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论语》中的自省精神

《论语》是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与《大学》《中庸》《孟子》合称“四书”。《论语》辞约义富，是记载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散文。全书共二十篇，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修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2014年3月25日，《论语》当选“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书籍”之一。     

《四书集注》定本之辨与朱子晚年定见——以胡炳文、陈栎之争为中心

朱子《四书集注》的定本之异，经元代胡炳文与陈栎之争而被公开化，胡、陈分主《四书集注》的宋本与祝本，二本差异集中于五处：《大学》首章注“一于善”与“必自慊”；《论语》为政章注“得于心而不失”与“行道而有得于心”；《中庸》首章首句结语注；可离非道注“为外物而非道”与“岂率性之谓”；第九章中庸不可能注“倚于一偏”与“不必其合于中庸”。此外，《孟子集注》言不必信章注有“必信必果”与“不信不果”之别，胡炳文批评辅广“必信必果”说实误。胡炳文所主宋本为宋元学界所流行，但陈栎师徒所主祝本因《四书大全》之采信而占据明清之主流。晚清宋淳祐本的发现，廓清了《集注》中若干传写之误，使宋本重新成为流行之本。     

《四书集注》定本之辨与朱子晚年定见——以胡炳文、陈栎之争为中心

朱子《四书集注》的定本之异，经元代胡炳文与陈栎之争而被公开化，胡、陈分主《四书集注》的宋本与祝本，二本差异集中于五处：《大学》首章注“一于善”与“必自慊”；《论语》为政章注“得于心而不失”与“行道而有得于心”；《中庸》首章首句结语注；可离非道注“为外物而非道”与“岂率性之谓”；第九章中庸不可能注“倚于一偏”与“不必其合于中庸”。此外，《孟子集注》言不必信章注有“必信必果”与“不信不果”之别，胡炳文批评辅广“必信必果”说实误。胡炳文所主宋本为宋元学界所流行，但陈栎师徒所主祝本因《四书大全》之采信而占据明清之主流。晚清宋淳祐本的发现，廓清了《集注》中若干传写之误，使宋本重新成为流行之本。     

论赵顺孙《四书纂疏》与饶鲁之说的“雷同”

赵顺孙《四书纂疏》是一部重要的四书学著作，然该书却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隐秘之处——全书《论语纂疏》有31处“愚谓”同似于饶鲁之说。据饶鲁年长于赵顺孙，且元代以来诸家皆认此31条为饶鲁之说的情况，似可认为当是赵顺孙采用饶鲁说。然据《四书纂疏》本以引用朱子弟子之说以阐发朱注的编撰宗旨来看，据赵顺孙作为辅广的推崇者来看，据赵顺孙忠直的品格来看，该书实无将饶鲁之说当作自家“愚谓”的必要。且胡炳文等元儒对饶、赵之书皆极为熟悉，然并未指出二者之雷同。故此令人迷惑现象的存在，恐与《四书纂疏》不同版本有关，这一现象亦从侧面体现了饶鲁之学在南宋理学界之广泛影响。     

不应忘却的记忆——深切怀念王春同志

提起王春，不少读者可能感到陌生，他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他。 王春，字千秋，1907年12月30日出生于山西阳城县东四侯村。幼年时代，王春便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常常手不释卷，《三字经》《千字文》《四书集注》等都能过目不忘，被誉为“神童”。     

王夫之、吕留良对《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的解读——兼论王夫之《四书笺解》的著作年代

明末清初，王夫之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并且认为当时重要的朱子学者吕留良的解读是主见成说，与朱熹《集注》相违背，因而提出批评。然而事实上，吕留良同样是依据朱熹《集注》进行解读，特别强调平时的居敬涵养、慎独省察，讲的是“平生本领”，与王夫之强调“在此三者上用工夫”相一致，以致于他的朱子学研究，后来仍得到王夫之的肯定，从而表明他们在朱子学研究上并无根本的差别，且具有共同的旨趣，而有助于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复兴。     

读《论语》 正心修身

《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四书几乎都是讲如何做人、如何为官,以及做好人再去为官的修养方法与践行的原则、规范。而《论语》尤为强调,做人要注重学习、     

《义勇军进行曲》在台湾

今年7月7日，95岁高龄的台湾前“行政院长”、国民党籍退役上将郝柏村受邀赴北京卢沟桥参观抗战纪念馆。在接受央视专访时，郝柏村随口唱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蓝营将领唱红歌，不仅唱出蓝绿口水仗，还唱出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岛内的沉浮史。     

台“80后”自叹不如大陆青年

台湾《中国时报》针对岛内二三十岁青年（“80后”）的民调显示，60％的人认为台湾大专教育没有竞争力，39％认为自己竞争力不如大陆年轻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学生不知道台湾“外交部长”是谁；新闻系学生天真地以为实施“朝贡”制度能让台湾“独立”；一位青年说，他是台湾人，“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大陆的事”。     

