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结构中的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

治理与全球治理是全球公民社会发展壮大的产物,更是国家变革,主动调整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结果。在当前,全球治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更受欢迎的理论分析框架。全球治理不仅指称国家公共管理在全球领域的延伸,而且包容了从地方、国家到区域和全球的多层次多中心的复合治理网络,其内涵在于主张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合作、谈判与协调,共同处理公共事务,增进公共利益,是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在全球化形势下的重构。虽然全球治理必然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这并不等于将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置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可以说,国家既然是全球治理的推进者,它同样能够在全球治理的发展进程中保留应有的权力,尤其是发挥"元治理"的作用,从而使全球治理的"政府治理"与"没有政府的治理"的双重特性得以真正体现。     

试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治理重心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可被视作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公共治理层面上的缩影。政府失灵的诸多困境,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了契机。由于非政府组织具有降低治理成本、实现社会公正、推动组织创新、促进社会沟通等功能优势,可以弥补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不足。而要实现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平等合作,必须借助制度设计明确双方的治理重心。把自主治理领域真正让渡给公民社会,则是划定二者治理边界的一条重要准则。非政府组织通过与政府的契约性、制度性合作,将在良性互动中实现有效治理。     

拉美左翼执政党治理国家的主要做法及启示

拉美左翼反对新自由主义,实行以社会发展为核心、市场与计划相结合、追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民主治理三者协调统一的发展模式。主张通过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共同讨论、共同协商、共同行动来解决政府与市场的不足,尊重多样性,共建包容和谐社会,在社会参与中实现国家治理。我们应发挥好政府、市场与社会各自作用,积极拓宽人民群众有序的民主参与渠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合作治理的政治社会学类型分析

合作治理不是一种固定化、理想化的模式，而是一种不断变革的趋势。依据政府权力谱系与社会公民性程度这两个维度，可以把合作治理划分为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这两种基本类型。权威型合作，即权威型国家与臣民型社会之间的合作；而民主型合作，即民主型国家与公民型社会之间的合作。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由于在制度安排和社会形态上的基本差异，因而在合作建构、合作关系、合作结构以及合作形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分别。从权威型合作走向民主型合作，是“公共性”价值实现的内在需求。     

复合治理：城市公共事务治理的路径创新——以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实践为视角

市场主体与民间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实践表明，“复合治理”能够有效转移政府的部分社会职能，是当前中国城市公共事务治理的路径创新；政府应引导、吸纳各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结合当前社会复合主体运行中的某些问题，本研究提出了完善城市公共事务复合治理机制的对策与思路。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构建与创新

社区治理是多元主体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推动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构建和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需要重新定位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培育多元化的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运作机制,推动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加强社区法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     

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国家腐败治理体系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子系统,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腐败治理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维护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腐败治理体系的目标定位是推动国家治理权威、秩序与活力的有机统一。当前要建立完善"政党主导共治型"腐败治理结构,必须充分发挥党委的主体性作用、纪委的监督性作用、政府及其他公共权力机构的能动性作用、司法机关的保障性作用、民众的参与性作用,共同推进国家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途径的社会治理

如何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不仅仅在于治理与管理的语义差别。理解国家治理是理解社会治理及其发展走向的前提,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取向为社会治理的推进路径奠定了基础。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取向是民主化制度安排和法律法规安排,需要解决制度、法律、法规之间的合理关系。构建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合理路径,需要解决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行为关系。     

迈向公共治理的共和路径

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形成以公共治理为中介的实践共同体。我国在迈向大国治理的康庄大道中,为公共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党和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又面临着一些困境。公共治理是共和国的治道方式,应以现行社会治理模式为基础,从共和国的视界强化"共有"、"共治"、"商谈"、"共享"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向公共治理,需要发挥党和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的优势,从而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公共治理结构。     

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国家腐败治理体系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子系统,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腐败治理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维护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腐败治理体系的目标定位是推动国家治理权威、秩序与活力的有机统一。当前要建立完善"政党主导共治型"腐败治理结构,必须充分发挥党委的主体性作用、纪委的监督性作用、政府及其他公共权力机构的能动性作用、司法机关的保障性作用、民众的参与性作用,共同推进国家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社区复合型治理的基本形态、运转机制与理想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层治理实践创新的制度性成果之一,在于复合型治理的形成,在治理导向上,则突出表现为均衡发展。复合治理的一般形态包括党建复合治理、政府复合社会、服务复合管理;其运转机制则有"项目制"运转、区域化联动运转等。复合治理的本质是合作、协商与互动,其特点是元治理与协商治理有机融合,权、责相统一,实现稳定和均衡发展。复合治理是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化、结构化、精细化、技术化的结果,而且仍在不断发展和演变。基层复合治理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破解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未来我国基层治理实践创新需要在节约治理成本和实现均衡发展两个方面进一步努力。     

