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及构想

证据开示是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 ,采用了抗辩式庭审模式 ,却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障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 ,因而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势在必行。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要了解其必要性、主体、范围、程序、效力及责任等问题     

论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完善——以全案移送主义的回归为视角

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将案卷移送方式回归到最初的全案移送方式。全案移送符合我国当下的司法现状,也顺应职权主义国家追求实体正义的诉讼理念,但并非实行全案移送主义就能完全解决我国公诉案卷移送制度存在的所有问题。在全面分析全案移送主义的基础上,应通过设立庭前征询程序、增设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实行庭前实质审查、确立审判中心主义和规范公诉案卷移送程序等途径对公诉案卷移送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行政诉讼审前程序改革

和谐社会要求司法的和谐,行政诉讼审前程序建构是符合和谐社会具体要求的对司法改革的有益探索。目前,我国审前准备工作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预示着审前准备工作程序化的必要性。当事者参与是行政诉讼审前程序中的和谐司法之核心要素。在和谐社会视野下,我国行政诉讼审前程序在诉答程序、审前证据交换程序和审前会议制度三方面应进一步完善。     

刑事审前法官制度的立法构想

我国应设立刑事审前法官,介入刑事审前程序。刑事审前法官应单独建制,并严格控制其资质条件。刑事审前法官主要行使以下权力:审查强制侦查、未决羁押是否合法适当,审前公诉案件是否符合开庭条件,组织控辩双方进行证据交换,整理和固定争点,排除非法证据,救济辩方取证,并进行其他程序性行为。刑事审前法官制度应有相应的权力运作模式。     

民商事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于民商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着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学说。但在当前注重人权保障、强调程序正义的大背景下,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又显得合情合理。实践中,应细化非法证据的范围,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纳入民事诉讼法典,可在审前阶段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完善当事人收集证据的保障机制,以提升司法权威性,保障民商事诉讼当事人的基本权益。     

论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问题

行政执法程序与侦查程序属于法定的不同办案程序，但都以连接两个程序之间的媒介为证据。如何使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和谐衔接，是推进案件顺利办理的关键环节。根据办案过程中证据衔接方面存在的问题，应明确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责，明确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获取证据材料的诉讼地位，完善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立法规定，细化犯罪案件移送制度的立法。     

审前案件分流机制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引入

随着刑事案件的不断增多，我国刑事追诉环节之公诉与审判工作困境频生。消解此种困境应当以公诉分流观念为引导，以程序正义为价值理念，通过缜密的程序设计，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审前案件分流机制以提高诉讼效益。     

我国民事证据时限制度适用的不足和完善

<正>一、民事证据时限制度的引入《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第153条和第179条等的规定说明我国法律采取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当事人不仅可以在第一审中的法庭辩论终结前的任何阶段向法院提出新的证据,"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第125条);即使诉讼进入了第二审程序,当事人还可以向法院提供新的证据(第153条);甚至在判决生效     

论审前羁押制度的完善

审前羁押是法院在对案件开庭审理之前，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采用羁押的方式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借鉴域外羁押制度，针对我国审前羁押中存在的羁押条件粗放、羁押程序简单、羁押场所不独立、被羁押者的权利救济渠道不够等问题，我们须从羁押的法律地位着手，细化羁押条件，改革现行的羁押决定和执行体制，加强独立司法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对审前羁押权的审查和监督，以有效制约审前羁押权。     

“以审判为中心”视角下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反思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突出庭审的实质化。在这场改革浪潮中,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进行重新思考。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对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在此背景下对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进行新的定位,对司法信息应区分为审前阶段和审判阶段,在审前阶段侧重于司法信息的有限公开,在审判阶段则侧重于司法信息的深度公开。     

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没有作出规定.刑事证据保全是一种由当事人提出申请,由法官对此申请进行裁断的具有司法性质的行为,它对于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查明案件事实、推进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从程序正义、诉讼结构、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等角度出发,来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非法证据排出规则的障碍

