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大学生政治观研究

“90后”大学生的政治观关系到未来中国建设者的政治素质、政治信仰，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分析了“90后”大学生政治观现状及特点，并尝试性地提出了培养符合新时期大学生政治观的一些对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构建：现状、问题与路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孕育发展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完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领域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和独特政治优势，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然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巨大优势尚未转化为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作为一种“软实力”,必须以国家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为基础，以这一制度的发展完善为依据，不断增强其说服力、影响力和吸引力。应着眼于解决“说什么”“由谁说”“对谁说”和“怎么说”的问题，从话语本体、话语主体、话语客体、话语介体四个向度着手，全面推进诠释中国实践、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构建。     

学术与政治之间——新中国法理学独立品格的艰难形塑

中国法理学在政治框架限度里已有了相当发展,逐渐从建国初期政治话语的附庸之中解放出来,在对政治话语的追随和演绎之后初步展现了自身的生成逻辑和独立品格。改革开放是法理学发展的新起点。除了各种外在政治事件的促进和互动,法理学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可循,即大体上经历了"初步苏醒"——打破极左思潮的束缚,确立自身独立学科地位、"不断觉醒"——贡献依法治国理论,承担自身学科使命、"趋向自觉"——对自身发展自觉进行反思这三个过程。历经这些艰难过程,法理学的独立品格正在逐渐形成,其内涵主要是反思与批判的精神,这也是其时代使命所在。     

邓小平的“教育—政治”观

邓小平新时期关于“教育——政治”关系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教育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培养人才的政治方向与业务素质暨红与专、德与才的关系、学校教学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系等。这些论述以“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教育政治任务观为核心,互相区别又相互联系,构成了邓小平新时期的“教育——政治”观。 一、以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宗旨,统一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关系     

新时代建构党的政治建设话语的意义、原则与思路

建构党的政治建设话语是现实的且必要的。新时代建构党的政治建设话语的重大意义在于:是加强和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现实之需,是加快构建党的建设话语体系的应有之义,是开拓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新境界的当然之要,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的有效之音。新时代建构党的政治建设话语需要切实遵循主体性与在场性相统一的身份原则、现实性与理论性相统一的生成原则、导向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功能原则、对话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的开放原则。新时代建构党的政治建设话语需要明确把握是“我”在说话、用“事实”说话、为“人民”说话、与“外界”对话的总体思路。     

会议决策的逻辑:一项文本挖掘研究

会议是中国常见的决策方式,揭示其内在机制是深度理解中国模式的重要方面。以央地四级新冠疫情防控会议为研究对象,以“理念—话语—政策”为框架的文本分析结果表明:自上而下的“会议学习”是央地理念承接的重要方式,地方会议决策情境、层级特征是话语流变的主要原因。会议决策具有“集中的政治引领—分散的政策落实”的特征,在话语结构上呈现出民心合法化→政治合法化→议题建构→政策工具→组织保障的行动逻辑。其中,“人民中心”话语是会议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凝聚共识的决策认同功能;“党的领导”话语是会议动员的重要保障,具有塑造权威的政治统领功能;“统筹发展”话语是议题建构的核心主旨,呈现出政策工具与组织保障紧密关联的特征。     

论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

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进入新的政治发展时期。新时期的中国政治发展具有许多全新的特点。首先 ,新时期政治发展是在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它必须回应这场“新的革命”所提出的变动上层建筑的艰巨要求。换言之 ,新时期政治发展必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根本动力 ,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其次 ,新时期政治发展是在对内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它必须回应开放时代、开放社会的种种变化和要求 ,而且必须最终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层面上树立起自己的坐标。其三 ,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恰逢世界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之机 ,它必须面…     

“中国之治”的鲜明特征与世界意义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中,“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治”与“乱”的对比突出了“西方之乱”的制度根源与“中国之治”的价值意蕴。“中国之治”的鲜明特征源自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实现了治理效能,以全新的政治理念、发展道路、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彰显了世界意义。“中国之治”展现了世界政治发展的崭新图景,超越了西方主流的政治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样态。     

高校“四全育人”模式及其运行机制的构建

用“四全育人”模式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然选择。本文在分析“四全育人”模式内涵和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围绕“育人”这个核心任务，从教学与管理联动、课上与课下联动、网络上和网络下联动三个方面，提出了构建“四全育人”模式运行机制的相关策略。     

科学发展观与科学改革观

科学发展观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为何发展、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指明了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而由科学发展观出发,科学改革观也呼之欲出。从逻辑延伸来看,科学发展观包含着科学改革观。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截然不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领导人不断强调,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业已成为当代中国的“硬道理”。同样,与“抓革命、促生产”、“抓纲治国”截然不同,1978年以来,领导人自觉以“改革开放”来推动发展。“改革是…     

