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兴技术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在中美科技博弈的背景下,新兴技术治理的实际效能兼具重要的经济价值和国际政治意涵。同时,新兴技术的高度不确定性对美国既有技术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出全面挑战。美国新兴技术治理表现出明显的保护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倾向,服从并服务于其国家安全战略。新兴技术的革命性导致美国技术治理能力全面滞后于技术发展速度;国内治理体系碎片化且缺少有效协调机制的现实,制约着新兴技术治理的实际进程;全球范围内技术治理安全化的倾向严重阻碍着技术治理的国际合作,也阻碍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合作。拜登政府积极致力于实现美国技术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试图采取多边主义策略对中国新兴技术发展进行限制和封锁;极有可能在坚持刚性措施的同时突出强调弹性措施在未来美国新兴技术治理中的优先等级;试图通过重建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以及审查政府科学诚信政策等手段,重塑科学及科学家在新兴技术治理中的核心地位,突出“技术怀疑论”并对新兴技术发展采取更为严格的审查和监管措施,并可能重新确立基础研究在新兴技术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美国新兴技术治理的理念与实践(9)

在中美科技博弈的背景下,新兴技术治理的实际效能兼具重要的经济价值和国际政治意涵。同时,新兴技术的高度不确定性对美国既有技术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出全面挑战。美国新兴技术治理表现出明显的保护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倾向,服从并服务于其国家安全战略。新兴技术的革命性导致美国技术治理能力全面滞后于技术发展速度;国内治理体系碎片化且缺少有效协调机制的现实,制约着新兴技术治理的实际进程;全球范围内技术治理安全化的倾向严重阻碍着技术治理的国际合作,也阻碍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合作。拜登政府积极致力于实现美国技术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试图采取多边主义策略对中国新兴技术发展进行限制和封锁;极有可能在坚持刚性措施的同时突出强调弹性措施在未来美国新兴技术治理中的优先等级;试图通过重建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以及审查政府科学诚信政策等手段,重塑科学及科学家在新兴技术治理中的核心地位,突出“技术怀疑论”并对新兴技术发展采取更为严格的审查和监管措施,并可能重新确立基础研究在新兴技术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中美亚太安全竞争:缘起、内涵与影响

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结构性矛盾的加剧,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也日益明显。中美亚太安全竞争主要缘起于三个方面:中美亚太结构性矛盾是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战略动因,两国亚太安全政策的针锋相对是安全竞争加剧的直接原因,亚太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催化剂。中美亚太安全竞争显著体现在安全观念、安全伙伴、安全议题、地区安全秩序等方面,会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产生影响。在全球层面主要影响国际安全格局和全球安全治理,在地区层面主要涉及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和亚太国家的战略应对,在双边层面则关系到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对于中国而言,要加强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加强中美在地区层面的包容性合作,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建设。     

百年变局视野下的大国竞争与中美关系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两国在国际关系、经济、安全、文化、科技等不同层面的力量对比与关系互动都发生了变化。从当今世界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角度来看,中美经贸摩擦可能只不过是全球格局"东升西降"长期演变进程中的小片段,真正的风险未必在中美直接冲突本身,"东升西降"所产生的持续压力有可能对国家内部乃至地区造成巨大破坏。管控百年变局背景下大国竞争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缓释百年变局的"东升西降"压力;限制内外压力相互作用,避免对国家安全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检查并修补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安全的脆弱面和薄弱环节,增强承受内外压力的国家安全韧性。     

