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意义

2006年9月20日,在中美两国首脑的支持下,双方发表了《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启动了中美两国战略经济对话,12月中美两国在北京进行了首次战略经济对话,今年5月22日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二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并决定12月在北京举行第三轮战略经济对话.     

增进战略互信 促进互利合作——记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2010年5月24—25日，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在历时两天的本轮对话中，两国有关部门就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反恐等问题进行对口磋商和双边会见，对话成果达26个。这样大规模、涉及多个部门、议题广泛的对话不仅是中美展开战略对话以来空前，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说明中美在增进战略互信，促进互利合作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     

经贸优先：评第二届中美高层对话开幕

据报道，中美第二轮高层对话已于12月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中美关系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大国双边关系，起伏波动对全球和亚太地区的整体格局都有十分重大的影响，而经数十年互动与发展，两国之间也具有了千丝万缕的国家利益关联。因此，此次对话与在北京举行的上一轮对话一样，理应引起关注中美关系和当代国际格局的人士的关注。 中美高层对话本是因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而来，但这一机制化、制度化的高层政策和战略对话意义究竟如何，许多观察家尚未有明确的结论，尚有待于对话的深化以及两国关系总体发展的催化。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有趣细节可以有助于说明这一对话在两国不同的含义。当第一次对话举行时，我国媒体普遍使用了“中     

重压之下,增信释疑 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述评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现有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是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中美经济主管官员的交流活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中的战略性对话。该对话一年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目前,这一对话机制已成为两国就事关双方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经济问题进行探讨的重要平台,在两国经贸关系以至整个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制度选择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自启动以来,已成为两国间制度化水平最高的双边经济沟通机制。与中美经济联委会和中美商贸联委会等既有制度安排相比,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议题范围更广,集中程度更高,双方的控制更为对称且机制的灵活性较好。运用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的模型,本文考察了中美在分配问题、实施问题、不确定性、行为体权力分配问题上面临的合作难题,并且由此解释了这些难题与中美两国制度形式偏好的相关性。     

高层动态

胡锦涛:中美战略首轮对话已达成共识国家主席胡锦涛6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盖特纳。胡锦涛表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两国加深了解、互信与合作的重要平台。目前,双方已就今年7月下旬在美国举行首轮对话达成共识。     

2015年6月国际形势大事述评

<正>一、中美举办战略对话与人文磋商多项成果促双方关系向好发展6月23—24日,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在华盛顿举行。习近平主席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洁篪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别代表国务卿克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出席联合开幕式并分别致辞。美国副总统拜登出席并致辞。此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围绕清洁能源、绿色经济、海洋开发、网络安全进行了深     

构建中美关系的精英基础

中美8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首次战略对话,给北京活跃的外交舞台再添巨大的亮点。它给所有关注中美关系的人,提供了新的坐标。中美决定建立战略对话制度,既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实际需要,符合双方的利益,也说明面对双边关系的一系列挑战,中美两国都愿意采取务实的态度,不愿让矛盾与冲突主导两国关系。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大国,在各自外交活动中都不能忽视对方的存在,尤其对中国     

2017年4月国际形势大事述评

一、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 深入沟通增进相互了解 4月6—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围绕中美总体关系、高层交往计划、高级别对话机制、经贸问题、两军交往及朝鲜半岛核问题等进行了深入沟通.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将于2017年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双方同意在经贸投资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同时妥善处理经贸摩擦;双方愿加强两军交往,深化执法司法、网络安全、追逃追赃、非法移民、卫生等领域合作;双方同意采取更多实际举措,进一步拓展中美人文交往,扩大两国人民往来,不断夯实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双方确认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同意就半岛问题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双方同意拓展在防扩散、打击跨国犯罪等全球性挑战上的合作.     

高层

<正>习近平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习近平表示,中美双方应该坚持从大处着眼,把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总目标,认清两国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应该"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强加于对方";应该善于管控矛盾和摩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共识。     

中美亚太安全竞争:缘起、内涵与影响

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结构性矛盾的加剧,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也日益明显。中美亚太安全竞争主要缘起于三个方面:中美亚太结构性矛盾是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战略动因,两国亚太安全政策的针锋相对是安全竞争加剧的直接原因,亚太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催化剂。中美亚太安全竞争显著体现在安全观念、安全伙伴、安全议题、地区安全秩序等方面,会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产生影响。在全球层面主要影响国际安全格局和全球安全治理,在地区层面主要涉及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和亚太国家的战略应对,在双边层面则关系到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对于中国而言,要加强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加强中美在地区层面的包容性合作,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建设。     

中美经济关系四大焦点问题分析及消解

世界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经济是美国和中国利益的深度联系点,中美经济间焦点问题既凸显两国经济关系在以金融和科技为代表的综合实力方面的差距,又是两国国家利益的交汇之处.因此,从消解中美经济焦点问题人手,在中美经济间建立一个强大、可持续的互利共赢关系对双方都将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也将惠泽世界.自1972年以来,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蓬勃发展,但目前却受到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和中国快速崛起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动摇的风险在日益加剧.2012年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中美经济关系需要一种新的"公报"来引导双边经济关系的战略框架以确保两国互利共赢关系不受经济争执焦点及公众态度和焦虑变化的干扰.     

