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误区及矫正

现有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既有测算上的技术偏差,也存在整体上的战略误判。农民工市民化固然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但同时也会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长远看农民工市民化的收益远大于成本。对于研究者来说,要走出拘泥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细节的误区;对于决策者来说,当务之急是在中央政府、输入地政府、输出地政府、企业与农民工之间构建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通过制度设计激发各方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     

农民工的市民化成本

正养老保险补贴占长期成本近一半,是最大压力。市民化成本并非高不可攀,推动越晚成本越高。以常住人口为依据,调整各级政府财政分配关系。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成本农民工市民化实质是让农民工享有与本地市民相同的各项权利和公共服务,其成本主要包括,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医疗保障成本、养老保险成本、保障性住房支出、其他社会保障支出和社会管理费用等等。     

制度供求失衡: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重要障碍及破解思路

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离不开政府制度的引导和支持,而客观存在的户籍、就业和社保等制度供求失衡却成了农民工市民化受阻的重要制度障碍。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多举措破解制度失衡。各级政府既要准确定位,校正制度供给成本与收益的衡量标准,还应更新观念,走出认识误区;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下,积极进行各项具体制度创新,全面创建机会均等、权利平等的制度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工同城市的融合。     

流动人口市民化政策目标偏差研究——以东莞市为例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市民化政策,旨在让农民工逐步享受与本地户籍人口平等的市民权利,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地方市民化政策却出现了目标偏差的现象。文章以东莞市为研究个案,聚焦于公共教育、住房保障和就业服务三大公共服务领域,考察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存在的目标偏差。这种现象的表征在于政府所提供的市民化政策与农民工需求之间存在张力,并在不同的公共服务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目标偏差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存在着目标替代、手段优先以及注意力转移三种主要路径,而在影响因素分析中,资源依赖、绩效压力以及参与缺失是导致目标偏差发生的根源性因素。通过对影响政策效果因素的分析,推动我国市民化政策的真正发展。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经济的加速转型及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农民工的方式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城市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进程中，存在着经济发展与较低的农民工素质之间、制度缺失与城市劳动力市场拉力扩张之间、社会歧视与农民工市民化适应进程之间的矛盾。为此，我们要通过消除制度障碍、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途径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浅议“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主要障碍

“农民工”市民化 ,是指在我国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 ,借助于“农民工”已经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优势 ,使其在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但是 ,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 ,仍然存在着思想认识的偏颇、城市政府的担忧和困惑、既得利益集团和群体的阻力、户籍与土地制度的障碍、城市基础设施的限制、“农民工”自身素质以及与市民的“油水”关系 ,使之融入城市社会困难重重等方面的障碍 ,阻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顺利推进。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服务及其创新——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的经验与启示

我国农民工问题因政府政策偏离而产生，故应以政府服务回归而终结。而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堪忧，政府服务虽有一定改善，但仍存在服务体制不顺、服务动力不足、服务措施不全等诸多问题。宁波市海曙区政府因农民工数量较大。由于实际需要而通过一系列理念、制度和服务创新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农民工服务模式，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由此我们总结出由政府人为的历史政策和不舍理制度导致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需要政府依托公共服务来解决。因此转变政府对农民工的服务理念、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赋予农民工市民权利和在城市生活的能力，成为了城市政府服务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进程中一个重要方面,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农民工的"候鸟现象"、"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工的整体素质不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政府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缺失都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在协调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要着重解决几个问题,即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保护农民工的土地权益,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农民工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的路子。     

刍议农业转移人口差别化落户政策

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实要求,但是这项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受到农业人口"三权"维护与转移机制不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缺失等因素的制约。为此,应通过健全农业人口"三权"维护和转移机制、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差别化落户的成本分担机制、推动居住证制度和积分落户制度改革等措施对农业转移人口差别化落户政策予以完善。     

