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江西抗战之二:兄弟携手御外辱

<正>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亡运动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开始与中共高层接触。7月17日,周恩来等代表中共中央在庐山与国民党方面进一步商谈国共合作抗日的问题。国共两党在江西这片土地上演绎了"兄弟携手御外辱"的辉煌历史,在南方8省乃至全国抗战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国共合作谈判的消息传到赣粤边区,在油山一带领导红军健儿进行游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在东北的实践——结合日方观察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运用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在东北地区坚持抗日,引发日本方面的高度关注。日方观察到,中共起初灵活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领导团结东北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抗日斗争。193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一二六指示信"后,中共东北党组织开始实施"反日的统一战线"策略,使东北的抗日斗争迎来新的突破。中共将党领导下的赤色游击队和红军改编为人民革命军并联合或改编其他抗日武装共同抗日,在农村的政权建设从创造苏区转变为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在宣传与苏联的关系时从"武装保护苏联"调整为"实行中国民众与苏联兄弟友谊的联盟"。基于大量观察分析,日本方面关于中共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在策略的性质、领导者、活动对象方面形成了一些认识:中共在东北实行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雏形;中共始终是反日统一战线策略的有力领导和坚强核心;中共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极大限度地动员了中外民众共同加入到反日战争中。日方的观察进一步证明,自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斗争,积极凝聚民族力量,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试析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日统战关系的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领导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同一切愿意抗日的社会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和军队都建立起了抗日救国统战关系。其中,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杨尚昆所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各种形式”,“周恩来同志他们到南京、到庐山,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那是一种形式。周恩来同志他们同那些地方实力派包括阎锡山在内搞统一战线,是另一种形式。”①笔者认为,杨尚昆在这里所说的周恩来等同蒋介石建立的统一战线,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这个统一战线相对于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来说,它是建立在国共两党各有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基础上的,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是双方经历了10年对峙之后,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合作。那么,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建立的统一战线与中共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建立的统一战线相比,又有哪些特点呢?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在东北的实践——结合日方观察的分析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运用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在东北地区坚持抗日,引发日本方面的高度关注。日方观察到,中共起初灵活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领导团结东北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抗日斗争。193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一二六指示信"后,中共东北党组织开始实施"反日的统一战线"策略,使东北的抗日斗争迎来新的突破。中共将党领导下的赤色游击队和红军改编为人民革命军并联合或改编其他抗日武装共同抗日,在农村的政权建设从创造苏区转变为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在宣传与苏联的关系时从"武装保护苏联"调整为"实行中国民众与苏联兄弟友谊的联盟"。基于大量观察分析,日本方面关于中共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在策略的性质、领导者、活动对象方面形成了一些认识:中共在东北实行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雏形;中共始终是反日统一战线策略的有力领导和坚强核心;中共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极大限度地动员了中外民众共同加入到反日战争中。日方的观察进一步证明,自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斗争,积极凝聚民族力量,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我党同福建国民党右派斗争简记

(一)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先后在福建建立了地方组织。早在一九二二年秋,我党就开始酝酿筹建共青团组织的工作,到了一九二五年春,共青团组织分别在福州、厦门建立起来。四月福州成立团支部,六月厦门团支部亦已建立。到了一九二六年四月,在团组织的基础上又分别成立了中共福州地委和中共厦门干事会。我地方党、团组织成立后,忠实地执行统一战线的方针,除了发动全省的广大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外,还积极帮助国民党发展左派组     

围绕黄河的较量——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打破国民党“黄河战略”的斗争及决策艺术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国民党“黄河战略”的建构,国共两党即围绕着堵口与复堤、围攻与突破,展开了激烈而又影响深远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以国民党“黄河战略”的崩溃为标志,国共两党完成了强与弱、攻与防、主动与被动的角色互换。本文拟就中共打破国民党“黄河战略”的政治军事斗争及决策艺术略陈管见。     

南昌起义时国共发布的布告之比较——兼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两党的政治宣传

南昌起义时期的布告,既有中共直接领导下的起义军所发布的安民布告,也有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军中布告等多种类型。通过国共两党布告之比较,可以折射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际两党政治宣传之特点。从宣传指导思想来看,国共两党都力争"革命"的正统地位和话语权;从宣传内容来看,共产党布告多以保护民众利益和严明军纪为中心内容,国民党则以反共宣传为主;从宣传效果来看则各有得失。     

中国共产党与济南事件

济南事件发生后,中共力图将反日、反国民党及发动民众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在"革命高涨论"的影响下,反日、发动民众的落脚点在于反国民党,随着对革命形势认识的深入,争取民众、积蓄力量成为其政策的核心.在争取民众的斗争中,国民党占据了上风,国共两党并没有因济南事件的发生出现根本性的力量转变,不平等间的殊死较量仍在持续.     