金融全球化演变背景下的G20主权债务综合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剧了国际发展挑战,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管控和治理再次被提上议程。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全球化继续扩张,伴随南北力量结构的调整,发达经济体传统的对外债权规模明显收缩,新兴经济体对主权国家的贷款增长较快。但发达经济体仍掌握着主要债务货币发行权,仍拥有最强大的金融服务机构,其超常规货币政策驱使最贫困国家大举进入国际债券市场融资,使发达经济体的债权人地位和影响力以另一种形态延伸。当前的G20主权债务合作表明,新兴与传统债权国就最贫困国家主权债务处置开展协调具有建设性意义,但过分聚焦新兴经济体减债,淡化流动性救助及债务源头和私人部门治理,并以债务透明度取代发展政策有效性关切,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传统债权国应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基于金融全球化合作和公平责任的要求,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指导,在G20框架下与新兴债权国合作,共同撬动私人部门合作,综合开展主权债务危机预防和控制治理。     

以发展促和平:中国参与中东安全 事务的理念创新与路径选择

中东是全球安全问题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中东地区的冲突解决主要有三种路径——"以实力促和平""以民主促和平"和"以发展促和平"。"以发展促和平"强调"发展赤字"是引发冲突的主要根源,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维护国家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和推动地区冲突解决,从而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将发展带来的经济红利转化为安全红利。该理念倡导发展与和平的联动性、"输血"与"造血"的两重性、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的渐进性。中国在中东"以发展促和平"的实践分为国家和地区两个维度。在国家层面,中国主张尊重中东国家的发展权,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项目为抓手,通过发展援助等增强对象国治理能力;在地区层面,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平台,促进区域设施联通,建立利益共同体,逐步实现地区和平。"以发展促和平"理念基于改革开放40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重要方略。     

WTO电子商务谈判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走向

经济活动的日益数字化创造出全新的电子商务运作模式,也引发新的贸易摩擦和监管问题,因此多边治理框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益凸显。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诸边谈判已经开启,但各方在经济、安全、价值文化层面存在诸多分歧,大国竞争的地缘政治因素又进一步增加了谈判的复杂性。能否取得成果,关键在于各方是否认识到WTO改革的宗旨不仅是推动贸易自由化,而且关注全球数字鸿沟这一现实。只有承认国情的多样性,厘清国家间政策协调与国内政策空间的边界,才有可能打破谈判僵局。在多边规则框架产生前,区域数字贸易规则仍会不断涌现,数字经济治理碎片化将会持续加剧,监管冲突现象也将更加频繁。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除了努力团结发展中成员在当前诸边谈判中搁置分歧、共同抵制发达成员不公平的谈判主张外,中国还需要平衡好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之间的关系,力争在自身具有优势的跨境电子商务领域引导建立真正公平的统一规则框架。为减少监管冲突带来的风险,加强全球层面监管合作是协调不同监管机制和凝聚共识的必然路径。     

全球卫生治理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触发了全球安全危机,这也是对全球卫生治理的一场未曾有的压力测试。有效的全球卫生治理取决于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供应。一般而言,霸权国家通过其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发挥关键作用,从而促进全球卫生安全体系的发展和稳定。但是,当霸权国既无能力、又无意愿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时,全球卫生治理将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当前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失序以及日益恶化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本质上就是"金德尔伯格陷阱"风险的体现。因此,在双边层面促成中美卫生合作,在区域层面提升东盟与中、日、韩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卫生合作机制化,在全球层面优化世界卫生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的全球卫生治理功能,应当成为中国全球卫生治理战略的多维图景。另外,推动卫生治理的区域化合作更具操作性和现实性,也是国际社会跨越全球卫生治理"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必由之路。     

双重互动与南亚安全秩序构建

秩序是指客观现状与主导国意志一致的状态。目前南亚并不存在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安全秩序,就其现状而言,在体系层面呈现出"失衡性"和"交织性"特征,这是构建南亚安全秩序的起点。失衡性决定了印度在传统安全上是南亚主导国的逻辑,而交织性则意味着主导国意志存在被影响的空间,这种状况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更是如此。目前,印度在构建安全秩序方面的价值取向尚不能通过其官方文件来解读,但很大程度上可通过其与一些关键国家在南亚的战略互动进行解读。在南亚地区,中国的崛起一方面使中印在传统地缘政治领域的竞争加剧,另一方面则使"发展导向"成为包括印度在内的国家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流思维。第一种互动主要是竞争框架下的中印地缘互动模式;第二种互动主要是合作框架下的"中—印—南亚邻国"互动模式。未来,这两种战略互动模式的发展方向,将折射出南亚主导国的意志选择,从而从根本上影响南亚安全秩序转型的方向。     

