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外忧内患

降中回稳的中国经济可谓冷暖气流交织,经济增长虽无近忧,但却有远虑。消费增速相对比较平稳,但实质是名升实降。楼市清冷,高利贷泛滥,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远没有到位,外部环境又呈衰退之势。经济凉中带暖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总体延续了二季度轻踏"减速板"的态势。数据显示,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有所下滑,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不同程度放缓。     

税制变迁映射中国道路

财政的"增收增支"不仅不利于民间消费和投资的启动,反而会成为政府在经济低迷期"扩权"的工具。在现实的经济状况下,中国不仅应该大幅度减税,而且应该控制政府财政支出,防止大规模赤字的出现,从而推动国内财政运行的机制向"公共财政"转变。     

中国经济减速

内忧外患之下,2012年中国经济减速已成定局,但换挡减速的中国经济,忧虑的不是增长数量而是质量,这需要产业升级和创新的突破,更需要体制改革的二次突围。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2011年中国经济遭遇内优外患,在外部欧美经济持续低迷和内部经济结构转型调整中,中国经济增长换挡减速,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尽管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不过并未出现高台跳水一幕,总体来看依然是领跑全球。     

打破“重化工业”神话

临近岁末,著名经济学家吴敞琏警告“中国经济片面重型化有危险”,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新一轮争论。其核心是“继续与重化工业共舞,还是大力发展服务业”,这是关系到整个国家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问题。切实地理顺和解决政府与市场、中央和地方、国企和民企、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等关系,调整和建立政府的指导、规范和监督机制,推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转移财政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形成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多方动态一致性,完全可以使2005年的新产业政策制订和执行成为加强我党执政能力的突破口。实际上,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对2005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作出了重大调整:即大力推动消费而不是一味发展投资,优化投资结构,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才是中国经济长久而平稳的增长之道。     

站在世界，看中国饮水

按照国家部署,中国将用10年的时间,解决3亿农村人口的饮水不安全问题。"十一五"期间,中央投资将达到320亿元,投资强度将是十五期间的3倍。     

中国消费时代何时到来

让没有消费能力的人有能力,让有消费能力的人有信心．这是中国转变发展模式——进而让内需代替投资和出口、让内需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唱主角的必出之策。不过,现在只能说,距离消费拉动中国经济的时代还有不短的路程。     

论知识分子对国家权力的态度转变(下)

对大陆当代史准确、深人的把握与理解,是中国大陆当下甚至比投资、能源、消费、环境这些看似分量清楚的诸问题更基本也更迫切的政治课题和历史课题。     

从美国的“购买力学派”说起

正2016年,中国经济怎么走?传统的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内需,看起来都不算乐观。作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市场,美国人一直在去杠杆,最近又加息。欧洲尚未从债务危机中恢复,现在又困于难民问题。总之,欧美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而市场里的钱又越来越贵(利率提高)。那么,拿来购买中国商品的钱必然越来越少,这是常识。中低端消费品的出口格局,很大程度是"购买方"决定的,并非我们可以左右。对比起来,另外"两驾马车"投资和内需似     

中国“穷二代”现象初步调查与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显著变化。被社会和媒体广为关注的"穷二代",是中国贫困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亚群体之一。"穷二代"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社会能否实现成功转型。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改革分配制度、改进扶贫政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加大力度。     

入世后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转型与政策调整

入世后中国的经济外交步入新的阶段,开始寻求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框架下影响国际经济规则。中国在推动多边经济谈判进程、推行自由贸易区战略、应对国际经济摩擦、能源外交及"走出去"战略等方面大力践行经济外交。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外交政策环境带来重大变化,中国经济外交面临进一步提升的机遇,同时也必须经历战略性的调整和转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兼顾海外直接投资与金融资产的全球配置,从原先侧重于贸易、投资等局部性、领域性问题向体系层面的建构和协调发展,立足东亚贸易自由化以及金融协同化进程,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朝向更为公平、稳定、平衡的方向发展。     

特朗普政府的国际投资政策调整及其影响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有别于往届政府的国际投资政策,包括频繁干预和阻挠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加强对外国企业在美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以及在涉及投资规则的国际谈判中强调国家经济主权和主张弱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其投资政策的调整主要源于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的经济民族主义理念,主要目的是通过干预跨国资本和商品的流动,推动制造业回归,夯实制造业基础。特朗普政府国际投资政策的变化将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国际投资环境、国际投资规则、中美双边投资甚至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广泛影响。对此,中国一方面应该通过降低企业税费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式,进一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缓解潜在的引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应该积极与主要经济合作伙伴,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商签新的贸易和投资协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开辟新的市场。     

投资,投哪?

正以前,中国经济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是"融资难"。现在,企业与国民却同时出现了"投资难"。"投资难",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G20峰会上,如何提振各国国内投资以及促进国际贸易投资,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各国治理精英必须直面的核心议题。对中国而言,为什么我们在数年内出现了从"融资难"到"投资难"的大逆转?你必须理解转变之下的三层背景:其一,30多年来,中国已从一个资本短缺国成为资本过剩国。到2012年,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一度占全球四分之一,是美国的1.5倍,日本     

河北省农村养老保险研究

我国农民世世代代主要依靠土地保障和家庭养老。随着河北省农村居民老龄化浪潮的汹涌而至，农村养老保险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和紧迫。将来谁为农民养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能否解决，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平稳发展也关系到我国的长期稳定；同时解决了农民的养老问题，体现了社会公平原则也是我国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     

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保护

中国的海外投资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90年代后,一些国有企业得到国家的批准到海外进行投资。近十几年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我国企业搭上全球经济飞速增长的顺风车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以及海外投资领域风头正劲,如何保护中国企业的发展正以及降低海外投资风险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双周·言论

时政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由许多有利的长期因素促成的,包括中国经济体制带来的巨大动力,中国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以及外来投资的持续增加等。 ——国家主席江泽民10月26日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行的2002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就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问题回答了听众提问。     

村级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村级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乡镇行政权力对自治权力的不法侵扰 ;村党组织权力过分集中与权威弱化同时存在 ;家族势力向乡村政治渗透等。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很好地解决 ,关系到村级治理的成败     

房地产的“问题”危机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和次年的南方大洪水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增长,出口因亚洲金融危机受阻,同时投资也因为自然灾害出现疲软,因而通过房地产来拉动内需成为一条可行的道路。但现在房地产行业却成为制约内需扩大的障碍之一,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导致制造业萎缩和消费疲软。     

“安倍经济学”:救近难济远

<正>日本"安倍经济学"自提出以来,经过两年多时间,取得了一些效果,也存在和遗留一些问题。总的来看,这些效果大多是与提升短期景气和缩小供需缺口相联系的,这说明"安倍经济学"在解决日本经济眼前问题上发挥了某种程度的作用。但是,在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和提升中长期经济增长力方面,至少从目前来看,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应对的内容、措施不充分等问题,"安倍经济学"难以有所作为。"安倍经济学"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三大力量引领消费新经济

正波士顿咨询联合阿里研究院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未来五年投资和净出口对GDP贡献率持续降低,私人消费贡献率将会继续扩大,中国经济也将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而推动中国消费市场规模持续向好,除了仍然中高速发展GDP增速外,上层中产和富裕人群扩大、新世代崛起、网络购物繁荣将是新兴三大力量。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点思考

2012年是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的第二年，也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年。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解决好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社会矛盾多发带来的复杂问题和严峻挑战，关系到中国能否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关系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为此，本刊专设“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探讨”栏目，围绕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约请专家撰写系列文章，从不同侧面加以探讨和研究，希望能从相关国家的做法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