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稼先两相知

正一1958年8月的一天晚上,稼先回到家里,跟我说他的工作有调动。我问他调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不能说。我又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他又说不知道。接着我问他,那我能给你写信吗,他回答不能。此后,稼先经常是一个电话打来,说他马上要出差。去哪里,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不问。我知道问也问不出来。每一次离开都是突然的,每一次回来也是突然的。回来一般是白天,突然就回来了,回来后吃一点东西就去休息;一般都是到了晚上9点,小车     

朱德,孙炳文在马克思的故乡

滇军爱国名将朱德，与曾任北京（民国日报）总编辑、同盟会的老会友、1918年聘请到他的旅部任咨谋的孙炳文，政见一致，志同道合。早在1920斗，他俩在为改造中国寻求新道路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到马克思的故乡去1922年3月，朱德离开昆明，5月中旬回到四川南溪家中。他一面安排家事，一面做着去北京的准备。挚友孙炳文已于一年前先行到了北京，他们相约北京会合，6月底，朱德到了上海。7月初的一天，他从上海到了北京，出了火车站，雇个人力车，直奔宣武门外孙炳文的住处。二人见面，格外高兴，孙炳文对朱德如约而至甚是钦敬。“玉阶兄，来得这样…     

黄兴国的浙江往事

正北京一名文化系统的官员来宁波出差,他的级别不高,却是某高官的亲属。当此人回京之后,黄兴国才得知此事,并火冒三丈地质问宁波市文化局领导为什么不向他汇报。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大潮初起。与上海隔海相望的浙江象山半岛上,涌动着一股创富热潮。许多象山县人士离开家乡,去上海、宁波等地,从事建筑行业。这群走出象山的建筑大军中,有一个20多岁的包工头黄兴国,彼时还担任着公社党委书记的行政职务。那个年代,公社党委书记拉起一支建筑队,带领乡亲们去上海淘金,是很普遍的。     

邵省长在南昌县二三事

1965年4月．江西省召开全省贫下中农代表和省劳模大会，当时南昌县有60多位代表参加，我有幸被派去做大会工作人员。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邵式平省长患病不起。组织上劝他去上海、北京看病，他执意不去，并说：“我作为省长有病到北京、上海去看，江西全省患病的人都能去吗？那两个大城市容纳不下。”结果噩耗传来，邵式平同志4月24日在家中病逝。     

海归硕士当村官

家乡太穷了，我觉得内心不安 章文琼7岁离开温州永嘉县小坑村，随外出打工的父母四处闯荡，21岁去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研究生管理学院，并取得金融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4年，他学成回国．先在上海工作，后又出任天津易德行地产营销策划公司创意总监。     

我的起跑线

1937年12月，我背着沉重的行李来到山西的古城临汾。当年我17岁，这是我离开家乡郑州的第一次远行。临行前，我的良师也是我最热心的忘年朋友——一个失去组织关系的老党员黄正甫，给他的那些熟人写了信，计他们把我介绍到延安抗大去学习。可是到了延安．要找的这两个人，也许有这样那样的顾虑都推辞了。这样我就不得不贸然去闯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让青海的形象更清晰声音更响亮——关注中国青海三江源国际摄影节暨世界山地纪录片节

“你可能会很奇怪，作为一名记者，我去过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方，但就是没去过中国。不过．我最近利用假期。和朋友一起进行了一次为期9天的中国之旅。我们去了北京、上海和江苏。这次旅行的所见所闻．让我非常震惊。印象也非常深刻。”     

新疆近五年第七次向塔里木河紧急输水

如今上海的土地出让价格平均达到了每亩105．4万元，个别地块达到了1527万元一亩的天价。北京的土地价格也只高不低。而西北的许多荒漠，若有人去投资，当地政府一分钱也不会收，但谁会去呢?投资干什么呢?如果有水，这些荒漠便会大不相同，若有富豪去投资建个牧场，也可和小布什的牧场一比。但失去了水这个前提。这些每年只下几场雨，天天烈日暴晒的荒漠，便成了让人生畏生厌的无用之地。     

潇洒的日本“租生活”

到日本出差，办完公事后，便去东京找我的大学同学老李。老李在日本打拼十多年．娶了个日本女子为妻。     

值得学习的去职姿态

今年是集中换届年。岗有责、职有期，领导干部去职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以什么样的姿态离开却是有讲究的。最近碰巧读到三种让人回味的个性去职。据朱厚泽《在池必卿领导下工作的日子》，1985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以出差为名，坐火车离开贵州，转道赴京，就此离任。     

