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维和观念的演变

与冷战期间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谨慎政策有明显不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在维和行动中同时部署民事和军事人员到指定地区,反映了中国维和行动的观念发生变化。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既是中国跨区域外交的一部分,又是中国人道主义干预等"非战争性军事行动"的安全政策体现。目前,中国的维和人员前往的多为和平脆弱地区,维和人员面临当地武装分子的严重威胁。中国正试图在成为国际安全事务中负责任的大国和参与联合国解决国内冲突的维和行动间寻求利益平衡。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述评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与中国军事外交的拓展、中国对维和事务的参与度密切相关。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维和的态度发生转变,从不参与到有限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一时期学界着重分析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21世纪以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形式逐渐多样,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与原因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和分析的重点;最近几年,中国成为支持联合国维和的中坚力量,学者们开始讨论维和的中国方案,建立"中国维和学"的呼声愈发高涨,这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热点。总体来讲,中外学者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偏重政策性,而维和实践层面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为此,需要中外学者采用过程追踪和访谈等方法,与中国从事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员开展广泛交流。     

冷战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可以概括为高潮-低潮-略有起色的发展过程,目前它处于踌躇不前、徘徊犹豫的状况.加利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总共进行了21次维和行动,超过了冷战时期40年13次维和行动的总数,加利时期参加维和行动的人员也从80年代的每年约1万多人,发展到90年代中期的7.8万多人,同期维和预算经费从每年的2.3亿美元增加到36亿美元.1995年以后,尤其是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后,联合国维和行动一度陷入低潮,维和行动的规模和经费也急剧下降,联合国维和经费预算为8.1 2亿美元,但到1998年又开始回升,据统计,2000年8月联合国的维和人员约有3.6万人,1999年7月～2000年6月,维和经费上升到14.17亿美元,2000年7月～2001年6月为25.82亿美元.     

稳定行动的演变及其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在自由和平理论指导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通过稳定行动介入冲突后国家的国家建构，推动西方式民主政权改造。在二十多年中，从波黑的战后重建到阿富汗战争的失败，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其安全利益认知的变化，稳定行动在目标、内容、标准、方式等方面发生显著变化，呈现从“征服者模式”向“殖民者模式”演变的特点。美国、法国等通过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话语权的控制，尤其是通过控制稳定特派团的安理会决议，将不同的稳定行动模式引入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使各时期的联合国稳定特派团执行不同模式的稳定行动，导致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大国维护其安全利益的工具。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需坚持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推动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将联合国维和行动建设成为有效维护世界和平的真正的多边国际安全治理机制。     

背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播洒和平与安宁的希望 本刊特约记者独家报道中国军队非洲维和英姿——红星“蓝盔”在非洲

中国军队首次成建制踏上非洲 2002年12月,应联合国的请求,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由总参谋部军训和兵种部以工程兵某旅维和待命部队为基础,组建一个工兵连,参加联合国在刚果(金)的维和行动。这是我国2002年1月正式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待命机制后的首次维和行动,也是中国军队首次成建     

走近金刚勇者 泰王国军队现代化扫描

通过参与东盟一体化军事组织以及联合国领导的维和行动,泰国皇家武装部队在地区和平与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2001年以来,泰国皇家武装部队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皇家武装部队现在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和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一些泰国部队目前正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参与支持战后重建维和行动。     

透视联合国维和行动

近来,有关拉丁美洲海地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消息频频见诸于媒体,引起世界的瞩目,联合国维和行动本身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中国维和警察:十年征战,捍卫和平

2010年是中国警察参加联合国民事维和行动10周年。然而不幸的是,1月13日,在海地发生的里氏7．3级强烈地震中,正在海地执行维和任务的朱晓平等8位中国维和警察殉职。在8位英烈极尽哀荣的悼念活动中,中国维和警察群体引起了亿万国人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中美联合国维和行动比较与合作空间分析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两大常任理事国,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中都有较大投入,但在具体的维和过程中,两国的侧重点、原则理念和影响力也各不相同。美国在经费、人员培训和设备供给方面投入更多,而中国在维和人员的派遣方面贡献更大,近些年中国也大幅度增加资金投入,以及重要岗位的人才培养和人员输送;在维和理念上,中国强调在尊重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前提下坚持维和三原则,而美国通常会要求他国接受美国民主制度的原则,并对武力使用标准更为宽松;在维和议程的设置上,美国一直以来都有较大影响力,中国相对较弱。中美两国未来在维和行动及在联合国框架下介入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方面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因此,中美在维和问题上仍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与非盟的伙伴地位浅析

联合国目前的维和行动主要集中在非洲大陆。而维和行动本身遭到来自自身权威性和目标国主权矛盾两方面挑战。非洲联盟作为非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应当在应对这两大挑战中起到调节、联络的作用。从法理依据和非盟在非洲大陆的特殊地位上看,非盟都有其参与维和行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相对城外国家面言,非盟对非洲本土政治环境较为熟悉,对非洲本土冲突危机反应更加快速,可以在非洲范围内加强常态化部队建设,一定程度上弥补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员和资金不足问题。同时,联合国与非盟的角色关系不能脱离已有国际法框架的定位,两者应该做到角色职能明确,各司其职。     

