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合度测评

农民工社会融合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独特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有社会制度设置、城市生活环境等因素，也涉及农民工的劳动就业、民生保障、身份特征、文化适应、社会交往等因素。根据历年农民工社会问卷调查数据，采用24项评价指标，对宁波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合度进行了分类测评，结果表明，其总体融合水平达到70%以上；而且，农民工的职业融合、民生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关系融合因素是互相关联，互相作用、互相支持的。     

城市多民族社区的社区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成都市武侯区蜀汉街社区的调查

随着城市化进程继续向纵深推进,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在内地城市呈现出了新的特征,而"民族互嵌"也成为近几年学界关注的主题。社区认同作为衡量"民族互嵌"程度的重要指标,却较少被纳入城市多民族社区研究的范畴。本文以成都市具有代表性的武侯区蜀汉街社区作为调查点,分析了多民族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邻里互动、社区参与等状况,探讨了人口学变量、社会排斥等因素对居民社区认同的影响。分析发现:居民的邻里互动、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之间呈正相关;民族类型、居民态度对多民族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水平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居民在社区的居住时长对邻里互动产生影响,居民的政治面貌也对社区参与产生影响。     

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 基于宏观和微观的双向视角

社区参与是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社区参与影响因素的探讨已有多种理论视角。从个人特性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看,我们对于老年人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宏观层面上,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受到传统文化、"单位"体制、制度环境等的影响;微观层面看,公民社区参与受人口特征、阶层特征和心理特征等的影响。     

城市青年的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

通过实证考察城市青年的政治参与现状以及社会资本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发现:城市青年的政治参与虽少,但已呈现多样化。在构成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人际信任、社团参与三个变量中,关系网络对于政治参与不具有显著影响,社团参与对于政治参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人际信任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则因信任对象的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在当前,社团培育以及诚信建设是促进城市青年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     

进城农民工社区融入的社会学分析

面对批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社区作为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以地域归属和共同凝聚力为显著特征,目前难以融入农民工的主要原因有社会结构因素、制度因素、个人因素等原因,解决的对策是推行参与式管理、享受社区居民服务,建立社区中介组织和职工活动中心.     

进城农民工社区融入的社会学分析

目前农民工难以融入社区的主要原因有社会结构因素、制度因素、个人因素等原因。要想让农民尽快融入城市社区,就必须推行参与式管理;使农民工享受社区居民服务;并建立社区中介组织和职工活动中心等。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需求调查及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由农民工代际分化出的一个特殊群体.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61.6％[1].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2],这是自2001年王春光[3]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以来,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由于受到城乡二元经济、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合过程中受到极大阻碍,新生代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是制约其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拟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及需求进行问卷调查,进而提出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农民工话语权缺失的原因分析

体面劳动强调“社会对话”，即将话语权赋予劳动者。然而，人口众多的中国农民工却没有话语权。原因主要在于农民工自身缺乏组织意识，也缺乏政治参与的自信。而且，现行制度特别是户籍管理制度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筑起的一道无形隔离墙，更使农民工对城市失去基本信任，造成其“参与”的冷漠。此外，农民工自身素质以及在拓宽信息渠道方面的问题，都制约了其对话语权的有效行使。而作为一种社会弱势文化的承载者，受惯性影响，农民工在公共舆论领域只能选择缺席。     

影响干部社会网络资源的因素分析

文章根据2003年对干部群体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政治资本、人力资本以及个人先赋条件等因素对干部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干部网络资源的积累中,具有正向影响的变量主要有单位主管部门、现职级别和父母行政级别,起着负向作用的变量有文化程度和年龄,而性别和到省党校学习次数等变量的影响均没有统计显著性。笔者认为,本研究的结果说明了当前干部社会网络资源积累领域内二元体制并存的特点:“先赋性因素”的作用虽减弱但并未消失,“体制性因素”依然发挥巨大影响力,而“后致性因素”效用要完全体现尚需时日。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问题探究