谁之现代化?何种现代路?——兼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

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坚持线性发展时间观，人为设立了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发展阶段，并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过程。纵观人类历史，成功的现代化路径主要有三种：以英美等先发国家为代表的“社会中心主义”模式；以德国和日本等后发国家为代表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政党中心主义”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就在于树立了正确的现代观，并探索了与自己历史社会情境相匹配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选择，既具有丰厚的学理意义，也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     

哈贝马斯的文化理论解读

哈贝马斯主张将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运用于处理不同文化传统和政治、宗教信仰的相互关系,在各种文化价值之间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与和谐共处。哈贝马斯对亨廷顿等提出的“文明冲突”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反对西方文明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它文明的做法,抨击了妄自尊大的自我价值至上的狭隘文明观。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不能凭借其优势地位凌驾于其它文化之上,不同类型文化之间应平等地相互交流以达到共同生存、发展。     

天下一家与中外有别：明清朝贡体制下的“华夷中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语体系，且有主次之分。从互动视角看，明清朝贡体制下的“天下—中国—四夷”叙事模式，既承之传统又与世推移，其间蕴含国家意识的“中外”话语与以“天下共主”自居的“华夷”话语彼此消长，地理中国、疆域中国的意识亦通过与朝鲜、安南的边界交涉和勘界划界而日益凸显。至乾隆中叶，随着清朝疆域的基本固定，以往文化上的华夷分界遂让位于地理界限相对明确的中外分界。不仅如此，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意识里，是否对外用兵以对朝贡国行匡危扶倾的君臣道义，又不得不面临义理与时势的调和问题。明清两朝均曾以“兴灭继绝”为由出兵安南，不过与明朝相比，清朝在理念上有从“兴灭继绝”转变为天命论的话语逻辑，以使义理与时势若合符节。值得玩味的是，在东亚文化圈中，朝鲜、越南等国的中华认同亦包括源自超越了国家的天下意识，这是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话语所难以阐释的。     

“革命话语”下的政治总动员——兼论《新民主主义论》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剔除了早期的苏俄色彩而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政治总动员之实践成果就是《新民主主义论》。该作以政治动员的巧妙方式回答了三个关键问题:中国的走向是建立新中国,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模式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新民主主义论》既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实践经验。     

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

中国模式能否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能否实现？如何完善中国模式．建立“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15位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战略思想家，从各自的视角、专业对“中国道路”进行了分析解读．     

以“中国梦”为载体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中国梦实现的思想保障，也是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期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根本途径在于深挖中国梦的时代内涵，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社会内在驱动力。思想政治工作要以以“中国梦”为载体，将“价值认同”“责任要义”和“实现方式”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论新形势下习近平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

共产党人所坚守的政治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提出了一系列对促进党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论断。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观表现在五个方面:以制度为治本之策的政治权力观;以现代社会法治为取向的政治管理观;以文明、发展为主题的政治国家观;以实现中国梦为目标的政治理想观;以行政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政治发展观。     

社会主义中国对资本主义学说的扬弃——从"节育"到"计划生育"

"节制生育"是久已有之的词语,带有浓厚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痕迹,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毛泽东首创的"计划生育"提法,巧妙地摆脱了社会主义中国控制人口的理论困境,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人口观的话语体系.从"节育"到"计划生育",不仅是名词的变化,而是代表了不同的思想体系.从"计划生育"话语体系的建立,可以一窥社会主义中国如何灵活、智慧地对资本主义学说开展扬弃,深入地透视这一历史时段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     

毛泽东的“五四”观及其评论模式的形成

如何理解“五四”，如何理解不同历史时期“五四”近乎精神化的作用，是自从“五四”以来，就不断被持不同政治或文化观点的人所关注的焦点。而由此关注所形成的解释方式和话语体系，虽各具特色，但目的都在于为“五四”作意义界定，以满足意识形态或文化建构的需要。就中国共产党而言，较早对“五四”作出系统的价值评论与意义界定，且日后影响深远巨大的，则是毛泽东。毛泽东“五四”观的提出，不仅意味了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对“五四”解释话语权力的把握，也预示了其革命话语式的基本原则支配“五四”评论与研究主流方向的开始。研究毛泽东…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学论纲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迫切需要从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全方位视角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予以科学阐释。从政治理论角度看，需要明确“国家”的真实内涵，摆脱西方地域性经验的束缚，实现国家本质要求与具体进程的统一。把握“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穿透西方的理论遮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制度自我完善和安全发展。恪守“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超越“资本中心”,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在服务和满足人民根本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与超越。坚守正确“建设”方向，避免西方式的“决裂”与“破坏”,以守正笃实为定力，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不断增强国家的活力。注重建设过程的“全面”性，不能只注重部分主体的利益与发展，以和谐为路径，增强建设的整体性与协调性，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根植“中国”社会，彰显“中国”特色，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放眼“人类文明”,紧紧把握独立自主、合作共赢与共同发展的人类现代化大趋势。从政治实践角度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然面临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为此需要坚持三个基本原则，即保持战略信心与战略定力的统一、注重宏观设计与微观机制的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