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少年法》第18次修订的社会背景和目的

2007年5月25日，日本《少年法》进行了第18次修订，其中主要包括授予警察官对“触法少年”（14岁以下的少年）案件的调查权限；修改了日本《少年法》移送少年院的未成年人的年龄；强调对在社会上执行保护观察少年的实际效果；实行国费律师（免费）的法律援助制度。因此，有必要探讨日本《少年法》第18次修正的社会背景和目的，了解日本《少年法》的特别保护措施和现状，以此认识此次修订对日本司法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     

日本修订《少年法》的新动向

近年来日本的少年犯罪出现少年犯罪的案件数量正在逐年减少、少年犯罪的凶恶案件数正在逐年上升、犯罪少年的低龄化现象非常突出等特征。为了改善日本少年犯罪以上的3种现状，强化对低龄少年的早期“保护、教育”处分，日本的各个党派和政府有关部门，各自在积极地拟定再次修订日本《少年法》的有关法律草案，准备提交国会审议通过。这就是日本修改《少年法》的一个新的动向和趋势。     

日本虞犯少年矫正教育制度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启示

在日本《少年法》当中，“虞犯少年”概念占有重要位置，它是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倾向所作的立法定位。由于虞犯少年是通过司法程序认定的，因而它又属于日本的少年司法事务。虞犯少年的矫正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处分的过程，从制度上保证了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进行早期干预教育。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规定了少年不良行为，但并未设置虞犯概念，有必要借鉴日本《少年法》的相关制度。     

日本虞犯少年矫正教育制度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启示

在日本《少年法》当中，“虞犯少年”概念占有重要位置，它是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倾向所作的立法定位。由于虞犯少年是通过司法程序认定的，因而它又属于日本的少年司法事务。虞犯少年的矫正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处分的过程，从制度上保证了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进行早期干预教育。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规定了少年不良行为，但并未设置虞犯概念，有必要借鉴日本《少年法》的相关制度。     

台湾《少年事件处理法》评价

在台湾,少年(指12岁以上不满18岁之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根据普通刑法的规定应当科处刑罚时,一般适用《少年事件处理法》(以下简称《少年法》),无明文规定的,适用普通刑法·《少年法》的刑事处分制度与普通刑法的刑事处分制度相比,有较明显的差异·现将台湾《少年法》中的刑事处分制度的主要特色阐述如下。 一、少年刑罚的先决条件 1.基于“教刑并重”的责任原则。 首先,少年刑法的立法思想,应为教育刑思想,这已是世界各国少年刑事立法的一大趋势。然而,综合台湾《少年法》的立法经过及其框架,可评断出其尚非“教育刑法”,仅属“教刑并重”之刑法。台湾少年法草案,着手于1954年7月29日,于1962年1月31日公布。公布后经两次修改,始于1971年7月1日施行。1976年1月20日再度修正。少年法难产及多次修改之主要原因在于,对于“以教代刑”之思想原则有争议。依照原来少年法草案的设计,少年犯罪除所犯者是最重本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且犯罪时年满16岁者外,不受刑事处分,一律受教育处分,台湾行政院认为,此种规定过宽,无异鼓励少年犯罪。公布9年半以后,台行政院提出折衷方案为“教”与“刑”双轨并行。这就形成了台湾少年刑法“教刑并重”立法思想的特色。其次,立法上未能揭示出“教”与“刑”的区分标准。     

日本少年刑罚制度与我国相关立法比较研究——以《日本少年法》新修正案为视角

日本法务省于2014年2月7日审议通过了《少年法部分修改的法案》,该法案对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从宽处罚、不定期刑、假释等少年刑罚制度再次作出"严罚化"修正。我国与日本在未成年犯不适用死刑方面的规定相同,但我国对未成年犯适用无期徒刑的刑事立法更为谨慎。我国与日本对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通常适用缓刑。针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未成年犯,我国刑法规定对其宣告假释所必经的期间相对较长。我国刑法应将未成年人排除出不得假释的主体范围。尽管我国与日本有关未成年犯的刑罚制度不完全相同,但均体现出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理念。     

韩国恢复性少年司法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07年韩国通过修改《少年法》而正式导入恢复性司法制度,除了《少年法》第25条之3明确规定了法官审理阶段的"和解劝告制度"外,恢复性司法理念还影响了警察侦查和检察官审查阶段有关制度的运行和修改。韩国导入恢复性司法的目的不仅在于促使加害少年对受害人遭受的损失给予积极赔偿,更致力于加害少年的矫正和健全地回归社会。这一宗旨体现在法律条文、运行规则和具体实践中,特别是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强调专家参与,以促使司法机关作出科学、合理的决定。但同时,韩国在恢复性少年司法制度的构建和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些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些许参考。     

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少年司法制度以少年法为中心。少年法以促进少年的健全发展为目的，以保护主义为基本理念，在搜查、移送，受理与调查，审判，终局决定，上诉等程序上均贯彻了这一基本理念，并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刑事政策效果。为正确执行和完善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我国至少应在完善未成年人调查制度、增加非刑罚处分、完善非刑罚处分的程序正当性等三个方面向El本的少年司法制度学习。     

日本的少年司法制度：一种历史的比较文化的考察

回顾日本少年法在上一世纪所走过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它同美国法之间比较文化式的持续对话。美国少年法两次成为其参考的框架。第一次是在1899年芝加哥少年法院成立当时，第二次发生于二战后美国对日占领期间，当时盟军总司令部和最高指挥官在战后的法律和政治改革中发挥了主动、显著的作用。     

