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政治影响强制外交的效果——评《比铁板一块更糟糕:亚洲的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问题》

联盟政治是当前国际安全领域的研究焦点,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者从联盟维持的动力、内部凝聚力、制度化程度、联盟内部管理等视角提供了许多新的见解,提升了联盟政治研究领域的理论化水平和现实相关性。在《比铁板一块更糟糕:亚洲的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问题》一书中,柯庆生以联盟内部凝聚力为核心解释变量,探讨了联盟的内部关系对强制外交效果的影响,指出联盟内部缺乏团结和不协调会增加地区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导致现有冲突的升级和延续。借助大量的原始档案和相关研究,作者利用冷战时期的中苏同盟与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之间的互动来验证这一有悖常识的论断。尽管该书的案例分析侧重于冷战初期,但是为我们审视冷战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该书的研究问题和理论解释对理解当今东亚地区的国家关系特别是中国与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之间的互动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特朗普式治理"重塑美国内政外交

2018年,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进入第二年,其执政基础更趋巩固,"特朗普式治理"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塑造能力进一步增强。美国内政更趋极化、社会更趋分裂,外交上谋求通过"特朗普主义"维护和提升其霸权。在双边关系层面,美国对华政策更趋强硬和消极,但中美诸多领域交流合作仍继续发展,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和竞争性更加突出。     

从内政与外交互动的角度看新中国的外交战略与经济建设的发展

内政与外交是彼此关联、息息相关的。我国建国后外交分别有"一边倒"、"两条线"、"一条线"和不结盟、开放的四个外交时期,从内政与外交互动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三点经验与启示,即:必须正确处理好政治、经济与外交三者的关系;在制定对外政策和开展外交工作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必须正确处理好内政外交的辩证关系,促进对外战略与国内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别把中美关系的"复杂"问题"简单化"

近几月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令人关注。有人说美国正＂从南北两端围堵中国＂,中美间一场＂战略较量＂在所难免。也有人说中美是＂假朋友＂关系,什么＂伙伴关系＂只是为＂好听＂。还有人说,＂弱国无外交,落后要挨打＂,既然中国实力增强腰杆硬了,在＂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应＂加快进度＂。诸如此类的议论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是绝不可＂简单化＂地看待和对待的。     

中国外交进入多边时代

2008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中国外交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创新和调整，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一点是，多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分量显著增加，其地位有了质的飞跃。     

入世后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转型与政策调整

入世后中国的经济外交步入新的阶段,开始寻求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框架下影响国际经济规则。中国在推动多边经济谈判进程、推行自由贸易区战略、应对国际经济摩擦、能源外交及"走出去"战略等方面大力践行经济外交。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外交政策环境带来重大变化,中国经济外交面临进一步提升的机遇,同时也必须经历战略性的调整和转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兼顾海外直接投资与金融资产的全球配置,从原先侧重于贸易、投资等局部性、领域性问题向体系层面的建构和协调发展,立足东亚贸易自由化以及金融协同化进程,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朝向更为公平、稳定、平衡的方向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与新时期中国的中亚外交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开启了中国对中亚外交的新时期,推动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进入黄金时期。中国的中亚外交与中亚国家现实需要和利益诉求高度契合,因应了中亚区域治理的迫切需求,对中俄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协作起到了促进作用。未来中国的中亚外交仍面临良好机遇,但也不应低估可能出现的挑战和问题。中国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积极推进与中亚国家关系转型升级,努力把中亚打造成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样板。     

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的"义""利"分析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主动创造发展机遇,积极参与海外港口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港口外交"已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新名片"。正确义利观是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的重要指导原则。从"义"的角度看,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注重与对象国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对象国的经济发展;注重民生改善、社会和谐与政局稳定;不断创新中国成套对外援建模式。从"利"的角度看,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有利于拓展自身发展空间;服务于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有利于促进产业转移与合作;有利于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展望未来,中国企业深入参与"港口外交",需要始终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并举、以义为先和义利协调。     