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出发,侧重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问题。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时代特征,发现其就业能力的提升受到个人发展、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政策制定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培养其就业能力的提升需要一个系统的过程,针对影响因素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途径。     

进城农民工社区融入的社会学分析

面对批量涌入进城的农民工,社区作为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以地域归属和共同凝聚力为显著特征,目前难以融入农民工的主要原因有社会结构因素、制度因素、个人因素等原因,解决的对策是推行参与式管理、享受社区居民服务,建立社区中介组织和职工活动中心。     

近十年来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分析

作为政治参与的新发展,农民工政治参与彰显了我国公民政治生活的发展。目前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不容乐观,主要呈现出流动和边缘化的特点,主要受到外部因素如制度、经济组织、内部因素如个人素质和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发展关系到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应该从环境、制度和个人能力等方面着手,推动农民工政治参与发展。     

农民工政治参与缺失状况的调查与政策建议

农民工为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由于体制性的原因，他们却在城市社会中处于边缘性地位，这种边缘性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方面，更重要的表现在他们的政治参与方面。他们无论在农村社区、城市社区，还是在打工单位里，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都处于边缘化，而犯罪、“帮派”等行为便是由这种边缘性引发的社会后果。本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缺失的现状、后果和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非传统型政治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成都市民的调查

通过对成都市大样本调查,研究成都市民的非传统型政治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政治参与为因变量,探讨年龄、教育、经济状况等人口学变量以及政治兴趣、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感等政治心理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情况。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教育、政治兴趣、地方政府信任以及内部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和政府官员信任对政治参与行为具有负向影响,但是在不同的政治参与形式中,政府官员信任以及内部效能感两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对政府官员信任越高,收敛型政治参与水平越低;内部效能感越高,发散型政治参与水平越高。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处境及社会调适

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渐行渐远又融不进城市,职业选择上高不成低不就,注重精神生活却受到社会歧视,交往愿望强烈但交往范围狭小。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面临的非传统挑战,既有生活环境变迁的因素,更有制度设计上的问题,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原因。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制度层面、从政府、社区、市民层面,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进行全方位调适。     

居民社区志愿服务参与中的参与式民主

作为从左翼理论界发展起来的一种与自由主义民主相对立的民主理论--参与式民主借助复兴古典共和主义中的参与概念,提倡一种全面参与的、积极的公共生活,试图建构一种参与性的社会.参与式民主与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实践紧密相连,参与式民主的发展离不开居民社区志愿精神的成长.笔者依据2008年在南京市进行的"信任与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行为意向"的调查为研究基础,通过描述和分析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基本现状与影响因素,探讨居民志愿精神与参与式民主成长之可行性路径,期望能对参与式民主在中国的学术交流和实践发展有所助益.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处境的非传统挑战及社会调适

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渐行渐远又融不进城市，职业选择上高不成低不就，注重精神生活却受到社会歧视，交往愿望强烈但交往范围狭小，其生存处境面临非传统挑战。这既有生活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制度设计上的问题，还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原因。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处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制度、政府、社区、市民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层面，进行全方位调适。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政治参与与实现路径分析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政治参与的意义 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亦称参与政治,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政治参与就是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直接参与或试图影响城市社区政治过程的行为。     

社会建设视域下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到城市.如何让这些农民工融入到城市,是新时期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从社会建设的视角,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三个方面分析农民工的社会适应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我们发现,外部环境因素包括制度障碍、文化障碍、相关法律、规范的缺失所造成的社会排斥,以及农民工自身缺陷影响了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需要从国家、城市、农民工三个方面入手,促进农民工的社会适应.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城市农民工——对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

公民参与不仅包括政治参与,而且还涉及到社会参与。农民工在城市的公民参与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民工个人权利的实现、政府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以及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根据在武汉市的调查,当前农民工的公民参与度较低,处于城市的边缘状态。农民工的公民参与状况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生存状况、城市认同心理、组织化水平、公民参与的动员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提高农民工的公民参与水平,必须采取多方面措施建立农民工公民参与制度及其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