我国传统的诉讼观念强调查明诉讼案件事实真相以实现实体正义,这种诉讼观念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和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阻碍作用。同时,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存在阻碍排除规则实施的因素,包括法院缺乏独立性、中立性和权威性、追求真实发现的再审制度等。因此,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诉讼观念上和法律制度上的障碍,由此决定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     

浅议民事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民事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所要解决的实质问题是诉讼争议事实真伪不明时,不利的诉讼后果由何人承担.它追求的内在价值,是实现实体法宗旨和价值标准,保证程序公正及诉讼经济和提高诉讼效益.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与立法尚存在不足之处,应当完善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特殊规则和法院调查搜集证据制度.     

论新刑诉法的非法证据庭审程序

非法证据庭审程序和排除规则的确立是新刑诉法的一大亮点。在我国刑事庭审程序中,公诉机关与排除申请人举证责任分配、证明标准如何确定是实务中遇到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领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中,"合理"如何确定、多元利益如何衡量与分配是该制度亟待进一步深化解决的问题,否则,证据排除庭审程序只能形同虚设。或许,今后在立法中确认一种独立的听证程序能更好的达到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即在法院审判中设立一个独立的证据听证程序,配套以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明确的证明标准可以减轻庭审的负担,节约诉讼资源,更好的保障人权。     

建立公益诉讼机制 推进法治社会和谐发展

当前，对于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违法行为，没有相应的制度予以规范和救济，是我国法律制度的缺憾。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构建国家与公众合作的高效公益诉讼制度迫在眉睫。构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几点建议：确立公益诉讼制度模式；规定宽泛的公益诉讼范围；设定公益诉讼先行程序；明确法院立案审查权；适用公益诉讼调解机制；设立国家奖励制度。     

从＂鉴定结论＂到＂鉴定意见＂

“鉴定结论”的称谓折射出这一证据形式的“权成性”，因而容易导致人们对鉴定结论的迷信与盲从，使得人们相信鉴定结论无需进行诉讼双方的对抗质证。而“鉴定意见”的表述较为科学，符合客观实际，有助于降低人们对鉴定证据的盲从。“鉴定意见”的确立为我国诉讼观念与诉讼结构的逐步转变提供了契机，必将开启我国鉴定制度的新发展。     

关于完善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几点思考

为解决我国法院涉及范围面广、数量日益增大的民商事案件,迅速、便利、公正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提高法院的诉讼效率,新民事诉讼法专门新增了小额诉讼程序,为快捷化、简便化地解决小额民商事纠纷提供了诉讼程序的保障。但民事小额诉讼程序立法较为概括,在各地法院实际司法适用中存在许多困难,降低了小额诉讼程序实际的司法适用。为更好地完善民事小额诉讼制度,需要对小额民事诉讼制度在实际司法适用中存在的缺乏统一管理、程序混用、适用范围不明确等问题进行探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民事诉讼调解主体的权限分配研究——以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模式为视角

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是两大法系最基本的诉讼制度模式.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承载着法官的审判权与当事人的处分权,体现了法官与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权限分配的不同模式.在诉讼调解的不同阶段,两种诉讼模式交错适用,参与主体的权限分配模式是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协同作用下的体现,绝对的当事人主义模式或职权主义模式是不存在的.     

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与完善

将法院调解确立为诉讼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一种诉讼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最具特色的制度创设。法院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有效的手段，一度被誉为“东方经验”享誉世界。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法院调解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和审判工作需要，急需改革和完善。     

试论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现状、改革与完善

现行诉讼调解制度弊端逐渐凸显，必须重新审视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基础，改革和完善我国诉讼调解制度：对诉讼调解原则进行科学界定；确立诉讼调解的范围；改革调审合一的模式；采取不公开形式进行调解；对生效调解书设置一定的补救措施；赋予当事人调解程序启动的选择权。以此树立起法院应有的司法权威，树立起人民群众对法律应有的信仰和对法治建设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