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任与政治参与研究

基于2012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调查数据,文章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政府信任对政治参与的重要影响。文章对政府信任作了中央政府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的二元划分,并将政治参与区分为制度内政治参与和制度外政治参与两种类型,文章重点考察了不同类型的政府信任对制度内外政治参与的重要影响。研究发现,政府信任对制度内政治参与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作用。公民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参与村居投票选举活动的可能性就会越大。然而公民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对制度外政治参与没有显著的影响,公民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会明显激发制度外政治参与活动的发生。     

建立社会信任需要深化改革

社会信任是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内的社会成员普遍遵守公共生活准则的人际关系状态。从表象看,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信任要好于现在,但实际情形要复杂一些。改革开放的大量举措对建立社会信任是有益的。我们普遍感到的社会信任缺失,不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而是因为改革不平衡、不深入。尊重与扩张私人财产权是社会信任的基础。收入与财富合理分配是社会信任是必要条件。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重要支柱。健全法治是社会信任的基本保障。扩大公共领域社会分工有助于完善社会信任。     

收入分化、选举参与与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

不同地域、不同村庄以及同一村庄内部的村民之间存在明显的收入分化,此分化对村民选举参与具有重要的影响,也是影响村民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其具体表现是收入越高的村民选举参与的积极性越高,对政府的信任度也越高,但村民选举参与和其对政府的信任没有必然联系。这些发现对探寻遏制村民收入分化的途径、提高村民选举参与的积极性、提升村民的政府信任有重要的帮助。     

我国政治资源的不平衡分布

政治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的政治资源在分布上呈不平衡状态:一是高度集中于首都,给北京带来过大的政治压力;二是各地方的政治代表性分布不均衡,使得各地对中央政策的影响力不同;三是中央的政策在地方之间存在不平等,影响地方的发展能力。政治资源的分布左右着其他社会资源的分配,对地方政府行为有重要导向作用。     

政府与社会协商的主体实质性不平等初探——关于固有性及负面影响的规范性分析

政府与社会协商实践中也存有种种协商主体不平等,为深入分析诸般不平等及其对政府与社会协商实践的影响,文章以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实质性不平等为分析切入点,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这种不平等及其相关影响做了进一步的探讨。研究发现,政府与社会之间存在着若干固有的实质性不平等,对于政府与社会协商实践来说,这种实质性不平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也由此对政府与社会协商实践产生了种种负面影响,主要包括选择的强制性、形式上的包容及其导致的协商排他性、协商过程的操控、协商信用丧失等八个方面。     

经济分配中的平等与机会均等

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社会各种不平等的状况也日益突出起来。分配不公,机会不均等,变得越来越严重,成为限制劳动者积极性充分发挥,道德沦丧和影响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应当如何看待平等与机会均等?收入均等是否就是公平?收入不均等是否就是不公平?收入与平等、公平、机会均等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都是目前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现实理论问题。鉴于其重要性与迫切性,本文拟对此作一尝试性探讨。     

重塑基层政府信任的路径选择

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要主体,政府的决策、行为无不对社会治理成效产生重要影响,而政府决策的可行性,政府行为的有效性都是以政府信任为基础的,一旦政府信任受损,便会失去应有的权威性,出现政府信任危机,而公众会更多的接受负面消息,甚至与政府对立、对社会失去信心。因此,要提升社会信任,在当今这个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首先应从政府建设入手,严格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增强政府信任度,进而带动社会信任的提升。     

从控制型政府管理到回应型政府治理——重塑民众政治信任差序格局的改革探索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高度关注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建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诚信的缺失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流失成为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瓶颈性问题。本文基于对《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1-2019)》(CSMR)的民调数据,揭示了受访民众对政府官员及办事人员信任程度不高的现象,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主客观因素。结合北京市2019年推出的"接诉即办"改革,探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重构民众政治信任差序格局的优化路径与策略举措。新时代加快政府治理思维转变,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对于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

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对不同层级的政府信任存在差异性,其作用效应是有边界的,不论是社团参与还是社会信任,其对于基层政府信任都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但对于高层政府信任均没有显著影响。政府绩效能够有效增进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政府绩效比社会资本更能解释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政府信任的方法显然是改进政府绩效,当然也不能忽视社会资本的长期积累。     

