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经济增长与金融业之间的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1990~2014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在建立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Johansen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方差分解方法对新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金融效率、资产使用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新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金融效率、资产使用效率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金融效率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经济增长与资产利用率形成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金融发展和金融效率冲击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较大,通过分析认为要促使新疆金融业发展能进一步地带动经济增长,必须优化新疆金融体系,强化金融创新,充分发挥金融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加大对资金投入的力度。     

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金融支持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为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当前,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存在融资能力差、金融市场发展缓慢、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及金融生态环境欠佳等问题。因此,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来带动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构建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金融政策支持就成为必然选择。具体措施包括加大对中部地区的金融信贷支持力度、培育并发展中部地区的区域性股票市场、积极培育中部债券市场、规范和引导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等。     

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对浙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突出考虑了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良性互动机制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从资金流动、金融发展规模、人才集聚和技术创新等角度分析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的内在机理,基于系统动力学构建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因果反馈路径,并应用Vensim软件进行仿真模拟和政策检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是双向的互动循环而非单项传导;增加信贷资金投放和提升金融产业规模会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增长,金融人才规模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果不明显。实现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的主要路径是提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推动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推动现代金融业快速健康发展,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大力开展金融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发展三阶段理论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相关理论始终是国内外理论界、实践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探索、总结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且具有较强现实指导意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通过梳理、归纳和总结金融发展理论,分析不同时期我国各区域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数据和特征,探索性地提出了金融发展三阶段理论,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历经三个阶段:金融被动为经济发展服务阶段、金融主动为经济发展服务阶段和金融引领经济发展阶段。期望能以此为指导,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我国区域发展实际、能够切实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区域金融发展战略。     

四川省经济增长中的金融贡献度研究

四川作为成渝经济区的主要构成部分,其金融发展也位于西部前列,本文通过统计计量方法,将金融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四川经济增长中的金融贡献度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证实金融对四川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     

金融创新要紧贴实体经济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大金融改革与创新的力度,为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实践表明,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实体经济的规模、结构、增长质量,从根本上决定了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水平,但金融产品的创新与市场发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增长。     

农村民间金融的双重效应与发展对策

规范发展农村民间金融是改革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结合浙江温州的案例,分析了农村民间金融在促进经济增长、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和推进正规金融改革和创新等方面的积极效应,也分析了其干扰金融宏观调控、引发金融风险的负面效应。在此基础上,认为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和规范农村民间金融发展,使其充分发挥支持"三农"的正面效应,并将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     

不丹的启示：用国民幸福总值替代GDP

超越GDP 近年来,虽然中国的GDP获得了高速增长,但是很少听到中国人说自己的幸福也高速增长了。GDP增长一直是中国发展的核心目标,也一直是20世纪西方主流发展模式的中心。在金融海啸的摧毁之下,这个中心受到了震撼,虽然西方抗金融海啸的主旋律仍然以GDP为主调,但是一股另类的潜流却在呼唤“超越GDP”。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通过选择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经济增长方式,形成配套的金融体系,成功突破了贫困陷阱。然而,这种增长方式也带来了城市化发展滞后和增长潜力下降的问题。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动摇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和配套金融体系仅以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合理基础,并对建设助推城市化进程的金融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把中国打造成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心提出了新要求。建设以城市化为中心的金融基础结构,关键在于在提高长期投资项目流动性基础上,供给足够的合格储蓄工具。与此同时,建设相应的金融上层建筑,重点在于渐进改革现行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体制框架,逐步实现国际资本双向自由流动。以城市化为中心的金融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将共同组成助推城市化进程的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