社会合作视野下的农民工市民化

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特征是农民工主体一直作为他者、客体而存在,政府、市场和城市社会等外部力量在主宰着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这种农民工主体缺位现象背后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因素在发挥作用。未来推进的新型城镇化亟需引入社会合作理念,通过政府、城市社会和农民工的合作共变,最终达成城市社会的共融共生。     

第二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与市民化诉求

第二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民工潮”的产物，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以城市为坐标，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他们强烈渴望市民化，实现同城待遇。实现绝大多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也是促进城乡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政府和社会必须从职业生存、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四个层面人手，推进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     

哈尔滨市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析

哈尔滨市农民工市民化存在一系列问题,应从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化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推行户籍制度改革;以"均等化"与"全覆盖"为导向,推动农民工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社区环境,使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以产业为支撑,促进农民工创业就业;以全方位培训为途径,全面提升农民工素质等方面进行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成本测度及分担机制构建——基于私人成本支出的视角

城市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决策过程，本质上是其“融入意愿”与“融入能力”的有效结合。理论界现有研究倾向于从整体视角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进行均衡分析，既未区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异，又忽视了成本要素对城市融入效度的现实制约。本文在对城市融入成本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资本再造成本”和“享乐成本”两个概念，丰富了城市融入成本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浙江的实证分析后发现，高昂的城市融入成本特别是居住成本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为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失范性融入”的问题，建议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及农民工自身相结合的角度，构建多元复合主体的财政分担机制，以逐步破解外来人口机械增长与城市融入效度偏低的现实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冲突与逻辑路向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关乎中国的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良性转型。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超越自身的先赋社会地位,但在多种现实因素的约束下被城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市民化诉求步履艰难。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应然归宿,政府应在城市──县城──乡村的三维视野里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以便让他们到了一定年龄阶段时能够顺利返回故土,从而实现宏观经济与微观个体的双赢。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以宁夏为个案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受到自身及客观条件限制，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阻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因此，政府应有所作为，消除障碍性制度，形成“推一拉”机制，促进人口合理、良性流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缓解城市化与工业化压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城市化的社会成本，以促进农民工群体向市民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之政府责任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和生力军,已经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市民化问题也是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一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收入低、就业难、治病贵等一系列问题,因而政府作为城市治理主导者,应该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上担负起应有的责任,积极深化制度改革,转变管理模式,更好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分析:成本收益与政策选择

农民工市民化是近年来提出的一个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按照经济均衡持续发展的规律,这是未来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和收益对比显示,该政策不是当下的最优选择.而农民工市民化的道路也必须要循序渐进,循着经济发展的脉搏逐渐深化,以实现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协调.     

农民市民化的新议程

当前，合理应对城乡、区域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事关我国新型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全局。基于农民工政策在国家层面的由重劳务转向重市民化的转型，以及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约束，我国农民市民化政策应实现“物物交换”逻辑向“公民权利”逻辑的转变，重视农民市民化和城镇化质量，切实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分享机制。农民市民化的政策目标是要实现由农民工市民化向全体农民市民化的整体推进。在政策内容中，应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不仅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更要提升其从市场中获得收入的能力和参与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在政策行动中，既要发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供应和兜底功能中的主导作用，也应积极发挥农民（工）在自主就业、创业与社会参与中的主体作用，还应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在农民就业选择、要素流动、资源开发与资金筹集等方面的作用，形成推进农民市民化合力。     

正视农民工市民化三大矛盾

正歆远在8月8日的《第一财经日报》上撰文指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但实际落户进程不及预期。必须正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三大矛盾。一是大城市疏解人口政策与农民工更倾向于流向大城市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人口管理政策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     

农民工市民化现实困境与制度环境建设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有别于以物为主的传统城镇化,承载着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缩小城乡差距的历史重任。新型城镇化的显性特征是生活在城市、城镇的人口比例相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口比例的相对上升,其本质性、关键性问题就是农民工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市民。现行的城镇化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难以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难以为农民工的市民化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要围绕农民工的市民化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和发展思路调整,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