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圣内王"何以可能?——对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反思

文章首先肯定了牟宗三先生在《政道与治道》一书中提出的“新外王”问题,即怎样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现代化转换,使其与科学和民主接轨。文章认为,牟宗三先生之所以未能实现这一转换,是因为他沿袭了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思想,并将道德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视为政治哲学的核心。政治与道德分属不同的领域,而政治哲学的核心或研究对象是制度和法律。就此而言,传统儒家政治哲学并非与科学民主之径相悖,其表现就是包含在《礼记·礼运》中的“外圣内王”思想,即以大同社会的理想作为政治制度设计的范导性原则,而以小康社会的现实经验作为可行的制度安排。文章指出,沿着这一逻辑思路,借助于“新制度儒学”强调制度建设重要性的成果,就可以成为实现传统儒学现代化转化的具体途径,即通过制度和法律建设等程序正义手段,把民主宪政思想引入儒学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而传统儒学又为政治哲学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原则的大同理想、社会正义和集体利益至上的超越性原则。     

党员干部新书架

<正>《中国·治道》王绍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本书以中式政道思维探讨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社会建设中一些最前沿的问题,总结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拳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新规律,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许多创见。书中从多个角度展示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轨迹和逻辑,以翔实的数据说明了过去十几年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的新跃进,有助于读者增强对中国政治制度、社会政策的认知和了解,进而增强对中国体制的自觉和自信。     

生命的学问——牟宗三论儒学之特征

牟宗三将中西哲学作为人类哲学的两大骨干:西方哲学是"知识的学问",它以"自然"为主导观念,其主要内容为讨论"形成之理"的本体论和讨论"实现之理"的宇宙论;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它以"生命"为主导观念,性理、玄理和空理构成了其主要内容.在中国哲学中,释、道两家只是"旁枝",而儒学才是中国哲学的"主干";作为"主干",儒学作为"生命的学问",其主要内容:一为主观方面的修身,二为客观方面的家国天下.牟宗三认为,因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儒学是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故可实现对西方哲学的超越和"转进".     

基于有效治理的地方民主发展之道——杭州“民主促民生”战略的政治学思考

杭州市的"民主促民生"战略,是以民主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在地方治理中以民生问题解决为导向,建立政府主导、公民参与、多元协作的治理结构,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治理的转型与优化。在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背景下,杭州的实践开创了一条政治发展的"中国路径":增量民主与有效发展,通过社会建设为政治建设"造因",从社会民主与生活民主的途径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杭州实践为我国其它地区的地方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网络时代“后真相”次生政治舆论的双重功能及其平衡策略

互联网是"后真相"产生的重要前提。"后真相"是个人情感和个人信念取代事实真相的一种主观判断,它们比客观事实本身更能影响舆论。"后真相"具有"好的主观性"和"坏的主观性"。"好的主观性"易于产生良性的次生政治舆论,而"坏的主观性"则产生恶性的次生政治舆论。"后真相"的次生政治舆论功能仍然主要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次生政治舆论监督具有不可控性和难以预测性,处理不好会给政治和社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因而依宪法和法律对"后真相"带来的次生政治舆论进行治理是首要选择;构建政治规则,让治理服从政治规则,让治道服从政道,是其基本路径;回归事实真相,优化多中心舆论场,构建第三舆论场,是平衡次生政治舆论节点的重要选择。     

扬弃传统政治文化增强党内民主意识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君主民本、三纲五常、内圣外王等专制思想，以及民惟邦本、修身内省、集体主义等优良传统，对党员民主意识的发展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当前，我们要肃清君主民本思想，增强主权在民意识；批判三纲五常思想，健全权利义务观念；破除内圣外王思想，提高法治监督意识。我们通过这些手段将主权在民理念与民惟邦本传统、法治监督思想与修身内省传统、个人权利意识与集体主义传统结合起来，为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政治文化转型与中国模式

中国传统政治曾经是历史上最为成熟的文明，是中国国情的历史渊源。中西政治在公共生活、政治权威、法律权威等方面有本质的差并，客观上给民主建设带来困难。本文概括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五大核心文化力，比较了中西政治文化传统的三个方面的差异，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政治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网络治理转型

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转化,使人们对美好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网络要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基本线索,实现网络治理转型。在网络治理中,必须纳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基本元素和基本价值,完成从维稳强制治理向协商民主治理、从新权威主义治理向法治治理、从随机治理向制度治理、从政治正义治理向司法正义治理、从传统安全治理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治理、从维稳是硬道理的治理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的转型,实现网络治理的良治与善治。实现网络治理转型,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让人民过上美好的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民主异质性问题探要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君主民本”、“三纲五常”、“内圣外王”的政治思想和社会一体化的政治价值以及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都与民主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厘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主异质性因素，对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民主政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2010年“两会”看我国民主政治的进步和发展走向

<正>一年一度的"两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展示,是透视中国政治生活的一扇窗户。"两会"是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治理国家的"顶级会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的重要标志。"两会"为中国民主政治实践提供了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代表和委员们带着人民群众的企盼,就关系国计民生的诸多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民主协商,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两会"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风向标,它展示了我国民主政治的进步和发展走向。     

基于政治协调的社会转型陷阱及其治理

转型中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面临落入转型陷阱的严峻挑战。然而,中国社会转型陷阱的治理表现出极大的惰性,主要源自三个方面:制度的累积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转型路径闭锁;行动者的认知局限造成社会转型中的"过渡性制度"定型化;现有的宏观政治社会环境引致社会转型的制度供给短缺。社会转型陷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化解逐渐增多的利益冲突为动力;以控制无效的"局部性改革"现象为要务;以体现公平正义价值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和完善。与此相适应,应积极稳妥地通过信息协调、利益协调和政治文化协调促成社会转型陷阱的有效治理。     