《大学》修身思想述评

《大学》是《礼记》的一篇,是汉初综合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思想的作品。自从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章句集注》后,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称《四书》,成为封建社会的经典。《大学》与儒家其他经书比较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有一套系统的修身方法。朱熹认为《大学》是“为学纲目”,是“修身治人底规模”。好象盖房子,读《大学》等于搭好房子的“间架”,以便将来“却     

何叔衡：在学习上永不疲倦的人

何叔衡出生在湖南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5岁丧母，7岁开始劳动。从l2岁到22岁，除中间有两年在家种地外，读了8年私塾。在这期间，有个叫姜方谷的塾师，对他影响颇大。何叔衡在姜师门下读了4年，不但修完了《四书》、《五经》，而且阅读了不少历代名著。     

数字时代的期刊风采

2013年初，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开展“百强报刊”推荐活动，《当代贵州》杂志作为贵州媒体中唯一入选者跻身其中。据了解，全国有9家党刊入围“百强报刊”：《党建研究》、《党的文献》、《中共党史研究》、《党员文摘》、《共产党员》、《党的生活》、《新湘评论》、《南方》、《当代贵州》。     

修身 知止 慎独——读《大学》感悟清廉从政、清正为人的道理

儒学经典《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被朱熹列为“四书”之首，两千多年来对中国人人格心理的铸造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在弘扬国学的今天，再品这部千古经典，觉得其教人穷道德之理、明人生之义、行济世之道的思想，于共产党人加强党性修养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中修身、知止、慎独的理念，于我清廉从政、清正为人启迪颇深。     

高玉宝“战士作家”的来历

半个多世纪前，著名“战士作家”高玉宝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出版发行后，在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其中《半夜鸡叫》、《我要读书》等章节还编入了中小学课本并拍成了电影。然而，高玉宝“战士作家”的来历却鲜为人知。一次，高玉宝与笔者闲聊时，讲述了他的“战士作家”来历。     

中国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

新中国的文学史上，有一句行话叫“三红一创，山青保林”，指的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八部长篇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它们与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构成了“红色文学经典”。     

《易传》、《中庸》中的生态意识

《易传》、《中庸》中蕴含的朴素生态思想对当前构建新的生态哲学在本体论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易传》提出“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物之所生之模式。《中庸》亦提出万物由“博、厚、高、明、悠、久”的“天地”所生出。既然万物均由天地化育，那么作为万物中的一分子的人与万物其它成员乃“民胞物与”，应该“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易传》中的“裁成辅相”和《中庸》里的“参赞化育”思想，既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又要求这一能动性在“尽物之性”的基础上发挥。     

《前线》复利二三事

“文革”前，我作为北京《支部生活》的年轻记者，在市委大楼《前线》编辑部对门办公，就接触过《前线》。“文革”中《前线》被迫停刊。“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前线》没有复刊，而是由市委于1980年创办了理论刊物《学习与研究》。1993年8月，我从《支部生活》调到《学习与研究》任主编兼社长。1994年下半年，市委决定，将《学习与研究》恢复《前线》刊名，我被任命为前线杂志社社长。     

以史为鉴——朱德读书轶事

朱德自幼就聪颖睿智，在私塾中又受到很好的启蒙教育，在先生的指导下，他先后学了《四书》、《五经》、《通鉴》及二十四史等书籍。从此，他一生在书海涉猎，特别是阅读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并且养成了联系实际的学风，达到博古通今、以史为鉴的读书最高境界。一次，朱德看完一本记叙唐太宗李世民的影印活本后，又很有兴致地把《唐书》、《资治通鉴》、《隋唐佳话》等历史书找来，认真翻阅了书中有关李世民的记述和评论。经过仔细分析比较，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李世民告诫他的儿子李治，百姓就像水一样，水能载舟航行，也能覆舟落水。这仍…     

独立与叛逆：罗亦农青少年的印记

罗亦农,1902年5月18日出生于湘潭县易俗河雷公塘（今青狮村黎家组）一个殷实的人家,在湘潭度过了青少年时期,留下一些动人的故事。 撰联劝父 罗亦农7岁时,跟着哥哥念私塾。他记性很好。不到一年就读完《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两年读完《四书集注》《文心雕龙》《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等书。他很赞赏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     

邓小平的书报情缘

从百色起义到浴血太行，从挺进中原到决战淮海，从横渡长江到进军西南，邓小平戎马一生。他既能上阵破敌、功勋卓著，也曾治国安邦、下马编书。“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硝烟弥漫的前线，邓小平的办公桌上经常堆满图书和杂志，如晋冀鲁豫边区创办的综合性文化刊物《北方杂志》等。1970年，在得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出版一批古典名著的消息后，正下放江西参加“劳动改造”的邓小平，及时委托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办公室的秘书赵子昌，请他代为购买这批书籍。当收到全套《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西游记》这些精神食粮后，他非常高兴，彻夜研读。除了军功、政绩之外，邓小平与新闻出版事业同样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