“保护的责任”与中国的联合国维和政策

近年来,学界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保护平民议程和"保护的责任"进行明确区分,但随着武装团体蓄意攻击当地民众,使基于"保护的责任"的强制行动和保护平民的强力维和,在概念和行动上的区别变得模糊。这一趋势对中国的联合国维和政策构成一系列政治和行动的挑战。为此,与"保护的责任"相关目标应纳入联合国维和行动,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应提高识别、监测暴行罪风险的能力,通过明确而全面的暴行预防战略,支持维和人员执行保护平民的任务,进而阻止暴行罪发生,而这种预防能力建设也符合中国的维和政策和利益。     

从冷战后非洲维和看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发展——由卢旺达大屠杀与达尔富尔危机引发的思考

非洲大陆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点地区之一。冷战结束以后,非洲内部冲突不断,而非洲国家自身力量不足,大国争相加入联合国在非洲地区的维和行动,但索马里维和的失败使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一度停滞不前,导致了卢旺达悲剧的发生。达尔富尔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对此反应迅速,联合国也积极介入,但此次联合国苏丹维和的意图历经多次波折才得以实现。因此,在维和实践中坚持"维和三原则",加强区域性维和机制的建设,协调好各大国之间的关系,才是解决非洲地区冲突、维护安全的最佳途径。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发展:从维持和平走向建设和平

冷战结束后,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或无政府状态成为国际和平及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作为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应对这些新的威胁和挑战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以联合国关于"和平、发展、人权"三大支柱的新表述为标志,其领导和组织的维和行动正在发展成为一种全球伙伴关系,这要求联合国各主要机构、区域组织、利益相关国以及非政府实体等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维和行动的执行也需要更具长期性和广泛性的战略规划。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需要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积极应对,更为充分和广泛地参与联合国和平行动,进一步提升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看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认知的改变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知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拒绝阶段、接触感知阶段和认同阶段,这种态度的转变是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结构的变化分不开的.中国的安全利益由重点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保护国家的政治利益转变为强调经济建设和政治安全并重,优先考虑经济建设,再到提出新安全观,强调国内利益与国际利益相结合,构筑和谐世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安全重点的转移推动了中国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的不断的角色定位.     

论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

联合国已经进入一个介于传统维和和强制行动之间的界限模糊的所谓“无人地带”的军事活动领域,因为它缺乏任何指导性的行动纲领。它只是给传统维和机制装上了一种准备对安全的所有新的挑战产生反应的企图。其结果是近70,000名蓝盔部队的大部分现在在维和计划外的地方执行任务。即使对联合国部队的需求每天都在增长,他们却仍然在旧的行动规则约束下以及明显的     

论联合国的预防性外交

作为国际关系的新事物 ,预防性外交在联合国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逐渐成为处理国际冲突的新方式。从哈马舍尔德、加利到安南 ,都不断赋予预防性外交新的内涵 ,相继提出了防止外交、预防性行动等不同的概念。与维和行动的不可分割性和综合性是联合国预防性外交的两个最主要特点。实践表明 ,联合国的预防性外交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     

中国联合国研究的现状与前景——李东燕研究员访谈

近年来,中国对全球治理和国际机制建设的参与日益加深,联合国研究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定位"联合国研究"?中国的联合国研究现状如何,有哪些特点和进展?在研究方法与观点上有哪些分野?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前景如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孟文婷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东燕研究员,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全球治理、联合国研究,代表作有《联合国的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建和的前景与路径分析》《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等。     

国际制度的有效性:以联合国为例

冷战结束以来,对于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期,不少国家曾寄希望于联合国建立世界新秩序。但是,在90年代中后期,联合国在维和行动中屡屡受挫,2003年美国更是绕过联合国直接对伊拉克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现实与期望的差距,使得改革联合国的呼声日趋热烈。对联合国作用的认识,实质是关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问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纵横谈

一、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概况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指联合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根据有关联合国决议向冲突地区派遣军事人员以恢复或维护和平的一种行动。维和行动在联合国宪章中并未明确提出,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调解和解决地区冲突的实践中逐步发展而来     

联合国维和：集体安全？

许多学者认为,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一种集体安全。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联合国维和的定义与集体安全概念存在偏离。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维和经历了宪章制度模式、“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模式、哈马舍尔德模式(第一代维和模式)、第二代维和模式、第三代维和模式五种类型,这些运行模式均与集体安全存在较大的不同。联合国维和所形成的“中立性”、“非武力性”、“自愿性”及“宽泛性”四大特征,也表明维和与集体安全相去甚远。基于集体安全理念而组建的联合国维和,已经突破了集体安全的范畴,更接近于国际危机管理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