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现实主义视角下权力转移理论探析

传统现实主义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权力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内生的工业化动力导致权力转移的不可逆转性,由于受制于意识形态等局限,该理论侧重强调西方的主导者地位,强调预防权力转移带来的冲击与挑战,这种研究不可避免具有先天的逻辑缺陷。新古典现实主义范式之一的道义现实主义是目前现实主义的一个中国学派分支,该理论也对权力转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应对,是探析当今大国权力转移的一个重要视角。     

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及对“中国梦”的三重意涵

面对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现状,西方学者惯于用权力转移理论的"大而必霸"逻辑设定来探讨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大国间权力再分配,以及由于国际体系中公共财富的再分配所引起的大国冲突,甚至是霸权争夺战。然而,这一理论假设更多是从系统层次即中国崛起的外部国际格局的分析所得出,缺乏对决定中国国际行为的内在逻辑起点——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以"和"为精髓的儒家文明及对其有所扬弃和重塑的"和谐"理念一方面昭示了中国数千年崇尚"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非权宜之计的逻辑起点。因此,中国在承认大国间存在战略竞争的同时提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实现大国关系的平稳发展与互惠互利。这实际上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一贯立场的体现,更是中国崇尚"以和为贵"文化传统的现代重塑。同时,它还承载着契合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中国梦"的对外解读,及营造国际环境实现"中国梦"、并向世界推介"中国梦"的时代重任。     

进攻性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大国权力-安全竞争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对国际政治中的大国权力—安全竞争的分析独到而精辟 ,他据此对国家权力—安全战略的阐述亦颇有深意 ,为理解国家安全环境提供了新的视角 ,值得仔细探究。大国权力—安全竞争的理论逻辑国家的生存环境及由此而来的国家行为模式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关于大国为何陷入无休止的权力—安全竞争的理论基底和逻辑起点。米尔斯海默认为 ,国际政治素来残酷而危险。尽管大国竞争的烈度消长无常 ,但大国总是彼此惧怕并相互争夺权力。因为在国际政治中 ,权力是确保安全的终极手段 ,最大的权力确保最大的安全。② 他说 …     

日本因应美国战略东移的举措及其影响

从民主党鸠山内阁到自民党安倍内阁,日本对美国战略东移的因应,经历了一个调整、呼应、进而加以利用的过程,体现出较强的战略连续性,表明日本因应美国战略东移的基本思路是,在国际权力转移特别是东亚力量结构发生转变之际,对日美同盟关系进行再定义,重新确立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定位,寻求对东亚地区秩序的重塑发挥主导作用。     

关于世界格局演变趋势与“无极化”世界的思考与探讨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作为唯一的一个“极”，它在国际社会的权势处于顶点。但阿富汗战争余烬未冷，伊拉克战争又使美国颜面扫地，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更使美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随着各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力量的不断变化，作为一个“极”的美国似乎正逐渐失去曾经拥有的统治力。而俄罗斯、中国以及印度等新兴大国却成为潜在的“极”，再加上欧洲、日本等旧有大国，这一格局既非单极支配，亦非多极结构，是否预示着另一种“极”时代格局的到来？     

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

本文从历史角度研究国际秩序内涵、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并从中引申出政策含义。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机制之争;大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巨大,大国崛起必然冲击既有的国际秩序,带动国际秩序的变革;20世纪的国际关系集中体现了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出现了三次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诉求,每次都比前者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社会的进步;当前国际秩序新与旧、消极与积极并存,正处于转型期。     

编者的话

国际权力能否和平转移,从而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如何实现和平共处,这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期有两篇文章对此给予了实证分析。罗纳德·塔门和亚采克·库格勒的《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认为,国际权力转移增加了战争冲突的几率,但是否一定爆发全球性对抗还取决于崛起国的现状偏好程度。作者估计,中国将在21世纪20—30年代实现与美国的权力持平,因而存在双方冲突     

走出中介政治

回顾人类历史上的权力运行,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前现代政治”都有一个共性——从表面上看,权力拥有者都会或多或少地承认自己不过是在代行某种神圣的权力。而这种“神圣的权力”,要么来自一个虚拟的民众实体,比如“人民”、“群众”,要么来自某种神秘的力量,比如“上天”、“上帝”、“神”等等,而不是那些具体的、掌握选票的人。在此情形下,无论是代行“人权”,还是代行“神权”,无论是君王或政府,作为权力拥有者与使用者,都是实现民众获取权利的唯一中介。而且,在口头上君王或政府至少会承认自己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万民之福”。在此,我们不妨将这些政治称为“中介政治”。     

福柯规训权力视角下的监狱科技化反思

福柯认为权力应当能通过增强自身的力量来增加社会能量,监狱科技化满足了监狱规训权力的这一需求.然而,规训权力下监狱科技的性质尚未明晰.与科技相伴而生的科技负效应波及到了监狱对罪犯规训权力的实现；同时,也影响到了监狱及其民警对科技的依赖和规训能力的弱化以及监狱规训权力执行主体之间不信任感的产生.要最大限度的发挥规训权力的效能,首要的是构建监狱科技的“关联环境”.     

可持续动力:新兴大国崛起如何规避“比较优势陷阱”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崛起给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带来深远影响,原有大国与新兴大国间的博弈似乎预示着第三次权力转移的开始.然而,通过对新兴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仔细剖析后发现,这些国家均面临着增长方式落后,赶超发展缺乏后劲的问题,这不仅影响新兴大国竞争力的提高,还制约着其赶超进程的进展.     

