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演化机制探讨

我国转型期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宏观环境、具体刺激事项、信息传播和参与者的社会心理三大要素相互作用、互相联系的结果.社会宏观环境是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它决定了群体性事件发生和演化的必然性;具体刺激事项是直接的刺激物,是诱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信息传播和群体心理因素,是使事件的根本原因起作用而引发危机的条件.三大要素相互作用、相互推动,形成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演化的机制.     

关于弱势群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透析

群体性事件是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弱势群体是各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本文着重从社会结构断裂、社会不公平、心理上的相对剥夺感和失衡感、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日益增强与民主诉求渠道缺失的矛盾、社会控制机制弱化、直接诱发因素等六个方面对弱势群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以利于加强控制和治理。     

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群体性事件

当前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严重危害了社会政治稳定,影响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群体性事件,认清群体性事件的危害,了解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原因,积极掌握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群体性事件应对中的地方政府角色

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因社会矛盾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转型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之一。面对群体性事件,相关部门仍习惯以追求社会的"刚性稳定"为目标,采用政府"压制型模式"予以应对,导致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政府的公信力面临严峻的考验。为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应该明确群体性事件社会控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努力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优化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手段和对策,建构相对人有序参与群体性事件处理过程的程序制度。     

提升网络环境下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网络作为信息载体和舆论平台是一把"双刃剑",若运用得当,能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反之则会直接引发群体性事件,或间接推动群体性事件向恶性发展。为此,政府要科学应对群体性事件,必须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净化网络环境;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加强道德自律;强化网络阵地建设,弘扬主流旋律。     

从伦理学维度检视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环境不和谐的表征。如何有效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是有关职能部门和学界探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从完善社会调控机制、转变执政方式和公民社会构建等方面梳理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成果,并从伦理学的视角提出了分析探究其应对策略。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在农村一些地方或多或少地发生，并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为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重视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理。本文分析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及其主要原因，同时提出了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思路。     

群体性突发事件：原因、特点、对策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由某种共同的利益关系汇集在一起的一个群体以各种方式聚众反映共同愿望,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从而获得共同利益的事件。群体性事件由于参与群众多,社会影响大,参与人群情绪激动,     

公民社会理论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成因及对策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数量增加和对抗加剧等特点和态势。以公民社会理论为视角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公民社会建设滞后与公民社会组织匮乏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防治群体性事件必须积极推进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培育公民意识并提升公民有序参与、理性参与政治的素质,培育和壮大公民社会组织,拓宽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信息化应对

近些年来,网络已经成为了反映舆情社情的重要阵地,网民在网络上参与公共手务的热情空前高涨。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关注和聚焦干群矛盾、贫富差距、伦理道德等社会问题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这些频繁发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表明,互联网空间的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构成的威胁往往比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还要严重,因此,如何利用现代信息化手段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特别是公安机关的重要任务。     

从抗争性政治到创造性政治: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研究进路的转换——以农民政治行为为视角

"抗争性政治"理论是目前研究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进路之一,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在"中国大历史"视角下,基层社会场域中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群体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着对某些体制障碍的突破,并创造出新的体制模式,表现为一种创造性政治实践。这是"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难以解释的,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创造性政治"以基层社会为立场,是一种上层与下层的互构型政治,其注重历史推动的"合力",更强调对制度障碍的"突破",强调社会群体性事件对制度变迁的重要作用,是一种建设性的话语逻辑。"创造性政治"更具有包容性,更能够解释我国农民创造性政治行为并超越"抗争性政治"这一经典研究进路,是一种更贴近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实际的分析框架。     

应对群体性事件日趋组织化的思考与建议

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组织化特点日趋明显,有必要畅通体制性渠道,通过吸纳"草根精英"进入信访代理员队伍、大力发展"网格内"基层自治组织、着重培育"维权型"社会组织等方式,将自发的社会维权运动引向以可控的组织形式表达诉求,破解群体性事件日趋组织化的难题。     

社会管理视野下的涉税群体性事件——构成发展·政治影响·综合防控

"税感时代"的涉税群体性事件正在增加,这不仅干扰税收征管,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存在演化升级为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政治事件的可能性,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对涉税群体性事件进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不断化解涉税矛盾纠纷,营造和谐征纳关系,是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题中之义。     

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 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有效预防和处置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考验。     

谁动了他们的奶酪——贵州省瓮安县“6·28”群体事件反思

贵州省瓮安县"6·28"事件发生一周之后,从安抚群众,制止、追查犯罪行为,到罢免相关领导干部,一切看上去已经尘埃落定。但是,我们却不能停止对这样一起本可以避免却突然爆发了的群体性事件的思考。从一起刑事案件的定性之争,到一场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这两者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不幸的是,在贵州省瓮安县发生的严重群体性事件,将这两者联结在了一起。没有人能完全控制偶然性事件,但我们完全可以,而且也必须关注偶然性事件当中的必然性趋势。瓮安群体性事件背后真正的问题,在于民众对当地政府的不信、不满、不服。而这种民众对政府关系上的"三不主义",正是瓮安事件的必然性原因。如果存在这种民众与政府关系上的高度紧张,任何一个偶然的事件,都有可能导致民众和社会情绪的"井喷",酿成不应有的过激社会行动。看来,瓮安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只不过是由一个偶然的事件引起的罢了。而在这偶然和非偶然之间,留给各级领导干部的思考是艰难和沉重的。也许,从下面这组稿件中,读者可以悟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探析

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追成了重大影响,政府应对群体性交发事件的能力面临巨大挑战,如何治理群体性突发事件已成为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文章从我国群体性交发事件治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着眼,提出若干建议与对策,以提高我国治理群体性突发事件能力.     

贵州群体性事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研究

正21世纪以来,纵观我省社会治安大势,尽管总体是平稳的,但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形势仍然比较严峻,2009—2013年间,全省共发生群体性事件5093起。因此,在我省"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建设正深入推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依然是顺利推进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是一项"硬任务",也是"第一责任"的社会大势下,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视角,探讨与思忖我省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不仅具有学     

浅谈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启示

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反映,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对于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正视矛盾是处理群体性事件的首要前提;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妥善应对群体性事件中的利益诉求。     

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群体性事件中的预警功能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大学生的生活环境和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改变。高校群体性事件也随之不断发生。这不仅影响和谐校园的建设,也会危害社会的稳定。因此,大学生群体性事件必须受到高度的重视。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诱发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模型提出了理论假设,采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诱发因素及其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构建了网络群体性事件诱发因素模型。我们运用SPSS15.0和AMOS7.0处理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证明价值累加理论中的六个因素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具有显著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结果表明,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结构性诱因、结构性紧张与怨恨、普遍情绪和共同信念、触发因素、行动动员和社会控制能力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均具有显著影响,这六个因素之间也具有显著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