出使厄瓜多尔散记

1991年3月中旬．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和干部司副司长王建立分别通知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月底举行的会议上已经通过决议，同意外交部关于任命我为驻厄瓜多尔大使的提名．正在征求厄方的意见，要我待命出发。5月25日，我离开北京，在纽约作短暂停留后，于30日抵达位于海拔2800多米的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开始我的首次大使经历。直至1993年9月因不适应高原而奉调去古巴哈瓦那，历时2年4个月。     

回忆表叔聂荣臻

我的外公唐庶成和聂荣臻元帅的母亲唐雨衫是胞兄妹。所以聂荣臻元帅是我的表叔。聂帅的女儿聂力将军就是我的表姐。表叔是1919年离开家乡江津投入到革命斗争中的。此后。他只在1956年因军工企事业建设回了一趟江津．住在江津地委招待所。1986年以前，家乡的亲人及领导与聂帅的联系都是书信。其实，当时我们都有许多和他见面的机会，我的母亲1958年至1965年8年间都住在北京．但是他们都没有见面。     

读《闲来笔潭》有感

今年5月去北京出差，偶得吴官正同志《闲来笔潭》一书，没想到拿起就放不下，工作之余不到一个月时间，连续看完了。掩卷沉思，全书透彻的人生感悟，别样的政治情怀，充满趣味、饱含睿智的真诚言说深深地打动了我。     

中国命运的那次大转折

北京是我去得最多的城市，起码上百次了吧。虽然我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可是，我的创作“根据地”却仿佛在北京。美国纽约有条著名的“百老汇大街”，而北京的“百老汇”才是名副其实的。我奔走于北京的“百老汇”，奔走于白发世界，请历史老人们面对我的录音机，细细回叙那铁马金戈、风云突变的往昔。     

理想在两只手上

遇到一位从南方回北京乡下探亲的同志,谈到他回乡感想。他所谈的感想很多,其中有一点使我特别兴奋,就是他们村里参加生产劳动的中小学毕业生多起来了,在人民公社甚至还可以碰到几位学农业的大学毕业生。他的家乡是在北京附近的一个县。据他说:二十多年前,他离开家乡去参加抗日时,他们县里中学生根有     

中国命运的那次大转折

北京是我去得最多的城市，起码上百次了吧。虽然我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可是，我的创作“根据地”却仿佛在北京。美国纽约有条著名的“百老汇大街”，而北京的“百老汇”才是名副其实的。我奔走于北京的“百老汇”，奔走于白发世界，请历史老人们面对我的录音机，细细回叙那铁马金戈、风云突变的往昔。     

“北京人”杂谈

我是一株晚生的野草,秋天里才吐出第一片新芽。但我有块丰饶的沃土,这就是北京。不管我欢乐还是痛苦,北京总能给我以希望和沉思。这片土地里所含蕴的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积,以及在这沉积层上生长出的多姿多采的生活之花,就是我创作的源泉。我喜欢北京人特有的心态。他们无论干什么,都表现得从容,好象心里有十成的把握。他们脚底下有牢靠的根     

袁隆平坐高铁

袁隆平院士在北京开完会，乘坐的是下午3点北京开往长沙的高铁。像往常一样，我们去了离西客站不远的那家湖南米粉屋。他喜欢湖南风味。尤其喜欢家常小炒，来北京出差几乎都要来这里吃饭。他点了一个小炒河虾、一个青菜、一碗酸辣汤粉、一份酱油炒饭，吩咐服务员把主食和炒菜同时放在餐桌上，说这样每一种味道大家都可以尝到又不会浪费粮食，这顿中餐极为简单，但大家都吃得很香。因袁老师的秘书辛业芸还要去别处办事，于是，我就送袁老师去西客站上火车。     

当节日来临的时候--一次暗杀阴谋的破产(二)

密捕上海滩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北京前门火车站.站台上人声鼎沸.从北京开往上海的特别快车的中部一节车厢靠窗的座位上,坐着两个出差干部模样的人.他们一边喝茶说话,眼睛却不时警觉地扫视着车上车下,又看看身旁空着的座位.从神色看,好像是在等迟迟未及上车来的旅伴.     

做每件事之前先问自己几个问题

我从16岁就离开香港,去了美国上学。当时我是学校里面最年轻的大学生。去美国是我自己要求父母亲让我去的。当时我真的胆子很大,在美国我一个亲属都没有。我爸爸妈妈给了我机票以后,我以后再没有向他们要过任何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