日本的未成年人保护

日本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非常重视。在日本1亿2700多万人口中，少年儿童占1800多万。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都从各自的优势出发，在未成年人保护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法律是一系列保护未成年人措施的基础，当然也是最好的方式。从《教育基本法》到《儿童福利法》和《日本少年法》，再到规定学生如何吃饭的《学校营养午餐法》，     

中日少年司法交流活动圆满举行

春光明媚，樱花盛开，以“中国少年司法制度与罪犯矫治”为主题的中日学术交流活动，于2004年3月25日——4月5日在华东政法学院顺利举行。以日本著名法学教授藤本哲也为首的日本法学家代表团一行五人应邀来沪进行少年司法制度与罪犯矫治学术交流与考察。此次活动主要由我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负责组织，日方主要由日本少年法研究会与日本平和研究会协办。日本法学家代表团成员主要有中央大学、日本美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藤本哲也教授；日本矫正委员会委员、龙谷大学客座教授鸭下守孝；日本国际平和研究会代表、日本国学院大学博士后盐野见雪等。活动期间，何勤华校长热情接待了来自远方的日本客人。     

从中日少年案件处理流程与矫正之比较看少年司法模式

日本存在三类对非行少年的相应法律制度：刑事司法制度、少年保护与儿童福利行政制度，少年法院在制度的连接与案件分流中起主导作用；中国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与严重违法案件的对应制度可两分为刑事司法系统之内与刑事司法系统之外。案件的处理与分流成流线型．最终进入刑事司法系统中的案件为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案件。通过对于中日两国实然少年案件处理流程与矫正的比较得出结论：制定和实施具有司法法性质的少年法是实现少年司法制度独立的关键。     

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通货紧缩

2002年10月10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债务、通贷紧缩和对现实的否定》的文章。该文警告说,目前价格不断下降的危险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严重。通货紧缩不仅对日本,而且对美国和欧洲都是一个巨大威胁。考虑到各国、特别是美国不断增加的借款,通货紧缩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是因为,在通货膨胀的     

日本不良少年司法救助制度解析——围绕实验观察制度中的委托辅导

针对日本少年违法犯罪的司法救助诸多途径，其“实验观察”制度中的“委托辅导”颇具特色，这一最早肇始于日本民间慈善家的志愿性活动最终走向了规范的制度化，表明日本近代以来司法救助制度中维护少年权利、保护少年利益的举措经历了成功的法制现代化进程。     

关于构建有中国特色少年法院的思考

自美国在十九世纪末首创“国家亲权”理念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先后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随着少年司法制度在世界各国的深入发展，很多国家还参加签订了旨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也颁布了《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一系列指导少年司法制度的司法准则。     

论《利雅得准则》的基本原则

《利雅得准则》,即《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明确要求:“会员国在其全面的预防犯罪计划中,在国内法、政策和实践中适用《利雅得准则》。”它是所有会员国预防少年犯罪的共同行动准则。《利雅得准则》通过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综合治理的决定、未成年人保护法、90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以及过去颁布的义务教育法、收养法、婚姻法、继承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定了预防青少年犯罪,其中也包括希望工程等保护青少年权益的行动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行动计划,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可喜成果。为了更好地执行《利雅得准则》,对《准则》的学习和研究同样是必要的,根据笔者对《利雅得准则》原文的理解,就《准则》规定的6条预防少年犯罪的基本原则进行讨论。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比较研究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未成年人犯罪称谓不同。由于各国或地区历史背景、政治、经济、文化、立法技术、传统习惯等情况的不同,未成年人犯罪在世界范围内称谓并不一致。英美法称“少年罪错”或“少年违法”;日本普遍称“少年非行”或“少年不良行为”;埃及称“少年不轨行为”;澳门地区刑法称“未成年人犯罪”;根据《少年犯条例》,香港地区刑法中称为“儿童犯罪”;根据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的规定,则称为“少年犯罪”。未成年人年龄划分不一致。未成年人年龄界限划分的规定各国也不相同。有些国家规定的上限年龄较高,例如《美国青少年…     

日本青少年犯罪激增

从1992年至2002年,日本校园暴力案件增加了5倍,增至29300起。这使《每日新闻》警告说,日本校园就要变成"战场"。暴力的低龄化现象尤其突出。2003年,14岁以下少年的暴力犯罪比一年前增加了47％。一项研究发现,多达30％的中学生每月至少经历一次暴怒。2001年,     

基于受害者立场的日本防治欺凌对策

从小学到高中欺凌事件频发的问题,促使主要承担欺凌问题调查和防治的日本文部科学省更加关注受害者的权益。日本政府近年来也通过修订《少年法》加强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罚力度,通过制定《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为欺凌行为的惩治提供更大的法律支持。这些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对加害者防范和惩处的不力而无法根除欺凌现象,故而尚需进一步调整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台湾地区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述评

我国台湾地区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历程,也取得了斐然成绩。其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以《儿童与少年福利法》和未成年人福利机构为基础的未成年人早期福利性保护制度,以《少年事件处理法》和未成年人司法机构为基础的犯罪少年或虞犯少年的司法保护与矫正更生制度,以及以《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家庭暴力防治法》和被害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为基础的被害未成年人保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