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11:热情与迷途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国人的公共舆论空间前所未有地热闹,这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微博的兴起和普及。从年初的药家鑫案、李昌奎案,到年中的温州动车追尾、郭美美事件,再到年底的孔庆东骂娘、李开复被"打假"等,甚至和中国人日常生活相距     

微博公共领域的民粹主义倾向论析

微博的出现和蓬勃发展,催生了一种以网络为媒介的新型民粹主义,其主要特征是敌我思维化、泛道德化、简单化和常识化。微博民粹主义的正面意义是对社会精英阶层能起到一定的监督和警示作用,与此同时也存在危及自媒体传播秩序,瓦解社会公共信任,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等严重消极影响。扭转微博公共领域民粹化倾向要采用综合治理方法,即提高网络时代党的执政能力,创新微博治理方式及引导青少年群体的自媒体传播行为。     

微博是公共生活的一道“验证码”

2010年中国市民生活最大的变化,是进入了"微博时代"。到目前为止,微博生活在中国获得的全是正面评价。"微博控"们带着被微博拼搏得筋疲力尽的身体和熬得带血丝的眼睛,赞美着"万能的微博"。     

微博:一种新的“社会权力”在生长

在微博上,无论是"微博问政"、"微博维权",还是"微博反腐",都是现实所激发。它们是公民在现实中,因为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通道比较狭窄,或者被堵塞所开辟的另一条通道。     

公共是每个人的私

<正>《南风窗》评选"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和组织已经是第七年了。"公共"是一个对我们既亲切又陌生的词。它与"公家"、"一大二公"都占着一个"公"字,而"公共"联在一起使用,又有     

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

美国步入富裕社会阶段后仍存有贫困问题,尤其是因无法满足公共需求而产生的公共贫困问题。加尔布雷思认为美国存在着强大的计划体系和弱势的市场体系,两种体系的不平衡发展是美国贫困等现象产生的根源。这就需要在经济上实行"新社会主义",即由政府通过公有制对计划体系的权力进行限制,对市场体系加以扶持,以此加强对计划体系的抗衡力量,促进两种体系的平衡发展,最终达到满足公共需求、实现公共目标的目的。"新社会主义"是经济学的概念,而其实施也有理想化的一面,但这对于认识当前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侨务公共外交:理论建构的尝试

"侨务公共外交"作为一个新概念,尚未得到系统性的理论阐释。本文以主体、客体、实施途径和实施目标这四个基本要素为切入点,把侨务工作与公共外交从逻辑上和实务上连接起来,并以此为基础对侨务公共外交的内涵进行初步界定。侨务工作如何借鉴公共外交在实施途径与策略上的多样性、灵活性和务实性,公共外交的运作如何利用好侨务资源,将是侨务公共外交理论建构的重要内容。中国作为一个侨务资源大国,在拓展侨务公共外交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面临着若干重大障碍。无论是发挥优势还是克服障碍,其过程本身都将为侨务理论工作者提供肥沃的创作土壤。     

舆情

过去两周,网络舆情与传统媒体共享了空前一致的重大公共话题,两者的联动与互促愈见即时和熟稔,线上与线下、公共与私人、时政与娱乐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第一个重大事件毫无疑问是周克华案。从8月10日周克华再次枪响行凶,网友们对他及案件进展的重重猜测、种种流言一直到4天后周被击毙都未有止歇。实际上,这一事件的网络舆论深刻影射了当下的社会心态。     

中国人的说理文化与公共生活

如何在缺乏深厚说理文化传统,同时又被20世纪的意识形态迷雾影响过的中国,滋养一种新的说理文化来培养健康的公共生活,是困扰当今知识界的重要议题。说理,是政治辩论、公共生活和私人交往中常见的一种现象。说理意味着一种表达和聆听,预设着双方彼此尊重对方的智商和人格,除了"求同",其实也应该"存异",甚至"求异","异"才丰富了说理者自身的知识和文化。即     

“微博打拐”的困境

"微博打拐"有意无意地忽略拐卖、操控儿童背后严峻的社会问题,而只是以一种消除既存现象的拯救者的姿态出现,意图引爆社会的关注。由著名学者于建嵘教授发起、网民所参与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打拐运动,夺去了2011年春节的一部分光芒。但在一种"剧场心理"中正义感和爱心泛滥一番后,参与和不参与运动的人们猛然发现:并没有多少被拐孩子是通过"微     

精英主义与大众政治

近几年,不论什么公共事件,都会有专家出来解读,这些解读可谓五花八门,有些充满了反智主义,挑战大众的常识和底线。但随着启蒙时代的远去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特别是微博等大众媒体的兴起,所谓精英早已不再被仰望,而成了被质疑和调侃的对象。大众舆论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对精英造成了挤逼。理想的精英主义应该具有一种高道德的自持,有敬畏和悲悯之心,但现实是,精英主义已经被一些精英作为谋求利益的工具,中国的精英阶层崛起成为既得利益者已有十数年,随着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断裂社会的不能自洽,在精英的权威坠落之后,在公共舆论领域,精英和大众的分化乃至对峙,导致的不仅是没有共识和合作,而且是没有妥协。中国的精英和大众的关系已经进入了相互塑造     

