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戏剧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推动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戏剧文艺活动,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参与乡村新文化建设,推动了中心工作,促进了华北乡村的文化生态和社会面貌的改变。中共领导发动了旧式艺人、乡村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相继参与戏剧演出和剧本创作,使群众同时成为乡村戏剧的受众和主体;引导剧本内容由娱乐为主向政治教化为主转化,主题从抗战救国向翻身解放、从倡导抗日救国的民族主义向倡导翻身解放的民主主义演变。这些举措,以戏剧为媒介与乡村社会有效互动,有力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发展,引领了文化走向,实现了对农民的政治动员并赢得了意识形态在基层农民中的认同。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反迷信运动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民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封建迷信现象,这不仅给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危害,也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阻碍其参加抗战。针对这种情况,华北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反迷信运动,通过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同时充分利用戏剧等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改造、瓦解、取缔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会道门组织,破除封建迷信的束缚。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民的封建迷信活动大幅减少,促进了生产发展;农民也逐步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提高了健康水平。更为关键的是,反迷信运动塑造了"新人",激发了农民参加革命和参与抗战的热情,对党领导和团结广大农民争取抗战胜利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民俗节日与革命动员: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1937~1949)

革命动员的成效依赖于动员路径。1937~1949年间,中国乡村社会最具有影响力的民俗节日——春节成为中共革命动员的理想路径。经过中共一系列政治技术运作后,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经历了从延续传统到革命化的变化过程。春节的这种变化不仅是中共革命动员有效性的表现,实际也是中共政治文化改造乡村民俗文化的结果,折射出华北乡村社会民俗文化在近代战乱环境中的演进形态。     

乡村治理视域下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使乡村的发展陷入了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冬学教育简论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政府为了动员广大农民投入到抗战中,从农村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组织开展了冬学运动。冬学运动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增强了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先进性;有效配合和推动了敌后各项中心工作(尤其是抗战和生产工作)的开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华民族的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乡村治理视阈下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发展模式。但在农民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当前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给乡村的发展带来极大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消“毒”:中共对华北地区乡村戏剧的改造(1937～1949)

戏剧是中国乡村社会中最流行的大众化的表现艺术之一,具有娱乐和教化的双重特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将其视为战时政治动员途径的理想选择。然而,旧剧存在服务旧秩序的诸多"毒素",无法适应中共战时的政治需求,改造者为此开始了消"毒"的过程,凭借改编旧剧、编演新剧和政治训诫等技术运用,终至建构起一套属于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戏剧文化。经过政治强力的戏剧改造,中共政治文化的话语体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渗入乡村文化中,潜移默化地教化乡村群众,成为他们感情的疗伤剂,实现了中共政治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交融与共鸣。     

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中的戏剧宣传述析——以军队剧社为例

传统戏剧是华北乡村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抗战初期,当八路军剧社将红军初期的艺术作品带到华北前线时,华北民众对这些新的艺术形式一时难以完全接纳。为了动员民众抗战,部队剧社以创作演出反映根据地军民斗争建设实际为主要原则,以在新的作品中汲取乡村社会传统文艺因素为切入点,在吸收新的创作演出人才的基础上创作了一大批深受敌后民众喜爱的戏剧剧目。这些剧目不仅在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动员全民族参加抗战、推动根据地各项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在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推进艺术的大众化和民族化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八路军剧社通过戏剧形式动员民众的实践经验对于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不乏借鉴意义。     

报刊传播与华北根据地的抗战戏剧宣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纸期刊作为华北抗战戏剧的重要传播媒介,直接参与了戏剧的发展历程,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戏剧救亡宣传的平台。围绕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报刊记载和存储了在华北地区产生并传播的珍贵剧本资料,引介先进的戏剧理论,刊载各类戏剧研讨会议情况与理论文章,借此开展深入探讨和广泛论争,构建了大众化的戏剧理论体系。报刊媒介推动了抗战戏剧创作和演出活动的蓬勃开展,对戏剧的广泛传播和抗日救亡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     

华北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斗争”模式分析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中,斗争不仅限于一种行为和手段,同时形成一种政治运作模式。运作过程中,在斗争对象的树立上,注重培养农民的阶级意识;在斗争方式的运用上,注意根据运动发展阶段及斗争对象的差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口号、培养积极分子、发挥农会等群众团体的作用、营造农民在人数和气势上的优势等方式来组织和引导农民;在斗争分寸的把握上,既要调动农民斗争积极性,又把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在斗争果实的获取上,强调进一步强化农民的斗争意识,推动运动向深入发展。通过斗争模式的具体运作,中共唤醒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发动广大农民投身抗日洪流,并将农民和乡村社会纳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之中。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二流子”改造

