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功臣们致敬! 钟南山等4人被授予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正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11日签署主席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11日下午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授予张伯礼、张定宇、陈薇(女)"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北京铁路局工会采取五项措施落实“三不让”承诺

本刊讯今年4月20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对《国内动态清样》刊登的《沈阳铁路局实行"三不让"帮扶困难职工》一文     

“民告官”再出发

<正>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草案说明,"立案难"被认为是"民告官"三难的"难中之难",草案对症下药,采取扩大受案范围、可口头起诉等5项措施。2013年的最后几天,《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终于提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台面,开始被审议。这是《行诉法》自1989年通过后的首次修订。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回忆说:"1982年向彭真同志汇报,地方和群众有一种说法,‘官告民,一告一个准,民告官没门’。彭真同志对     

《预算法》修订,试验先行

<正>《预算法(修正案)》正式通过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争议和存疑的部分先进行试点,这也是中国式修法的一个特点。4月末,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对《预算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第三次审议,上一次审议,还是在2012年6月。时隔近两年,这部"经济宪法"仍未获通过。不过,这也在各方预计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人士即表示条件还不     

高层动态

吴邦国:首次审议《保密法》修订草案6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主持召开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实施了20年的《保守国家秘密法》修改工作启动,修订草案打破密级的"一定终身"。全国人大在立法调研中发现:定密随意,解密不及时,国家秘密范围过宽,这是多年来国家秘密确定体制的症结。据介绍,美国每年产生秘密文件10万件,我国则多达数百万件。     

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

作为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透明度在进一步提高。人民有权利了解代表自己意志的立法机关是如何"治国理政"的,这与自己的切身利益也是密切相关的。     

“常回家看看”正式入法之我见

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老年法,"常回家看看"条款正式入法。本文通过对此条款争议部分的分析,得出"常回家看看"入法是立法进步的结论。     

声音

正"13日下午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辽宁省人大选举产生的部分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的报告,确定45名全国人大代表因拉票贿选当选无效。"——据新华社,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贿赂代表的,其当选无效。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经审查认为,这45名全国人大代表违反选举法的有关规定,以违法行为当选,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其当选无效。     

“酒驾”问题调查研究——以福建省A市为例

近年来接连发生的"酒驾肇事"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2011年5月1日起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施行《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正式入罪。     

新任国家领导人都曾经过基层的锤炼

全国两会期间,伴随着新一届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以及全国政协领导人员的陆续产生,一批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50后"、"60后"领导干部也陆续开始走上了国家高层领导岗位.他们当中,有的在艰苦地区插过队,有的从基层开始积累领导经验,也有的在名校锤炼过专业理论…… 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属于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的新一代大学生.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等.他们和亿万普通民众一样都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受益者,更是实践者,他们将肩负起改革再攻坚的重任.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提升父母教育素质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素质的缺陷。由于父母失职或教育不当,孩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厌学、逃学、沉迷刚络、离家出走、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越来越多。造成父母教育素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自身学习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执行不力、社会舆论引导偏颇。应当把父母教育素质提升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着力强化依法履行父母职责、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理念;引导家长自我教育,着力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教育素质的提升,将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之展望——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为视角

《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贡任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原则的正当理由和年龄的划分以及制裁提出了新的建议，代表了当今世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发展趋势的展望。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范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检讨了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刑事责任规定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的不吻合之处，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刑事责任年龄、制裁措施提出了完善建议。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     

The Welfare Effects of Balance of Payments Reform: A Micro-Macro Simulation of the Cost of Rent-Seeking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methodology for analysing the effect of balance of payments liberalisation on measures of poverty and distribution and applies it to the case of Jamaica in the 1990s. The methodology consists of a macro-micro simulation in which a CGE model provides labour market outcomes, which in turn are used to manipulate the sectoral allocation of employment to generate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new labour market outcome. In the application to Jamaica, we find that the re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way from rent-seeking activities in the presence of exchange controls is significant and has larg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pening up of the current account has little effect on poverty, but liberalisation of the capital account reduces poverty, especially amongst the very poor. Neither policy change taken separately, no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has more than a negligible effec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