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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别被打为第一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刘少奇被迫害.于1969年含冤去世。邓小平则得以幸存并再度被启用,这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刻意保护有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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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流放”到了江西.或许是历史的巧合,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头”,竟然是他20多年前太行山下的老部下——罗朋.笔者幸得机会采访了这位当时的见证人,听到了他真实动人的回忆……1938年参加革命,命运多舛1938年,我从广东家乡北上延安参加了革命.1945年,曾在晋冀鲁豫军区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从那时起,常聆听刘伯承、邓小平的教诲,对刘、邓首长十分爱戴.解放后50年代,我在公安部武装民警局任副局长.1959年反“右倾”,被下放到青海省劳动.1962年调到江西,任江西蚕桑垦殖场党委书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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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过程中,中宣部被称为“阎王殿”。我当时任中宣部办公室副主任,随着这场政治灾难的到来我被罢了“官”,也变成了“走资派”。从蹲“牛棚”到五七干校1967年下半年,中宣部实行军管后,我们蹲了一段时间的“牛棚”。1968年9月,军管组为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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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光辉灿烂的一生,就象滚滚东流的黄河,时而浩浩荡荡、奔腾直泻,时而环山绕岭、迂回曲折,其革命经历之丰富,即使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也是罕见的。在政治上,邓小平曾经“三落三起”,历尽艰辛。1933年,他因抵制王明的“左”倾错误而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受到党内最严重的警告处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作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于1969年10月被押送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劳动改造了3年多;1976年4月7日,由于他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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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一直很想去井冈山看看 1972年12月22日.邓小平按照惯例.早早地起了床。这一天,他和夫人卓琳要去井冈山参观访问。他对自己能有此行.从内心感到高兴。邓小平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一场灾难使他成了“中国第二号走资派”,被“炮打”、“火烧”、“罢官”、隔离审查。1969年10月,他又和众多被打倒的老干部一起,被林彪的“一号命令”遣送离京,流放到江西监护劳动。从65岁到68岁,这位曾为共和国建立了不朽功勋的老人.走过了他一生中一段艰难辛酸而又悲壮的历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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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中,斗争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所指的,实际上是坚持正确主张的一大批老干部。“文革”结束后,被定为“走资派”或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大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事实证明,把一大批老干部定为“走资派”是完全错误的。那么,“走资派”的概念到底是怎样形成的?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作了如下概括:“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概括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到后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认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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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1日.我从济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被借调到“军委办事组”工作。1969年12月,“文革”开始后停止工作的总政治部恢复办公,“军委办事组”所属的两个业务工作机构——政工室、干部室的几十名工作人员。大部分被转到总政治部工作.我亦随往。现将我在“军委办事组”期间工作、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整理若干.以飨读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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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73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态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7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复出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在那次离奇而又预示着危险的“革命”开始时,他被称作“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头号走资派”是前国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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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8,(Z1)
一、“文革”中的特殊经历,迫使邓小平进行反思,他的改革开放思想由此发端在“文革”中邓小平的经历是:被打倒—复出—再被打倒,这在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是在“文革”初期,邓小平因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成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19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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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月,地处赣西北的江西云山垦殖场笼罩在瑟瑟的寒风中,萧克将军同农垦部的几个“走资派”一道,被遣送到设立在云山垦殖场红湖分场的农垦部“五七”干校。再次来到曾经浴血奋战和工作过的地方,萧克将军心潮起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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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启龙,1913-2003,江西永新人,15岁参加井冈山革命斗争,红军队伍里有名的“红小鬼”,建国后出任过浙江、山东、福建、青海、四川五省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谭启龙作为山东省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幸运的是,谭启龙在受冲击,被打倒直到重新工作的几年时间里,周恩来总理曾经三次指示把他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三次与他面谈,还有五次在关键时刻,通过各种途径指示有关部门对他采取保护性措施,从而使他躲过了“文革”的灾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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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元帅生前曾多次到过湖南。其中,有3次经历颇不寻常:第一次是1938年遭遇“长沙大火”,第二次是1939年创建“南岳游干班”,第三次则是1969~1970年间“流放”湖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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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继续兴风作浪在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发布后,“四人帮”继续在全国掀起更大规模的“批邓”运动。在连篇累牍的报道、社论、批判文章中,他们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扣在邓小平的头上,说他“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他们指责,“‘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争夺思想阵地”是“舆论准备”;“首先抓班子”是“组织措施”;“全面整顿”是“行动部署”。他们反复论证“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宣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宣传“走资派还在走”,号召起来斗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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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机场原来是海军航空兵学校,1969年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关系紧张到极点。整个东北包括山海关机场再也不能背靠苏联老大哥的“沙发”了。于是。1969年5月,山海关机场的海校搬走,归属海军航空兵某师建制。我被任命为山海关场站参谋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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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神州大地的一场浩劫,也是毛泽东晚年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不幸。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于1969年4月、1973年8月分别召开了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共计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322名。据不完全统计,到“文革”结束后,第九、十届中央委员有百分之四十多被清查,上百名中央委员犯有错误或罪行,其中有13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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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陈士榘是20世纪20年代参加革命的。像他这样农民出身的高级将领,在心目中都把毛主席视为神,主席为推翻三座大山运筹帷幄他们也出生入死、冲锋陷阵。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打倒“走资派”,他们也睁大眼睛寻找,有一天轮到自己被打倒,他们也无怨无悔。“文革”中,有人为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