欧盟应对中美博弈的策略选择与美欧对华政策协调

中美欧是特殊的三边关系。在中美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欧洲是影响中美博弈和中美欧三边关系走向的关键变量。欧盟将中美竞争视为难以回避的重大挑战,并基于战略自主采取"不选边"的策略,同时谋求在中、美间发挥调节作用,以期降低风险并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但欧盟对待中、美并非不偏不倚,其调节作用更多体现在与美国共同加强对华政策协调,这正是三边关系的特殊性。经过数年的磨合,美欧对华政策协调与合作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大致可概括为经贸与科技竞争、对投资与出口管制及设限、军事威慑与防范、人权施压与对抗、围绕"一带一路"进行地缘战略协调。拜登执政后美欧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加上双方共同的短期利益等因素,使得美欧对华协调联动的可能性上升。今后美欧联手应对中国的战略会更加清晰,双方在诸多领域的对华协调联动将会进一步增强。然而,美欧结构性矛盾以及涉华利益不对称将使双方的合作具有局限性。归根结底,欧盟在中美博弈中采取平衡策略的根本目的是避免使自己"选边站队"。此外,对欧盟而言,美欧协调主要是手段而非目的,并不意味着双方要建立"反华联盟"。     

略析台湾产业技术发展策略的转变

在技术快速变迁、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以及跨国企业强力竞争的国际经济背景下。如何以有效的方式取得技术，并建立核心技术能力，成为各国（地区）产业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对于产业技术的发展策略．人们普遍关注三个问题：是以技术进步为产业创新的源头，还是利用市场需求诱发产业科技的革新；是以外部引进的生产技术为产业科技主要来源，还是强调内部研究开发能力的自主创新方式：在技术移转有效推动产业科技进步的基础上，是否应重视研发联盟等合作创新方式。本文拟分别阐释近年来台湾社会关于产业技术的主导模式、要素来源、行为方式等发展策略的概况及转变。     

"金砖+"合作模式与中国对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

"金砖+"合作模式是对全球治理机制建设的创新贡献。机制互动和机制关联理论通过聚焦"机制+",为探讨"金砖+"合作模式提供了有用的分析视角。"金砖+"合作模式注重拓宽地域范围,坚持灵活渐进,秉持发展优先原则。中国推进"金砖+"合作模式的制度创新,通过"机制+跨区域成员国"的实践路径,密切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夯实了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使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真正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机制。因此,对"金砖+"合作模式的创新与完善,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制度改革、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推进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战略对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尝试。     

巴黎气候大会后的中美气候合作

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领域,气候合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次要到主要,从边缘到核心的转变过程。中美作为当今世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和最主要经济体,双方自2009年以来在该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无疑对2015年年底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召开和《巴黎协定》的顺利签订作出了积极贡献。尽管仍存在诸多分歧、面临诸多挑战,但巴黎气候大会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也对未来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做出了重要安排。因此,在《巴黎协定》签订之后,中美双方的合作将会在两个方面得以持续:一是重点推动前期合作成果的落实,二是在新协定框架下推动地方层面、技术层面以及更具体领域的气候合作。可以认为,中美气候合作将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关键动力。对中国而言,中美气候领域的沟通合作和分歧管控对维护双边关系的整体稳定也具有重要作用,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形成条件与制度设计