社会组织"走出去"与外交统筹能力提升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开展民生合作和国际公益活动,是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要服务好社会组织"走出去",必须进一步提升中国外交的统筹协调能力。通过政府对社会组织相关活动的政治引领、在多边外交中与社会组织的立体配合、加强对社会组织海外活动的本地支撑等,社会组织的国际活动才能更好地融入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外交的逻辑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程度的加深,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外交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中国经济外交内容丰富,其主要目的是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同时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一定的外交目标。中国经济外交大体上经历了接触性经济外交、融入性经济外交、参与性经济外交和领导性经济外交四个阶段。在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国际经济结构正面临着重大变化,中国的经济外交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其积极有为正当其时。     

美国"全政府—全社会"对华战略探析

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挑战美国权力,威胁美国利益,破坏美国的安全和繁荣。2018年8月,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强调对华长期竞争战略是美国的第一要务,明确要求制定对华"全政府"战略。在此战略思想指导下,一年多来,美国挑起以"贸易战"为主导的一系列对华打压政策,对华强硬俨然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与此同时,"全政府"对华战略已经跨越政府部门,向着更深更广的"全社会"方向蔓延,逐渐形成了横向和纵向的战略互动与协同。     

新中国外交60年:实践特点和理念演变

60年的新中国外交实践在捍卫和扩展国家利益、顺应时代潮流和伸张国际正义、积聚和善用国家软实力、转变外交模式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新中国的外交理念也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与时俱进的世界观、时代观、利益观、和平观、统筹观等。中国外交的丰富实践和先进理念相辅相成,正在为中国继续发展为世界强国奠定基础。在今后40年(即共和国百年庆典时)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外交将在构建和巩固新的国际多极格局和国际体系、推动亚洲共同体建设、引领战略思维、承担大国责任、预见世界变化和提升实践艺术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和富有成效的作用。     

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中东地区长期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与"治理赤字",地区经济治理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随着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中国已成为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主要覆盖能源、贸易、投融资与发展治理等领域。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与压力仍不断增大。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的治理实践在目标、能力、路径、机制、领域和风格等方面均独具特色:中国参与地区经济治理改善了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与贸易条件,增强了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也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西方所谓中国"搭便车"的指责。"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推动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实践进入新阶段,中国应努力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机制,构建国际合作治理格局。     

浅析中国特色人文外交

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人文外交的提出适应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是中国综合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式,人文外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是对建国以来外交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新形势的一种具有创造力的回应,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外交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战略性和总体性,它服务于中国的总体外交大局,在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同时,也应该以构建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价值观为己任,在参与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彰显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法国"黄马甲"运动及其对法国外交的影响

"黄马甲"运动的发生反映了法国社会高福利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国家政治结构的失衡以及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张力,也严重损害了法国的国际形象,将在一定程度上牵制法国积极进取的外交和在欧洲一体化中提供领导力。随着法国政府作出相应的回应,"黄马甲"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这场没有中心、没有组织、没有代表的运动也将慢慢趋于尾声。然而,未来是实现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还是变成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恶性循环,依然考验着法国政府未来的内外政策。     

中国公共外交:风生水起正当时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公共外交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09年冬，外交部新闻司公共外交处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表明公共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获得了重要提升。尽管中国的公共外交机制目前仍处在建设和磨合中，但中国公共外交的新局面已经展现出了光明的前景。     

风雨同舟话越南——出使越南经历访谈录（八）

由“内交”改为“外交” 中越关系以前主要是两党的关系,中共中央向越南派出军事顾问团、政治顾问团、土改顾问团。越南恢复和平后情况改变了。越南以十七度线一分为二,北方越南民主共和国已经具备完整的国家规模,有了首都、海港、领空、领海,与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获得了确定的国际地位。这就理所当然地开始办外交了。中、越关系也相应地由中国共产党与越南劳动党之间的关系发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实现了由“内交”到“外交”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