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是1963至1965年期间，根据中共中央连续发布的《十条》和《二十三条》指示，在我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参加了由公安部和山东省公安厅组成的工作队。去山东曲阜姚村公社姚村大队薛村生产队搞了八个月的“四清”工作。在当时和尔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参加“四清”工作对个人来说十分重要，不仅要写进人事档案。连“户口簿”上都有记载。我的户口自1964年l至8月，曾迁移到曲阜又迁回北京。因为那会儿还没成家，是集体户口，由单位给统一迁出与迁入。若干年后。从户口簿变动栏的记载中，才知道当年搞“四清”，我是带着户口去的。     

安子文蹲点二十里铺研究

目前学界有关"四清"期间领导人蹲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64年9月以前几个极具影响力的"四清经验"上。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1965年9月至1966年4月在河北省正定县二十里铺公社二十里铺大队的"四清"蹲点经历,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安子文领导工作队分四个阶段开展当地"四清"工作。在"四清"的准备阶段,工作队宣讲政策、帮助村民秋种、培养积极分子;清经济阶段,工作队解决干部"四不清"问题;清政治阶段,工作队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建设阶段,工作队整顿党支部,稳固运动成果。对待干部"四不清"问题、进行阶级成分划分、组织生产建设三方面内容,体现了安子文蹲点对《二十三条》的坚决贯彻。与其他著名"四清经验"相比,安子文的蹲点更为中规中矩。     

赵树理在曲里村(上)

正可爱的家乡曲里村1963年5月20日,党中央印发了由毛主席签发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草案)》,即"四清"前十条。当时我中学毕业回到生我养我的今潞城市史廻乡曲里村,当了本村的民办教师,有幸耳濡目染人民作家赵树理老师来我村参加"四清"并创作了《十里店》,让我终身难以忘怀。曲里村位于山西潞城西翼紧临潞安矿区的浊漳河北岸。农业学大寨时的曲里村,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山灵水秀,人寿年丰。南河湾、北河湾、金沙滩三面绕村,四边群山环绕。上级领导先后背着铺盖卷来蹲点包队,和社员们     

“四清”运动运作模式的微观考察——以山西省襄汾县小王村为中心

政治运动是中共在革命时期解决问题的惯用方式,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方式被沿用下来并在历次运动中总结出一套开展运动的方法。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发起了"四清"运动,1963年至1966年间,小王村"四清"运动经历了"三清"、"小四清"和"大四清"三个阶段。小王村"四清"运动在运作方式上体现了深思熟虑、精心策划、步步为营的特色,工作队运用行政强制、利益诱导、宣传教育和情绪感染等技术手段,使运动得以顺利开展。然而,政治运动有着天然的局限性,"四清"运动最终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纳入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171·清正廉洁在农村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我在北京市平谷县的山区人民公社工作了近7年,耳闻目睹了几位农村干部清正廉洁的故事。书记进桃园,不吃一个桃平谷县胡家店生产大队的中共党支部书记杨玉成,是北京市的农业劳动模范,曾多次受到市领导的接见,其所在大队也荣获了北京市农业十面红旗之一称号。1965年秋,我在这个大队搞"四清"工作,是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指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下进行的。     

赵树理在曲里村(下)

正心系曲里村,情铸《十里店》1964年上半年,黄碾公社党委书记李藏粟来曲里蹲点包队,他让负责派饭的张秋胜特意把饭派到我家。晚饭时,李书记避开家人给我讲,是赵树理老师建议他来曲里包队的,并拿出赵老师的信让我看,信中主要说了两点:第一是为巩固"四清"成果,探索"四清"运动斗争的复杂性,建议一把手应在曲里蹲点。第二是让我利用教学课余时间,协助李书记写一份《"四清"运动后的曲里村》文字材料。李书记吩咐我说:"调查报     

河北省农村"四清"运动始末

河北省是全国"四清"运动的主要源起地之一."四清"运动中的一些作法和"经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     

60年代长乐与连江的“四清”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运动,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提出来的。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农村开展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要求各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试点。按照当时的说法,开展“四清”运动是进行反修防修实践的一个重大措施。福建省闽侯地区先在面上结合整风整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作为试点。     

“桃园经验”及其影响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农村的运动,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城市的运动,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简称“五反”。为了指导运动的开展,中共中央于1963年5月和9月,先后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关于     

一次显露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的寿筵

鉴于四清前段运动中出现了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的“左”的错误,1964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各地负责人在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时机,召集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以总结前一段“四清”运动的经验教训, 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主要矛盾、运动的性质以及做法等问题上发生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了批评,会议也由此延长至一个月之久。这样,毛泽东与刘少奇由运动之始的配合默契转而走向分歧。     

农村基层反腐之路——结合“四清”运动与乌坎事件来考察

当下,农村基层反腐紧迫性与重要性日益凸显,寻找一条正确的农村基层反腐之路困扰着我们。结合"四清"运动与乌坎事件来考察,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四清"运动,还是自下而上的乌坎事件,运动式反腐在取得相应成效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运动式反腐所蕴含的不可控性。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在反腐败问题上,我们需要的是不断的改革,以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改革之路是农村基层反腐,也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加强的必经之路。     

“四清“运动中的毛泽东与刘少奇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一场以"反修防修反复辟"为宗旨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一波三折,时而配合默契,时而冲突激烈,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四清”运动研究述评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党史国史学界对"四清"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本文对"四清"运动的起源、过程、内容、经验教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思想分歧以及历史评价等问题作了学术史的回顾,并就"四清"运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进一步深化研究提出了建议.     

大巴山“四清”中两次文艺演出

1965年,即"文革"肇始的前一年夏天,按照中共四川省委统一部署,四川省所有大学的四、五年级学生,一律派去乡下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时间为6个月。其时笔者就读于重庆大学电机系,遂照学校安排去了川北达县(现达州市)的申家公社。申家地处大巴山区,穷。著名画家罗中立的成名作《父亲》及后来很多作品描绘的都是那一带风物。川北山区的荒远、苍凉和古朴,在罗画里被描述得很准确。     

“四清”运动对农村社会人员的影响

"四清"运动是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农村不同身份人员产生了不同影响。     

“桃园经验”为何能够在全国大热

"桃园经验"是"四清"运动高潮阶段的夺权样板,作为王光美第一次群众政治运动"首秀",其在全国大"热"必定是多种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本文试图分析"桃园经验"全国大"热"的原因,增加对于60年代初期"四清"运动的了解。     

山西农村“四清”运动述评

山西农村"四清"运动是"左"的错误思想指导的产物,运动分四个阶段:1962年10月-1963年4月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起步阶段;1963年5月-1963年9月是农村"四清"运动的试点阶段;1963年10月-1964年8月是运动的全面展开阶段;1964年9月-1965年7月是集中精力打歼灭战阶段;1965年8月-1966年8月是向"文革"并轨阶段.本文对这五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作一简述.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黑龙江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的基层单位开展的一场政治运动。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1963年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问题。3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二届五次全委     

“四清”轶事

1964年冬,福建分别在连江、南安、建瓯等县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想)。当时,我从学校毕业,被分派到连江总团敖江分团当队员。8000余"四清"队员压境连江,进行整训。     

“四清”工作队员研究——以甘肃省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以甘肃省四清工作队员为中心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共中央为了掌控四清工作队员,进而控制运动走向,展开了系列制度安排,包括工作队员的培训与选拔、政治待遇与生活保障、组织安排、奖惩与整训、检查和鉴定制度等。这些制度安排制约了四清工作队员在运动中的行为选择,保证其最大程度地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