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原因

台湾原是一个资源匮乏,市场缺少,各方面都很落后的地区。经过50年的发展,台湾的各项经济指标都在快速向发达国家和地区靠拢,被世界银行列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并与新加坡、香港、韩国并列,被合称为“亚洲四小龙”。台湾经济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向前推进,得益于其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并根据这一变化,积极主动地调整其产业结构。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既是经济取得进步的标志,同时也是促成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     

广东省与台湾省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水平比较

广东省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最早的地区，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经过近20多年的发展，广东省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部分主要经济指标正在逐渐超越我国的台湾地区。2003年，广东省对外贸易总额与工农业生产总值同时超过台湾省，预计经济总量GDP在2010年超过台湾省。不过，台湾省已完成工业化阶段，不仅跨人“发达社会”的行列，而且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工业生产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大幅降低，服务业成为最大的经济部门，而广东省还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呈现快速增长势头，而且广东省人均GDP水平以及诸多社会发展指标与台湾仍有较大差距，全面赶上台湾仍需要较长的时间。     

广东省与台湾省社会发展比较

台湾省现代化走在整个中国区域现代化的前面，而广东省作为大陆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后起优势明显，与台湾省的现代化差距迅速缩小，并在某些方面已接近或超过台湾。两地在经济起飞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老化与环境污染等诸多社会问题与矛盾，成为粤台两地现代化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台湾纾解三农问题的反思和启迪

三农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经济二元化结构性矛盾的表现，它不仅影响农民收入、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同面临的难题。我国台湾地区从上世纪60年代加快工业化进程之后，就开始出现三农问题。40多年来，为纾解三农问题及其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困扰，台湾不断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三农矛盾，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其中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台湾工业化过程中缩小城乡差距问题研究

台湾经济在工业化过程（1950—2000）中，在城乡发展的公平和效率的兼顾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基本实现了高经济成长和低收入差距。在1984年到2000年的统计中，台湾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民收入的比在1．3左右，同发达国家相比较也属于很低的水平，即岛内城乡收入差距较小。分析台湾在此过程中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措施对于大陆地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台湾地区产业结构关联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投入产出模型，运用结构分解技术，对台湾地区产业的总体结构关联效应以及三次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结构关联效应进行静态及动态分解与研究，进而探索提升台湾产业结构关联效应的路径。静态考察表明，台湾产业结构关联效应总体上显著弱化；三次产业以及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成长能力和关联水平均大幅下滑，并以第二产业最为显著。动态分析显示，台湾产业成长高度依赖自生机制的作用；目前第二产业以及多数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成长机制未能驱动产出高水平增长。台湾产业结构关联效应问题，既有自本世纪以来第二产业空洞化持续加剧这一直接的表层原因，更有经济边缘化日益加深导致产业空洞化的深层因素，也有台湾政治转型以来的政治运作影响产业发展与转型的问题。为提升台湾产业结构关联效应，不仅需要在有关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层面采取措施，以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发展，而且需要在攸关产业持续发展与转型的内外环境层面采取措施，包括在处理好两岸关系的基础上消减经济边缘化问题，在处理好政治运作的基础上消减政治对产业发展与转型的不良影响问题。     

对泸州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思考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发展是物质基础，发展农村经济是中心。当前泸州地区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重要原因。加速发展泸州农村经济，必须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以此反过来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亚洲城市化：进程与经验

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进程而兴起和发展的。工业化对生产要素空间集中的内在要求造就了现代化城市的快速崛起。然而，城市化雏形一旦出现之后也便有了自身的运行规律，形成既与工业化相联系但又有别于工业化的独特特征。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一般的城市化进程呈现s型，即在城市化初期，由于生产要素的聚集有一个过程，故而城市化进展并不快，呈缓慢发展的特征，以后随着生产要素聚集的加速，城市化开始呈现加快发展态势。     

论台湾环保产业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后，台湾在“经济优先”政策主导下，短短二、三十年迅速实现工业化而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但随之而来的是生态与环境的日益恶化。20世纪80年代初始，特别是中后期，台湾民众终因难以忍受累积环境恶化而不断地掀起抗争事件，生态、环境污染问题迅速成为台湾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迫使台湾当局正视环境危机，并制订环保法规政策，设立环保机构，从而催发了台湾环保产业的萌芽。台湾环保产业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引进与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自萌芽以来呈现稳定的成长态势，并形成自身的发展特点与优势。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海峡两岸中小企业发展比较研究

台湾是中小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也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典型范例。在台湾战后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台湾经济的支撑力量。虽然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台湾经济持续恶化，成本大幅增加，中小企业面临严重危机。但2009年末，台湾中小企业约有123．2万家，仍占全体企业家数的97．91％，解决了78．47％的就业，创造了30．65％的销售值和16．88％的出口值。因此，台湾中小企业经验研究具有典型意义。本文在回顾台湾中小企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两岸中小企业发展的比较研究，探讨台湾中小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对大陆的启示。     