网络化治理:一种资源依赖的视角

网络化治理是建立在资源依赖基础上的一种新公共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的核心职责不再集中于经济有效地利用公共资源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在于组织各种资源,创造公共价值。它主张在多样化的行动者之间建立一种"多中心的制度安排",通过"合作"的策略活动,克服单个行动者自身资源不足的困境,充分利用网络中的资源,达成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不同类型的网络化治理结构,决定了权力、交易和协商三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     

“第三条道路”与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的构建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而“第三条道路”政治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要求，并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治理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法治与自治:社会组织参与建构社会治理“新常态”的实现路径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治理主体,对建构社会治理"新常态"具有重大的功能意义。在当前社会治理体制下,管理制度、资源结构、参与制度的行政化倾向使之难以获得独立性。社会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缺陷、自我治理能力欠缺导致其自治机制运行不畅。独立性与自治性的二元困境要求我们要以法治化与自治化为基本路径来推进社会组织参与建构社会治理"新常态"。法治与自治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二元逻辑互动的结果。两者并立共存,从而形成一种不可分割的统一的二维特征。要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就要统合法治与自治方式,共同推进政府改革与社会建设,实现政府依法行政和社会组织依法自治有机统一。     

合作制组织建设与治理方式变革

从管理到治理反映了人类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的巨大变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标示出公共管理关系的变化,但多元治理主体只表明政府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它并没有说明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方式。合作治理则回答了后工业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如何治理的问题。而合作治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形式,意味着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才能使合作变为现实。合作制组织的网络式结构、组织边界模糊化、组织的开放性以及差异性原则向我们展示出其可能的图景。在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合作治理过程中,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合作制组织建设来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从国家治理走向社会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治国理政的科学论断,作为一个全新的政治概念,它不是西方治理思想的产物,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来源于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将经历从统一到异化和对立再到统一的否定之否定运动过程,与此相对应,国家职能将从以政治职能为主转变为以社会职能为主。要实现从国家治理走向社会治理,既要站在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理想高度,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原则。现阶段要重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制度现代化和国家法治化,破除"官本位"意识,提高治理者水平。     

论人类公共治理变革史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人类的社会化生活方式必然导致公共事务的产生,并由此产生对公共治理的需要。公共事务就是跟所有人都有利害关系的事情,而公共治理则是管理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以使结成社会共同体而生活的人们能够互惠互利、共同受益和最终幸福,这种集体行动被组织起来就形成公共治理体系。从目的和体系特征来看,人类的公共治理经历了由前国家时代的无政府治理和半政府治理,到国家时代的政府治理和泛政府治理等几次重大变革。其中国家时代的公共治理就是国家治理,亦即政府治理,至少包括权贵时代和平民时代两个阶段,分别采取权贵统治和共和治理的形式,今天的泛政府治理则可视为共和治理的扩展形式。历史上从权贵统治到共和治理的变革发生于现代化洪流之中,这就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变革。而权贵统治是对公共治理的扭曲和变异,共和治理则是对权贵统治的扭转和公共治理本质的回归,这就指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内容。在现代化洪流中,正是广大平民获得解放和壮大且大量平等地参与国家治理的体系和过程,才使得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变革成为可能,这就揭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人类的公共治理变革史中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明确其历史定位、实质内容和必要条件,有助于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普遍而深远的意义,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找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元治理视阈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省思与完善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包括“对常规型环保治理机制的矫正纠偏”和“对环境问责制度的弥补与强化”。前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运行程序下产生的动员压力一起指向“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特征;后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组织架构下产生的问责压力一起指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特征。但从长远来看,在法治思维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存在“行政权力过度依赖与长效机制缺位”“多元治理乏力”的弊端和困境。元治理通过对自组织的组织和对治理的治理,既倡导多元治理主体的依存与合作,又强调国家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保留了政府的影响力。这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所践行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逻辑具有契合性。其对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中的法治进程推进、政府角色重塑、治理模式协调等方面的优化提供了参考方向。     

公共危机视阈中的政府治理

公共危机削弱了政府合法性基础,对传统官僚制"统治"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治理和善治理念倡导政府与公民的双向互动与合作,以公民参与为内在特征和本质要求.它有助于政府化解公共危机,提升政治合法性,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基于"积极公民"和"积极政府"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是实现善治,建设合法性、法治化、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政府的有效路径.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逻辑

通过对当前乡村治理必须处理的需求与供给、控制与自治、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四大对称关系的梳理与释读,认为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应在四大基本逻辑基础上进行构建:在空间结构上要以农民的公共需求与乡村有效治理为主线来确定其适度规模;在权力结构上要以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官治与民治的合作互强;在制度结构上要根据乡村具体境域来进行多元化制度安排;在资源结构上要注重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的有效开发与整合,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