中共二大，创造了党史上的多个“第一”(四)

正第一次提出了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并联合全国一切的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商讨合作的具体办法。这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是被称为我们党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的理论源头。     

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自由批评问题述略

自由批评是共产国际同意中共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主要条件之一,也是中共在联合战线中保持独立的条件之一。中共公开批评国民党及其领袖关于国民革命的错误观念和言行,在引导和影响国民党政策、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同时,也引起国民党方面的严重不满乃至抗议,甚至采取"整理党务案"等办法来解决。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以及国民党的压力下,不断调整批评国民党的策略,在北伐战争开始后逐渐减少对国民党的批评。因此,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的批评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明显呈现出由激烈到和缓,再由和缓到激烈,最终又回复到和缓的变化路径。这种结局是与联合战线由中共和国民党联合向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联合的策略变化相联系的,也是国共两党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真实写照。     

乡村社会的革命：以大革命时期农民动员为中心的探讨

大革命时期中共通过领导农民协会,支持、组织农民抗捐抗税斗争,直至夺取乡绅控制的基层政权,较为成功地"介入"了乡村政治。政党政治"介入"乡村,冲击了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开始打破乡村政治的平衡。中共将阶级斗争理念植入乡村社会,通过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为农民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赢得了农民的支持。这是中共能够在乡村社会立足的关键。国民党依赖乡绅施行治理的乡村改良路径不能满足农民的诉求,始终未能赢得民心。国共两党"介入"乡村政治始于目标一致,终于分道扬镳,阶级立场的差异预示了乡村政治斗争的最终结局。     

国共两党关于陕甘宁边区合法性的争论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从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到抗战胜利,国共对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若干轮的谈判论争。抗战爆发前夕和初期,出于合作抗日的需要,两党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妥协,陕甘宁边区得以成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谈判中提出苛刻的条件,意图限制甚至撤销边区,进而削弱共产党,中共随之对国民党采取强硬态度,提高了谈判条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给发动内战做充分准备,邀请中共谈判,中共为了揭穿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答应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这就注定了两党不可能就边区(亦即解放区)的任何问题达成一致。     

回忆张云逸和张鼎丞同志谈何鸣问题

何鸣是闽南革命史上很有影响的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开始时,何鸣作为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代表,与国民党一五七师进行合作抗日谈判,在国民党背信弃义制造的“漳浦事件”中犯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渊源探析

中共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国共两党历史上第一次合作。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纲领文件及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相关指示,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直接理论渊源;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党外联合实践、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同伊斯兰教联盟的互相加入经验以及英国共产党与英国工党进行党内合作的典范,共同构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鲜活实践依据;中共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世情、国民党大圈子需要新鲜血液的国情和中共尚处幼年的党情,则是这次合作绕不开的现实背景。理论渊源、实践依据和现实背景共同成就了国共两党首次合作。     

因势而新: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工作 ——以《群众》周刊为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是中共宣传思想工作日趋成熟的重要时期。《群众》周刊以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旨,在国统区的宣传工作,体现了中共宣传的灵活性和原则性。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主要侧重于两党"合作"方面,宣传内容上侧重宣传国民党的正面抗日,同时对国民政府的抗战政策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抗战中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主要侧重于两党"矛盾"方面,宣传内容上对国民党反共、对日妥协倾向进行抨击,同时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后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又侧重于两党"合作"方面,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     

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中的政权之争——以陕甘宁地区称谓演变为中心的考察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谈判中,就中共控制的根据地政权性质、地域范围、行政长官等进行了激烈争论。陕甘宁地区是中共控制的核心区域,在争论中首当其冲。国民党方面,强调采用与中央政府一致的地方政府名称"行政区"等,以展示中央政府对根据地政府的统治地位。共产党方面,在表示服从中央政府管理前提下,强调根据地的独特地位,想用"特区"彰显自己局部执政的事实。国共双方围绕陕甘宁地区称谓等进行的斗争,实质上反映的是对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控制与反控制。     

因势而新：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工作——以《群众》周刊为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是中共宣传思想工作日趋成熟的重要时期。《群众》周刊以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旨,在国统区的宣传工作,体现了中共宣传的灵活性和原则性。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主要侧重于两党"合作"方面,宣传内容上侧重宣传国民党的正面抗日,同时对国民政府的抗战政策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抗战中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主要侧重于两党"矛盾"方面,宣传内容上对国民党反共、对日妥协倾向进行抨击,同时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后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又侧重于两党"合作"方面,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     

共产国际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维持

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上级组织的共产国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共产国际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调整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力倡中共放弃苏维埃旗帜,转而举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共产国际时时提醒中共要保持党的独立性,同时又要求中共不惜代价维护这个统一战线不致破裂,这些指示和思想对于中共对国民党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保持统一战线的长期存在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从“军事派系”到“政治态度”：抗日相持阶段中共友军工作再探讨

抗战时期中共的友军工作,是在掌握武装的条件下对国民党军队开展的军事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共领导的军队面临来自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方夹击,友军工作成为转变战略态势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中共军队在战略防御阶段的英勇斗争和对友军的无私帮助,以及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对战略方针的调整,都为相持阶段开展友军工作提供了条件。依据军事派系和政治态度,中国共产党对友军的军事属性和政治属性进行了划分,并结合军事斗争规律,灵活运用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斗争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取得了显著成效。抗日相持阶段中共军队开展的友军工作既充分发挥了党的统一战线的优势,又在反磨擦斗争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反征兵斗争述略

为争取兵源、保障人民利益及加强党对群众的组织领导,中共于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反征兵斗争。其斗争手段主要包括:对国统区群众进行宣传以激起反征兵情绪;建立群众性反征兵组织以加强党对群众的领导;打入国民党基层政权、争取社会各阶层参与及“顶”“拖”“避”“抗”等具体斗争方式的运用。中共反征兵斗争破坏了国民党政权的征兵工作,阻滞了其兵员补充,加强了对群众的组织与领导,壮大了党的力量,有力推动了革命胜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