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军事对抗风险降低,但共同面对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却有日益升高的趋势。非传统安全合作在两岸关系中的提出不仅是对两岸交流在合作领域的扩展,也试图动摇两岸关系中长期存在的国家中心主义立场。对比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合作涉及到两岸的共同利益,将安全价值基点从国家中心逐步转向“多重化”中心,更体现“人的安全”、“社会安全”与“全球安全”的价值取向,要求两岸之间的互动体现人类的普遍安全。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的意义在于使两岸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稳定和有序,使非合作性的两岸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和现实。     

试析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框架构建

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维护既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关涉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议题。作为一个被西方视作"异质文明"的新兴大国,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问题尤为紧要,但其战略重心与核心任务显然不是遵循西方式的外交、法律或军事等路径,而应从观念、路径、模式等层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框架。在观念层面,中国应力避纯粹的物质利益观、狭隘的民族主义、褊狭的零和思维,树立正确的综合利益观、共同利益观、合作利益观;在路径层面,中国应力避偏重双边外交的传统机制,从推进经济外交、增进政治互信、促进文化交流、加强军事合作等层面着力,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多元路径;在模式层面,中国应力避以单边主义、黩武主义为主导的零和模式,构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国际制度为依托的和合模式。     

全球技术革命中的可持续性标准与对华影响

在全球技术革命不断演进的背景下,标准问题日渐成为国家间经济与科技竞争的焦点。随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入落实阶段,可持续性标准也成为最具潜力的技术治理手段之一。当前,由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行为体推动形成的自愿性可持续性标准体系正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复杂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采纳和推广西方标准的同时,也面临新的贸易壁垒。值得关注的是,西方背景的自愿性可持续性标准大量兴起,其中一部分已沦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卸责任、转移压力甚至进行政治打压的工具。尤其对中国等新兴大国,更是如此。西方可持续性标准给中国带来政治风险的同时,也推动中国积极塑造自身的可持续性标准体系。展望未来,中国应继续在政府主导下,鼓励和支持国内相关行业组织联合产业界、国际标准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共同培育更加完善的自主可持续性标准体系,从而对冲和化解西方发达国家以可持续性标准之名行打压之实的风险。     

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秩序建构中的北约角色

北约在冷战结束之后先后提出建构欧洲安全秩序的一系列设想,例如以合作和对话为主导的建构方向、扩大北约联盟体系、建立多元合作下的欧洲—大西洋区域安全秩序、共同抵御非传统安全挑战等。在实践中则力求加快机制改革以及自身实力建设、以东扩传播北约的安全理念和价值观、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北约上述设想及其实践取得一定进展,其集体安全精神与共同安全理念获得广泛认可,北约和欧盟成为欧洲两大支柱,欧洲缓和形势得以延续。但是,上述设想及实践并未摆脱单边主义思维的制约、在政策与实践中存在诸多错位、以对话协商之名行竞争与对抗之实、应对欧洲多重安全威胁不力,过多倚重军事而缺乏政治、经济与文化关注。同时,本文认为,未来欧洲安全秩序建构从长期看会由乱生治,其有序与合理之处将凸显,并将呈现条块化与多层次结构,其外向型横向联系将会进一步加强。     

中国与全球治理——进程、行为、结构与知识

由于内外政治分离而产生的大量置于各国管辖权以外的全球性问题,不仅是21世纪国际政治,同时也是各国国内治理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治理呼唤新的全球合作形式和解决方案。内外政治互动的三种方式分别是内外政治互为支配的一元论、内外政治并行独立的二元论和内外政治相互合作的二元协调论,其中,内外政治二元协调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种独特模式,这一模式贯穿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确保了中国以合作和负责任态度处理全球性问题,促进了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在结构上的相互支持。     

台湾携手大陆抵御经济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快发展的形势下,两岸必须思考深化经济合作,增强两岸资本市场的互动和流通,以共同抵御潜在的经济风险。     

从战略高度认识金砖国家合作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之间的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l3月19日接受金砖五国有关媒体的联合采访，阐述了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性及其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