皇帝之殇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天下是皇帝个人的私有财产，人类都是皇帝的奴仆。皇帝的权力，是最大的，也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所以，“四万万人都想当皇帝”，“中国向来没有为平等自由起过战争，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位。”（孙中山语）     

新自由国际主义与美国大战略的思想转向

冷战后,新保守主义曾在美国得势,一度成为美国战略的主要思想基础。然而,新保守主义在伊拉克战争中受到重挫,陷入低谷,美国大战略的思想基础转向何处?新自由国际主义很可能成为美国未来国际战略的思想基础。新自由国际主义一方面秉承自由国际主义传统,主张在民主自由国家之间建立以国际机制为基础、以权力为支撑、以大国自律为条件,以开放经济、集体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将一些现实主义的特点糅合进去,在强调宪政制度的同时,也重视权力和国家利益。2002年启动的普林斯顿计划根据美国国际安全环境新特点和美国传统的国际秩序理想,提出了美国未来的安全大战略。从理论背景和实际内容来看,普林斯顿计划带有新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思想烙印,体现了国际宪政秩序、权力的自我克制、多边机制下使用武力、多边整合大国关系等新自由国际主义的原则。     

认同变迁：英美权力的和平转移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在国际体系中既有的霸权国同后起的新兴大国间,以争夺权力为特征的霸权战争不可避免。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r)甚至将“和平转换问题”认定为国际关系中的核心难题。然而,我们对这样的理论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它们对冲突的预测往往过于武断。在近现代史上,英美之间权力的和平转换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例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逐渐崛起,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的出     

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权力观之比较分析——兼谈不同权力观对当代国际格局的不同理解

本文从介绍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入手,较全面地比较分析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权力的定义、来源、转化和地位等方面的不同观点,并简要论述了产生这些不同认识的缘由。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权力观是对现实主义权力观的一种革新,在未来的世界政治中,传统的权力政治或强权政治这个现实主义的根本理念将会逐渐淡化,过去以大国权力为基础的"极"国际格局将不可避免地被不同性质、不同功能和不同类别的行为体共同作用的"元"国际格局所取代,亦即逐步超越单极、两极或多极结构的范围,向着网状的"多元"结构方向发展演变。     

海湾乱局、奥巴马主义与美国对海湾政策的调整

伊拉克战争后海湾的安全局势每况愈下,伊朗核问题、恐怖主义、格局失衡、宗派战争和革命隐患成为困扰海湾主导国美国的重大挑战。严峻的形势迫使美国推出奥巴马主义,以接触伊朗作为解决核扩散和海湾安全的重要政策和手段。2015年7月签署的伊朗核问题最终协定证明奥巴马主义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美伊能否完全和解,伊朗能否成为美国的地区帮手仍存在变数。"跷跷板效应"的存在也加大了美国同海合会国家的分歧。海湾地区的权力转移让海湾地区格局从美国主导型向域内大国参与—域外大国主导型演变。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与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是党的八大提出和邓小平特别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对权力监督理论的一项重大发展,同时也是对共产党执政方式转变提出的根本要求。当前最主要的,是要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党要接受监督的关系,“党”与“民”的关系,“不搞群众运动”与群众监督的关系,“党的喉舌”与舆论监督的关系等。     

权力符号：“献”现象的社会解读

“我爸是李刚”宣语的背后隐含着特定时代背景下“官二代”的行为逻辑，其实质是官员子女对权力符号的继承与运用。传统社会权构化的惯性是“官二代”有意识地使用权力符号的内在驱力；现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封闭趋向强化了权力符号的辐射力与影响力；权力符号与社会观念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互动情势构成“官二代”演绎权力符号的人文语境。     

“权力国家”乎？“贸易国家”乎？“文明国家”乎？——“新德国问题”理论探索

“权力国家”、“贸易国家”和“文明国家”是外交政策研究的三种理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大主要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相对应。这三种理论模式的一般理论特点与要求是什么?它们对研究德国外交政策的适用性如何?说服力怎样?能解决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即坚持什么的问题吗?这些是本文拟探讨的主要问题。     

东盟与大国关系评析

冷战后,尤其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和“9·11”事件之后,中美日等大国在东南亚的存在与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这种变化,东盟各国认为,单纯依靠东盟自身的力量是无法保障本地区安全的,而大国出于利益的驱动和对权力的追求,一定会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扩张和竞争,利用这些大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可以达到某种均衡的态势,从而保证本地区的安全、稳定与繁荣。在东盟各国看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正处于上升的态势,是一个个雄心勃勃的地区强国,而美国则是一个“温和的超级大国”,因此,有必要扩大美国和日本在该地区的存在与影响力,以制衡中国。     

中欧历史分岔发展的悲观理论——评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古代中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为什么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后最终走向“大一统”的普世帝国，而欧洲在罗马帝国覆亡之后就一直保持多国均衡的分裂局面？为什么中国长期以来国家权力保持着一种“超稳定结构”，而“公民社会”则始终无法孕育，而欧洲国家却能够发育出公民社会和宪政民主？美籍华裔学者、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许田波（Hui，Victoria Tin-bor）的《战争与国家形成：古代中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以下简称《战争与国家形成》）一书试图通过构建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来解释这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