抗战时期,在华北根据地农村有数以十万计的二流子,给根据地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各根据地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改造二流子,动员他们参加生产和抗战,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社会教育,增强了中共对根据地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导和控制,社会意义深远。     

“关系”重塑: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盟——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领导的现代革命的特点与优点之一是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盟。中央苏区既不是革命的策源地,也不是革命功成之所,但却是革命承转的关键一环。具有乡土"气息"的知识分子通过身份认同与革命传播的传统职业化等途径,重塑一种"关系",成为乡村社会的"熟人",然后顺势把革命引向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认同的危机与中共革命中信仰与组织重建的困境,革命文化与农民意识的相互激荡,充分体现了中共党人理想信念之力和脚踏实地之功。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文艺宣传——以西北战地服务团为考察中心

中共非常注重宣传工作,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了发动群众,抗击日军,由丁玲等人发起、中宣部牵头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迅速成立。该团在晋察冀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发起街头诗运动,参与晋察冀戏剧运动,发动对敌政治攻势,开展乡村艺术运动等。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宣传活动是中共在晋察冀根据地宣传工作的缩影,有效的宣传和动员为中共在根据地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这是共产党最后赢得全国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根据地春节文娱述评

成功的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对华北乡村春节文娱进行改造,并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广,这有力地配合了抗战动员工作。随着战争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春节文娱不再是单纯地娱乐,而是民众生活斗争、自身教育的反映,是民众寻求政治意愿表达的重要途径。这种新变化不仅是中共政治动员有效性的体现,也是包括春节文娱在内的民俗文化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得到继承和发展的体现。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国抗日战争——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线索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1年11月至1940年2月期间,参与领导了东北抗战,努力贯彻落实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抗战路线,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条重要的抗日战线,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社会教育是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其目标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对民众灌输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及中共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其终极目的是要民众对中共政权以及各项政策的最大限度的认可。因此,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中共在根据地进行的一场全面的政治动员,而后者显得更突出、更重要。民众在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中共政权为他们设计的政治行为模式、生产组织模式、社会组织和生活模式等,民众也逐渐脱离了旧权威的势力范围。因此,社会教育提高了民众和中共政权之间的亲和力,使中共逐步实现了对根据地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     

基层干群眼中的美丽乡村建设——安吉、永嘉、高淳三县区问卷调查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分别从农村卫生环境、村庄文化生活、"美丽乡村"的具体建设等方面,考察基层干部群众对当前一些地方"美丽乡村"建设的态度、需求和意见。同时,对当前"美丽乡村"建设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农民传统生活习惯、乡村社会个体化对"美丽乡村"建设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此外,还存在行政主导推动、建设内容单一和同质化等问题。为此,作者建议重建乡村公共生活,大力倡导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建构群众民主参与机制;积极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形成"美丽乡村"建设的长效机制;尊重乡村特色,因地制宜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不断提升内涵,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向前发展;坚持城乡统筹,把"美丽乡村"建设跟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     

乡村社会的革命：以大革命时期农民动员为中心的探讨

大革命时期中共通过领导农民协会,支持、组织农民抗捐抗税斗争,直至夺取乡绅控制的基层政权,较为成功地"介入"了乡村政治。政党政治"介入"乡村,冲击了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开始打破乡村政治的平衡。中共将阶级斗争理念植入乡村社会,通过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为农民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赢得了农民的支持。这是中共能够在乡村社会立足的关键。国民党依赖乡绅施行治理的乡村改良路径不能满足农民的诉求,始终未能赢得民心。国共两党"介入"乡村政治始于目标一致,终于分道扬镳,阶级立场的差异预示了乡村政治斗争的最终结局。     

桂林师范学校与桂北武装起义

抗战初期,在团结、进步、抗战的氛围下,中共在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大力宣传抗日、进步思想,培养了一批深入乡村的基层力量,促成中共党组织在桂北的成立、发展,扩大了党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桂北武装起义的发动奠定了组织和群众基础。     

抗日根据地的田赋整理北大核心CSSCI

抗战期间,面对日军的军事压力,抗日根据地政权需要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为抗战服务。作为"国家正供",田赋在各个根据地相继恢复。由于横亘在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的中间盘剥者截流了本应该由国家政权统一支配的税赋,根据地政权遂对田赋征收体系进行了整理。这些整理措施包括废除社书、清理粮册和清查田亩等。在民国以来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情况下,根据地政权进一步通过改造村政权来消除这些中间盘剥者,有效地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直接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