治理民主:民主研究的新进程——对话杨光斌教授的民主理论研究

"民主"是中国政治实践和思想界中的一个最为突出的概念和观念,但是流行的民主观念却不是以中国学术界的原创性研究为基础的,从而导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张力,中国实践上的制度形式因为在既定民主理论中没有表述而不认为是民主的,结果便是政治上的妄自菲薄。本访谈围绕杨光斌教授近年来关于民主理论的一系列基础性研究而展开。在民主观念上,杨光斌主张低调的民主观,对高调民主口号进行了严肃的理论审视。对于流行的"竞争性选举"的历史分析和语言哲学解读会让读者对选举与政体之间的复杂的关系有更审慎的认识;在认识论上,杨光斌教授认为民主等于竞争性选举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战争的产物,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民主观,而政治学产生以来的判断政体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政体之间的近似性。看问题的角度变了,结论也就不一样了。谈到自由民主理论的种种问题,绕不开的是在中国流行的公民社会理论,对此杨光斌教授主张社会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但社会自治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既有好也有坏。正因为自由民主理论本身的这些问题,其在实践中导致了"无效的民主"甚至国家失败。对此,不同于西方思想界关于民主化挫败的理解,杨光斌教授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关于民主的同质性条件理论,并从国家建设角度提出了"民主形式之间的词典式关系"即民主的正方向:法治民主—分权民主—选举民主,而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之所以问题重重,就在于其反方向性。理论需要解构更需要建构,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以及比较政治发展的普遍化的制度形式,杨光斌教授提出了超越自由民主的"可治理的民主"。我们相信,杨光斌的民主理论研究将有助于提升我们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虽然其中有关见解的争议是必然的,但是这种原创的基础理论研究却是中国所急需的。     

“动员式政治”“日常政治”与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探索和实践

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探索与实践是在国内外历史环境与当今政治生态双重交错中逐步展开。传统中国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只有"君主"而没有"民主",中华帝国与西方封建制的社会结构、权力结构等有很大的区隔。近代以降,在"冲击-反应"的模式下传统中国被迫拉入到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激进主义倾向的"五四运动"成为当今中国民主进程的滥觞,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政治运作机制"动员式政治"一直沿袭到1980年代末,中国民主遭受挫折、困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民主意识增强,中国政治生活逐渐向"日常政治"转型,通过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等民主途径的探索和创新实践,逐步推动和实现人民民主和国家民主。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路径探析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实现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原因在于,政党执政方式法治化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党的执政方式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面临的困境有三个方面:长期的封建专制传统的束缚,党特殊的发展历史的影响,少数党员干部法治观念淡薄。要从三个层面提升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文化现代化,构建新型政治文化,跨越历史遗留之难题;加快实现政党角色转型,破解"路径依赖"困局;要加强党员干部法治教育,塑造依法执政主体力量。     

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与中国治道变革

本文首先论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治道变革所主要涉及的两大最新理论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治道变革的必然性和驱动力进行分析,阐述了中国治道变革的路径选择和治理及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制度要求——现代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结构性营造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它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就必须完成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结构性营造这一战略性支撑载体,进而才有可能实现"国家有效治理、政府依法管理和社会有序参与"的三个社会目标。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结构性营造需要基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府管理模式、社会治理机制三个层面的结构性营造。政治权力要与民主权威相配,才能生成结构性营造的中轴性要素。否则缺乏权威的政治——行政系统就会失去对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也会缺失人民参与所形成的政治认同。     

发展民主政治 建设政治文明——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

本文根据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论述,特别是“5·31”讲话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着重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发展民主政治,建立政治文明的战略地位和战略意义;二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观点、新要求、新课题;三是民主政治,重在建设,关键在于紧紧抓住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一定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而不懈努力。     

中国的成功要从“政道”二字找根源

<正>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也因此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和学术。如果套用西方概念和学说来讨论中国的事情,往往隔靴搔痒、说不清楚,甚至出现误读。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西方关注的视角也有很大差异。对此,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提出西方学者比较关心"政体"问题,而中国很多学者则关心"政道"问题。西方不少学者认为政治生活中"政体"是最重要的,因而重点讨论权力怎样产生、分配和制约,喜欢用民主与专制对立的框架进行分析。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历史上讨     

论中国式政治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主题迭代与发展空间

中国式政治现代化,作为对新时代中国政治领域现代转型的概念表达,有着独特的时代特征,成为有效诠释自主性现代政治建设的重要知识框架,是对当前中国政治建设经验的全新总结与提炼。由于政治现代化建设本身是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围绕着重塑国家、国家建设、民主政治与国家治理等议题展开了不同阶段下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尤其是“国家治理”命题的提出,不仅旨在实现人民民主形态的成熟与稳固,而且在理念、主体、结构与方式等层面发生了重大转型,为今后政治领域建设提供了丰厚的资源,为“中国式政治现代化”发展空间提供制度靶向。通过准确把握和理解中国式政治现代化道路的时代特征、主题嬗变及发展空间,对政治现代化标准与理论扩容具有重要意义。     

对西方政府治理新模式的思考及启示

2 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西方政府兴起了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治道变革。其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来解决日益严重的问题。这场影响深远的治道变革 ,引发了“中国官僚制变革 ,治理新模式同中国适应性”等重大问题的思考 ,同时对中国的行政改革 ,建立新型治理模式有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