推进互信的重要平台——中美战略对话回顾

中美战略对话的背景 进入2l世纪，尤其是“9·ll”事件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态势。具体表现为：两国的高层交往不断密切，相互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双方在反恐、防扩散等领域展开有效合作，中美在两国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形成了有限但重要的共识。为此，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2003年年底称，美中关系处于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最好的时期。     

中美何以能和平共处?——英德、美苏关系的历史启迪

研究中美两国的和平共处具有紧迫性,而一战前的英德和二战后的美苏两个案例都具有借鉴意义。着眼于历史,一战前的英德和二战后的美苏均实现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共处,这值得汲取经验并吸取相关教训。中美要实现和平共处,从中国的角度看,应塑造两国共同利益,使其转化为和平共处的正资产。中国应在事关其核心利益的周边问题上绝不妥协,通过战略压力迫使美国尊重中国的地区权益,避免美国过度逼迫中国而导致两国擦枪走火。此外,中国应积极参与和创建地区安全机制,并建立各种"中美+X"三边机制,以使双方及第三方保持信息同步沟通,避免误判。要促使美国严格约束其亚太盟友,避免被第三方拖进战争。中国应广泛发展与美国盟友的安全关系,不仅在双边层面加以提升,在吸收其加入周边的相关机制时,经济收益需适当让位于政治安全收益考量。中国还应从政府、学界等层面有效引导国内民族主义。     

中美关系:合作与防范仍是基调

回首刚刚过去的2005年,中美关系延续"9·11"事件以来相对稳定的基本态势,同时也继续展示出复杂的两面性特征:一方面,两国高层接触频繁,中美元首一年内五次见面,布什总统实现了其就任以来的第三次访华,双方正式启动了战略对话机制;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增强,上半年中美双边贸易规模达到1283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相互依赖程度继续加深;双方在朝鲜核问题、联合国改革、反恐及公共卫生等领域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协作并取得了具体的成果.另一方面,贸易争端、人民币汇率、军费透明度、人权等方面的摩擦和矛盾依旧不时触动人们的神经,反映出两国在现实利益、意识形态及政治互信方面依然存在深层次问题.     

交流凝聚力量 合作缔造共赢——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中俄政党论坛侧记

正2015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和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共同举办的第四届中俄政党论坛和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第五次会议分别在北京举行。两党两国领导人分别致贺,两党高层领导人出席,凸显中俄执政党交往对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会议和中俄政党论坛是中国共产党与统俄党机制化交往的重要内容。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会议是两国执政党就两党两国关     

近年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成果述评

<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是由中国首先提出的,并不断在与美国的战略谈判和对话中得到践行,进而引发了美方的回应,双方在新型大国关系的部分内容上达成了一定共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中美双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具有创见性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梳理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创新新型大国国际关系理论、指导中美乃至其他大国关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一、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及     

中美经贸关系变迁背后的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自2018年3月中美经贸摩擦出现以来,双方长期保持对话和磋商,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进入加速调整阶段。40年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演变始终是反映美国对华政策的晴雨表。鉴于此,本文首先对中美建交40年来经贸关系的变迁进行梳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两国的经贸合作情况,进而探究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出现的症结及未来发展前景。2016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加速调整阶段,中美经贸磋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贸易政策背后也折射出美国新的国家战略选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美国愈发倾向于从"相对收益"的角度考量中美经贸关系。展望未来,双方的有效沟通和战略再保证对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     

挑战与机遇相生共存:中美新能源合作的新趋势

近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将新能源作为其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美两国积极开发本国新能源,并在新能源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合作,这不仅对两国关系和双边利益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将深刻影响全球新能源的发展。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和实现途径初探

新型大国关系是冷战结束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处理大国关系新的战略思维和国际关系的新模式,是在2012年中美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由中美两国共同提出的,是加强双方的信任与合作,开辟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直接理论基础是相互依存理论。新的全球安全理论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理论来源。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现路径在于推动共同应对公共安全威胁,持续拓展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建立中美两国领域广泛的安全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