霸权国与国际公共物品——美国在地区金融危机中的选择性援助行为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是国际金融体系中不折不扣的霸主。在一个霸权国存在的条件下,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公共物品却供给并不充足,而且原有的作为国际金融领域最重要的公共物品的IMF出现被霸主私有化的特征,以至于地区金融秩序频频受到冲击得不到有效遏阻。这有悖霸权稳定论。笔者通过将国家层次的因素纳入到研究范畴,以完善作为体系层次理论的霸权稳定论,即通过综合考虑霸权国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与意愿来分析并解释美国在冷战后地区金融危机的选择性援助行为。作者认为,冷战后,美国对自身的战略利益有了重新的认知,供给国际公共物品的意愿大大下降,传统的国际公共物品在霸权国的控制下面临私有化趋势,这使得地区金融危机频频爆发,而且得不到遏制。     

回归汇率决策的“公共选择”本质

当经济上升到宏观层面,从来都不是微观经济的线性或者简单叠加。9月份的几个星期里,关于到底要怎样为了"挽救美国宏观经济"而向美国次级债市场的投资机构(个人)们提供超廉价或者免费资金的问题,美国政商两界争论得彬彬有礼。问题都摆在桌面上,规则也很清楚——在一个有"公共选择"的宏观经济决策体系里,想要由公共资金买单,必须得让公众相信,他们确实应该掏荷包。反观中国的汇率决策,或者是对人民币价格怎样浮动的选择,通过这组专题文章,我们希望读者了解,美国的政策是国内劳资两个利益集团的角力结果,这种政策的风向标是随美国国内而动的。对于中国人自己,既然目前的外贸、顺差、汇率体制与过度资金流动性、资产泡沫、通货膨胀、银行风险等互为因果的关系清清楚楚,到底我们为"谁"而改革这一问题,技术上的一再讨论最终会逃不过审美疲劳而被模糊了。     

小人物,大旋风

与其坐而论道,莫如起而行之。我们这个社会从来不乏那种碎碎念的人,缺的实乃具体行动者。只要有行动,多少都会有所改变。这是一个社会发展愈来愈显生机的源头活水。诸多"小人物"的陆续出场,给2011年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增添了几许亮色。这里的"小"是相较于那些掌握决策权、话语权的明星显贵、社会贤达而言。小人物们除了吃喝不愁外,多半是什么资源也不掌握的普通公民,在日常公共生活中,他们往往流于从属被动,特别是传统社会格局中,精英     

读者

不能止于反思(2008年第3期《假如疫情重来》)SARS让我们重新审视了个体生存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加深了对公共空间重要性的认识。而至今国人还没有很好地树立对公共空间的爱护意识,这是长期以来缺乏对破坏公共空间者进行有效管制的结果。     

读者

给"警察权"套上法治绳索(2008年第17期《给警察权戴上"拳击套"》)警察是宪政体制下的产物。而宪政的根本精神就在于通过宪法、法律、权力、民众和舆论等形式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没有"以权治权",没有控制和反控制,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警察。值得强调的是,在宪政国家的视野下,警察权不仅具有强制性、法定性和广泛性,还具有公共服务性。随着宪政理念的发展和‘行政服务论"的盛行,宪政国家中的警察权性质也逐步由过去的公共管制向公共服务转变。尊重公民的私权利,这是警察权行使中的题中应有之意。     

微博: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如同历史上产生的任何一种媒体逃不过自然选择规律一样,微博衰变是迟早的趋势。特别是在新媒体的丛林法则里,与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相比,这种衰变的周期会越来越短,只是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切地说出微博真正退出舞台的时间。因此,从媒介进化史来看,微博衰变既不是来自内部没有找到很好的商业模式,也不是来自外部赋予的"政治待遇"(商业模式和"政治待遇"是任何一种媒体繁荣发     

陈伟:在说与不说之间

正说得多了,陈伟在周围人眼里慢慢变成一个另类。但他认为自己不是"公知","如果大家对我的认知是因为我评论社会现实,而不是因为写了很好的学术著作,那我作为一个学者就是失败的"。当今的中国,一个人无论自觉或被动地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多数情况下就会被这一身份"强制"发言。陈伟认为自己不是"公知",因为他的言论时有时无,更强调遵从内心的有感而发。翻看他的微博,已经有1个多月没     

城管之痛

在第一支城管队伍出现14年之后,"城管"一词在我国已经不仅仅代表一种城市管理体制,代表一类执法队伍,更成了独具一格的形象化符号。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的互联网时代,它是街头和虚拟世界里围观性公共事件的当然主角;在政府部门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时代"气场"下,它亦沦为习惯性被调侃、被"恶搞"的另类,也许只有中国足协,才能有得一比。而这一切的出现,原因不仅仅在于城管的直接与普通民众打交道的"街头官吏"性质,更来源于城管体制自身所体现的"中国特     

环境危机:阴影下的希望

以厦门PX风波和太湖蓝藻带来的无锡饮水危机为标志,生态问题正在成为公共危机,2007年的环境事故为生态危机不能被"置之不理"、而是已经涌入了中国现代政治的核心地带这一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明——假如需要证明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