏有效的救济渠道。为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创建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化解群体性事件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让其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二是政府要依法行政,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三是确保司法公正,强化司法权威;四是公民应依法行事,理性对待群体性事件。     

法治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群体性事件作为各种社会矛盾所导致的特定集群行为，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客观存在，应该摈弃传统的将群体性事件定性为政治事件或违法犯罪事件的思维模式，从法治的立场和公民利益表达以及利益博弈的角度，定位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探讨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机制。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对策研究——基于法治的视角

文章基于法治的视角,对贵州瓮安事件、重庆万州事件、安徽池州事件等"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进行观察与思考,提出基层县级政权应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应选择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中心的"法治进路",并予以分析论证。     

应对群体性事件日趋组织化的思考与建议

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组织化特点日趋明显,有必要畅通体制性渠道,通过吸纳"草根精英"进入信访代理员队伍、大力发展"网格内"基层自治组织、着重培育"维权型"社会组织等方式,将自发的社会维权运动引向以可控的组织形式表达诉求,破解群体性事件日趋组织化的难题。     

政治发展视域下的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及其消解

在传统统治观中,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是消极和破坏性的,依靠强力的刚性维稳成为应对这类事件的普遍选择。但从政治发展视角看,在民主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村社会改革内生动力缺乏的现实中,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扮演了要求、发动和推进乡村治理变革的角色。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的积极性和建设性在于不断突破传统管控体制的单一模式,成为促使中国社会转向新型善治的原动力,倒逼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进而推动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依法治国的进程。只有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厉行以确认和确保公民权利、限制和规范公共权力为核心的法治,推进以开放社会发展空间和提升公民参与实效为重心的民主,才能从根本上消解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     

基层群体性事件治理模式转换初探

我国传统上采取压制型模式治理基层群体性事件,其特点是以权力为中心、以维稳为目标、以控制和打压为主要手段,并且重处置轻预防。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效果不理想,面临着维稳与维权的两难困境。因此,要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需要转变治理模式,寻求维稳与维权的平衡。参与式治理以权利为中心、以公民有序参与为目标、以沟通疏导和对话协商为手段、重预防,有助于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危机,破解基层政府维稳和公民维权之间的两难窘境。这是群体性事件治理模式转变的恰当选择。应根据国情,通过搭建平等与理性的对话平台、设置制度化的协商程序和借鉴科学的协商方法,建构公共协商机制来实现参与式治理。     

透过乌坎事件看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新趋向

乌坎事件显现出我国群体性事件有如下主要的新趋向：由自发松散型趋向于组织严密型;由一地矛盾冲突趋向于多地串联与互动;由单纯泄愤型或经济诉求型趋向于经济政治复合诉求型。这些新趋向的出现会给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带来更大的难度和挑战,不过,它们的出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众见识增长和公民意识增强的另一种体现形式,因而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群体性事件的新趋向再次证明维权才能维稳、政府应当正确对待民众的诉求。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及其消减途径探析——一个政治文化的分析视角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是臣民性和依附性、专制性和人治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传统政治文化正由臣民政治文化向公民政治文化、由依附政治文化向参与政治文化转型。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没有顺应这一变化，其治理理念中尚存的专制性和人治性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内在因素。消减群体性事件必须实现政府治理理念向民主服务型和法治型转变，加强民众参与机制供给的数量和可操作性并使其制度化。     

关于弱势群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透析

群体性事件是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弱势群体是各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本文着重从社会结构断裂、社会不公平、心理上的相对剥夺感和失衡感、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日益增强与民主诉求渠道缺失的矛盾、社会控制机制弱化、直接诱发因素等六个方面对弱势群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以利于加强控制和治理。     

创新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机制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是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期。社会弱势群体没有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是群体性事件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我们应当在法治的条件下,创新弱势群体在现有的体制内利益诉求的体制机制,使多样化社会中的合理利益诉求通过法律渠道、制度途径表达出来,并尽可能得到实现。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及其治理

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邻避设施的负效应成为了引发社会冲突和滋生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也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巨大挑战。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和显失公平的利益分配、民众利益诉求、表达权利被剥夺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恐慌是邻避冲突产生的客观原因，但政府部门在处置过程中的缺陷也是导致冲突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的关键。因此，要解决邻避冲突，应完善政策法规和重大项目决策程序，建立依法治理的长效机制；强化公共协商和政府回应，及时消除误解，把邻避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强化协同机制，提升邻避冲突的系统治理能力，妥善治理邻避型群体性事件。     

农村群体性事件处置的法治方式探析

法治是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必须着力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一是树立依法执政观念,提高基层政府依法管理社会的能力;二是完善农民诉求表达机制,把农民诉求纳入法制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渠道;三是推进农村民主化管理,在广大农村地区体现党和政府民主执政的要求;四是把握我国农村民情,正确处理法治和德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