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下民生领域政策供给主体的界定——基于政府信任数据的分析

公共政策的失效跟社会个体对政策供给主体的信任有关。随着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变,民生领域的公共政策成为社会个体最敏感、最关注的公共政策。基于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差序信任格局,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有关政府信任的数据,对民生忧虑与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做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民生领域中的政府信任呈现出差序格局;污染忧虑中的噪音污染、居住忧虑中的社区安全问题,显著降低中央政府信任;医疗忧虑中的看病贵问题、居住忧虑中的社区公共设施问题,显著提高中央政府信任;水污染、噪音污染忧虑和居住忧虑,显著降低地方政府信任。由此,提出了一种基于"政府信任"的政策主体界定新模式。这一新模式有别于以行政权力层级来界定公共政策供给主体,既可以提高民生领域中的政府绩效,改善民生问题,又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美国社会平等吗?

作为一名坚定的新凯恩斯主义者,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长期坚持市场的不完善论,捍卫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一立场也贯穿于他对当代美国社会不平等批判的始终。近来,克鲁格曼连续发文阐释美国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对当前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状     

腐败与公众信任——基于政府官员的调查与解读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众信任是关乎一个政党和政府命运的关键因素。转型期的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着公众信任弱化的严峻挑战。通过对政府官员的调查访谈显示,腐败是当前影响公众与地方政府的信任关系弱化的最主要原因,而比较严重的腐败形势以及公众对腐败的高容忍度是隐藏背后的深层根源。     

收入不平等与公共政策干预:教育、医疗、城市化

收入不平等是困扰众多发达及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问题。本文对41个国家与地区进行比较研究,分析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寻找缓解不平等现象的政策办法。本文采用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GINI系数,世界银行统计的教育、公共医疗、城市化速度等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政府对中等教育的投入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不平等;政府的公共医疗开支能够显著地缩小贫富差距;快速城市化会扩大贫富差距;人口规模和种族隔离历史也是造成不平等的因素。基于以上发现,本文为中国预防和解决不平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我国地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社会矛盾凸显,政府严重"信任赤字"。而中央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的执行却不尽如人意,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国地方政府执行力不足。政府执行力是保持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保证,对于目前转型过程中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中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书架

《政府质量：执政能力与腐败、社会信任和不平等》;《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大中国史》     

收入分配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一个基于供给视角的分析框架北大核心CSSCI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首先,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利于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其次,在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收入分配不平等在对社会劳动投入带来正向"激励效应"的同时,也同样带来了负向的"抑制效应";最后,收入分配不平等使得创新资金投入在不断加大的同时,技术进步效率却在不断降低。因此,调整和优化收入格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收入分配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一个基于供给视角的分析框架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首先,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利于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其次,在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收入分配不平等在对社会劳动投入带,来正向“激励效应”的同时,也同样带来了负向的“抑制效应”；最后,收入分配不平等使得创新资金投入在不断加大的同时,技术进步效率却在不断降低.因此,调整和优化收入格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增强抑或削弱:社会信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影响研究

作为社会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信任,无时不在影响着社会个体的行为选择和认同取向。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数据,利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检视社会信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年龄、性别、社会地位、教育程度、自治组织信任以及非官方媒介信任等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有负向显著性影响。收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没有显著性影响。政治信任、官方媒介信任以及人际信任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有正向显著性影响。为了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必须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夯实社会信任基石。     

对当前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分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已经存在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群体。本文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分析:第一,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中,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第二,这种不平等状况产生的原因。第三,面对这种不平等状况政府应发挥的作用。一、不同收入者阶层之间收入不平等状况分析受现行体制的影响,我国的统计制度被划分成两大块,一块是农业与农村统计,另一块是城镇统计。因此,我们的分析不得不先从两块分别进行,然后再来     

村民的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来自贵州和江苏农村的调查

调查显示,村民对立法机关、想象政府、政府决策、高层政府官员的信任度较高,对实际政府和政府行为的信任度较低;村民对家人、邻居、朋友的特殊信任较高,但对大多数人和陌生人的普遍信任较低,呈现出典型的差序格局。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村民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增长有正向的促进。其中,村民对想象政府和实际政府的信任与社会信任呈正相关关系,但对检察院和法院等司法系统的信任却与社会信任呈负相关。而BinaryLogistic回归的结果则表明,少数民族村民的社会信任度远远高于汉族村民,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些结论为提升村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