台湾绿能产业发展及两岸绿能产业合作

扩大绿色能源利用和加速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和地区实现经济“低碳化”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而采取的新型产业发展导向。台湾和大陆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经济高速增长后,都面临着新一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挑战。本文通过剖析台湾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近况及在ECFA架构下所受到的影响,尝试着对两岸绿色能源产业合作将呈现出的新格局进行探讨。     

台湾职业流动及其成因探究

职业流动既是社会流动的载体，又是社会变迁的推力。从世界范围看，职业结构并非静止而是动态高级化过程。高层级职业逐渐增加，低层级职业有所下降。这为劳动者向上流动提供了空间。20世纪中期，发达国家的职业流动是垂直流动，表现出工业化的特征。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职业结构高级化有所发展。研究台湾工业化过程，笔者发现其职业流动符合普遍法则，农民是一种外流的职业，工人是一个大量流入后又流出的职业。农村青年以农民和工人为职业度过了生命的黄金期，再继续流向其它职业。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工人在职业结构中的比重下降，服务业职业的比重逐步上升，从而逐渐实现社会职业结构的高级化。     

新世纪初台湾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向

迈入新世纪,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和全球化的来临,对于台湾经济而言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并对台湾未来的经济结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总体来看,未来十年内,台湾总体产业结构将保持大致稳定,但工业和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将发生较大变化,科技产业将进一步成为台湾工业的龙头和主导,服务业也将向知识化方向发展。这些变化,将进而影响到台湾经济的对外经济发展形态与结构。     

台湾产业结构演进及对两岸经济关系的影响

经济发展在量的方面表现为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在质的方面表现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演进的决定因素主要有技术、供给、需求和外部因素四个方面。对台湾产业结构演进而言,外部因素（主要是对外贸易与外来投资及对外投资）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台湾产业结构正在进入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产业的阶段，未来还将强化这一趋势。在这种形势下，两岸经济关系有着极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台湾“闷经济”的特点、原因及前景

近年来台湾经济下滑趋势明显，并呈现“闷经济”特征：低增长、出口疲弱、消费投资低迷、民生困顿，台湾当局虽采取多项经济举措，但缺乏方向感无力摆脱困境。造成这种“闷经济”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岛内经济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滞后。受外部环境、政党斗争、制度建设等因素制约，台湾经济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境，但加快两岸经济合作是有助于台湾“脱闷”的重要有利条件。     

台商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实证分析

英国学者邓宁(J．H．Dunning)认为台湾正处于投资发展周期中的第三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是市场寻求型。但以笔者观察，由于台湾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剧烈变动，台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水平已于21世纪初迅速进人投资发展周期的第四阶段，投资主体动因过渡到效率寻求型直接投资为主。     

两岸产业结构比较与产业合作方向选择——基于1994—2012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海峡两岸服务贸易》签署以及两岸产业合作试点项目推进,标志着两岸产业合作由纯粹的市场驱动进入两岸官方共同协商、协调和规划发展的新阶段。如何顺应两岸产业的新变化,合理确定两岸合作新方向,有效推动两岸经济整合？是现阶段两岸经济关系发展中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两岸产业合作与两岸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两岸经贸关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大陆成为台湾对外投资的最大目的地,所占比例超过80％以上,也是台湾的最大出15地,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带动了两岸产业结构调整。目前的两岸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也预示着两岸产业合作的新格局与新方向。本文实证分析,1994—2012年间两岸产业结构的变化及其背后影响因素,揭示两岸产业合作的方向与未来格局,提供政策建议。     

台湾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启示

经济增长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产业结构有序演变的过程,没有产业结构的演变,就没有经济的持续增长。台湾从20世纪50年代起,经历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为产业重心的产业演进过程。经过几十年的演进,台湾产业结构高度化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表现最为明显的是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成长迅速。然而,其高度化过程也同样存在着不少制约因素,一些问题可能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当前,祖国大陆正面临着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如何借鉴台湾经验,避免其走过的弯路,以及扩大海峡两岸产业协作,促进两岸的共同繁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两岸经贸往来对台湾产业结构的影响——基于比较利益视角的分析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①。一般而言，产业结构的变动由人力资源、技术、资金、商品、外来直接投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环境等供给因素与投资、消费和对外贸易及对外投资等需求因素所决定。推动台湾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包括：国际环境、产业政策、科技进步、国际分工、     

台湾对外经贸地区结构的动态分析

台湾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对外经贸在其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20年来两岸经贸的发展,台湾对外经贸地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拟就台湾对外经贸地区结构的现状、特点、变化规律以及发展前景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