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有效中的可控式协商：概念内涵、运行机制与价值限度

我国基层协商治理需要处理行政和民主的关系，弥合治理价值和民主价值冲突。可控式协商强调弹性控制、有限控制和柔性控制，其本质是一种以人民赋权的民主行政对协商民主机制运行的“可控”，以发挥民主优势，提升基层协商治理效能。通过对T县基层协商治理案例比较发现，T县协商治理是一种可控式协商，包括议题输入机制、议题协商机制和议题输出机制，分别对应协商预先可控、协商过程可控和协商事后可控。可控式协商的价值，一是缓解基层协商治理中的价值冲突；二是提高基层政府行政权力的民主性；三是激发基层工作人员的协商热情；四是稳定基层社会秩序。其发展受到行政权力属性、可控程度和协商人员素质三因素的限制，可以从强化权力监督、厘清可控要素和开展实践学习三方面不断优化可控式协商的治理有效性。     

协商民主：新时代我国基层党建的重要进路

依托协商民主的理念与制度优势，是新时代我国基层党建的重要进路。我国基层党建在规范性与开放性建设上存在一定的发展困境：基层党建规程存在一定的“碎片化”现象；基层党建的管理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协商民主为基层党建提供了理念支撑，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号召力，有效地克服党建规程的“碎片化”现象；它也为基层党建创设长效的制度依托，提升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服务力，促进基层党组织的管理服务体系的优化健全。必须构建协商民主依托下的基层党建实践路径：贯彻协商民主基本理念，厘定协商议程中基层党组织的角色；推动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性建设，塑造基层协商的“主心骨”；构建“党建+”的基层制度体系，实现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协商民主实现形态与价值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重要的现实地位和丰富的实现形式,有效地承接了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需要,这对于培育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要的文化土壤,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合法渠道和夯实社会稳定基础具有重要的价值。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必须坚持协商民主顶层设计与基层改革并举,不断巩固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调发展的制度优势,以协商民主制度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数智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形态

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也是进一步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很好地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要义和特点，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不可替代的制度优势，展现了中国民主的深厚现实基础和广阔发展前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创新数智协商民主提供了可能：“云场景”融合协商民主参与空间，“云传播”整合协商对话传导形态，“云知识”激发协商主体认知潜能，这些要素都为数智协商民主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数智协商民主从全链条角度畅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导渠道，从全方位角度拓展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空间，从全覆盖角度提升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效度。数智协商民主的建构与发展，需要及时回应数智技术带来的风险挑战，加强数智协商民主的制度保障、技术保障，建立健全数智协商民主的配套体系，面向社会培养数智协商能力与协商文化。     

有事好商量 架起“连心桥”——恩施州政协搭建“院坝协商”平台激活基层共治活力

自2019年以来,一场场有说有笑、有问有答的“院坝协商”座谈会,开到了田野、工厂、小区、工地……也开到了群众的心坎上,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在协商共治中变成了大伙的自家事、开心事。“院坝协商”是恩施州政协在推进“协商在一线”工作中,结合山区居民小聚居特征探索搭建的互动式协商交流平台,旨在将“协商”理念及政协协商程序、机制嵌入基层协商中,将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超越性优势 基于对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理论考辨

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中国式协商民主后来居上，先于西方在中国产生和发展起来，一以贯之成为与选举民主并驾齐驱的两驾“马车”之一，引领和彰显中国制度优势。随着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也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许多争议，“西方说”“选举说”“政协说”“精英说”等错误观点不绝于耳。面对来自国内外的猜测与质疑，站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对协商民主进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有利于正确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最新命题，对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一线协商·共同缔造”助力基层治理的嘉鱼实践

<正>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促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根据湖北省委、咸宁市委关于深入开展“协商在一线”工作的指导意见，嘉鱼县委将开展“一线协商·共同缔造”活动作为加强和改进政协工作、发展基层协商民主、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以及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活动的重要举措，并纳入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民主协商共建共享的社会优势——关于基层协商民主的调研与思考北大核心

基层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工程。如何把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与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民主力量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民主协商共同治理的社会优势,是一个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的时代课题。一些城市街道党工委的实践表明,发展基层协商民主要坚持党委引领、党建保障,把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凝聚功能渗透到广泛的社会协商之中;要坚持协商于民、协商为民,把解决民生、发展民主贯穿于民主协商的全过程;要坚持多层推进、制度固化,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理有机统一起来。     

推进协商民主 基层大有可为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有责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必须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地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的实效性。基层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中大有可为,也必须有所作为。     

论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制度特色、功能优势与实践路径

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是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所发挥的协商治理意义上的建设性民主监督,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特色,而且在国家治理中具有突出的功能优势。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作为政协民主监督职能在新时代的新定位,既彰显了统一战线鲜明的政治性特色,也凸显了新型政党制度内在的一致性特色,还体现了协商民主广泛的包容性特色。同时,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制度化发展具有一系列突出的功能优势,既具有增进政治共识的政治优势,也能够发挥协同合作的治理优势,还拥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实效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充分彰显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制度特色和功能优势,就需要基于统一战线组织发挥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政治效能,依托专门协商机构提升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治理效能,聚焦人民群众福祉精准调研协商,提高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实效性。新时代,人民政协的协商式监督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握民主实质,注重实效原则。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协商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有着重要的逻辑关联，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大力发展协商民主。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新时代地方政协创新履职、担当作为的题中之义.     

习近平和邓小平政协协商民主思想的比较及其启示

邓小平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思考和探索,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协协商民主思想。习近平一方面科学地继承了邓小平关于政协协商民主的基本思想,另一方面又根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丰富了政协协商民主的内容。习近平对邓小平政协协商民主思想的发展表明:必须坚持政协协商的人民民主性质,凸显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主渠道主阵地地位,着力提升政协协商民主能力,坚持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     

我国协商民主研究热点及演变趋势——基于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

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截至2019年5月CNKI数据库收录的1282篇协商民主文章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发现我国协商民主研究热点聚焦于中国特色、治理、政治发展和公民参与。研究的演进趋势,表现为研究范式从价值向制度转换、研究范围从上层向基层延伸、研究内容从理论向实践转变。影响研究演进趋势的可能原因是:在国家层面民主理念与制度供给的脱节、在社会层面转型发展与社会分化的矛盾、在个体层面民主诉求与协商能力的错位。基于此,应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提升基层组织与群众的民主协商能力,丰富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实践。     

协商民主：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有效范式

政治协商作为我国政治民主的主要形式之一，内生于我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有效范式。晚近西方新兴的“协商民主”方式与我国的政协民主有着极其相近的趣旨，发展协商民主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协商民主实践可以借鉴民主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从发展党内协商民主、推进人大与政协协商、构建行政协商制度、践行基础协商民主等路径入手，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发展。     

数字协商民主的内在机理与治理路径

发展数字协商民主是推进中国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的必然趋向，建设数字中国也客观要求以数字化赋能协商民主。“云平台”构建多元主体互动新协商格局，“云计算”塑造规范化程序化新协商秩序，“云履职”提升参政议政新协商实效，都彰显了我国数字协商民主的创造性实践。但数字时代的严峻复杂形势也带来了治理挑战：技术精英占据天然优势地位，背离数字协商民主理想；算法“黑箱”阻碍多元共识，加剧公众协商过程非理性化；数据泄露导致陷入数字治理困境，阻碍共商共建共享；数字平台无限扩张进而霸占数字社会的话语主导权。基于此，中国语境下发展数字协商民主从而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亟须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激发民主活力的数字技术保障，构建多元主体的协同性平台治理，健全数字协商民主基本制度体系。     

论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协商民主与现代国家治理高度契合。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有利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我们一定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切实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化构建,以协商民主制度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互动发展,扩大协商民主的主体范围,推动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路径与机制——基于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的视角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国家治理实践的生动体现。就行动主义的实践旨趣而言，只有当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有效运行并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时，才能真正体现出其制度优势的实践价值。从公共政策过程来看，政策议程设置理论与全过程人民民主都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则，即以人民需要为逻辑起点，其根本目标就是要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因此，从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的视角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应当遵循“权利—协商—合作”的基本路径，即以人民合法权利为价值目标、以民主协商为关键环节、以合作治理为行动路径。与此同时，需要通过适当的机制将人民需求有效地吸纳进国家治理的政策议程，并转化为人民满意的公共服务和政策产品。基于此，应系统构建人民利益表达机制、政策议题筛选机制、协商互动引导机制、政策效应反馈机制，从而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切实有效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简

十八大报告在论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是历史上首次在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以协商优势激发社区治理活力

基层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近年来，北京市在试点基础上，稳步推进基层协商实践创新发展，各基层单位从完善协商结构要素出发，不断增强主体的广泛性、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多样性、场所的亲民性；探索协商艺术，创新协商方法，逐步提升协商成功发起、协商共识达成的可能性；注重做好基础性工作，培育群众对协商的正确认知，开展组织能力与议事能力的培训，建立健全有序协商的规则。北京市基层协商实践取得的显著成效，充分彰显出这项工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