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治理的力量博弈、理念演变与中国战略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进程不仅涉及信息发达国家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关键资源、网络权力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复杂博弈,还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和市民社会等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博弈。"棱镜门事件"在加剧网络空间治理博弈的同时,也推动各方政策立场持续调整,增加了治理合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网络空间领域的博弈也反映出互联网治理与网络空间治理等相关治理理念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趋势。目前,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上的参与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国需要以网络空间博弈的发展趋势和治理理念的演进为基础,结合"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网络强国战略,以国际机制塑造、人才培养及技术发展等为核心建构长远、完备和全面的参与战略。     

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

制度性话语权建设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和建立新型全球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近年来,中国在推动传统国际制度改革和建设新型国际制度层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提供了新的路径。展望未来,中国仍然需要继续推动国际制度改革,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制度,增强自身国际制度传播能力,提高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以进一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国际政治视角下的网络安全治理困境与机制构建——以美国大选“黑客门”为例

以美国大选"黑客门"为代表的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并对网络空间的国际治理和安全架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目前的研究看,国际规范、治理机制等领域的理论范式对网络安全议题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但也面临着网络安全技术带来的挑战,需要在理论与方法上进行一定调适。以美国大选"黑客门"为例来分析,已经出现了网络空间安全从分散到融合,网络安全态势从等级化到非对称,网络空间从权力扩散向网络赋权三大趋势。因此,国际社会需要采取务实举措,推进平等参与并建立综合性机制框架来共同应对上述挑战。对于中国而言,从建设网络强国的角度来看,应该直面当前国际网络安全面临的困境,主动设置议程,推动网络空间的规范建设,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稳定,使网络空间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的金砖国家合作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努力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对话与协作,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平等协商与有效合作仍受到多方面因素限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金砖国家是当前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关键变量,不仅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主要力量,还事关发展中国家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诉求,更涉及新兴市场国家自身发展优势的延续。与此相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既是推动金砖国家强化合作的动力,同时也从经济增速、市场规制、要素配置、治理能力和合作机制等五个方面对其合作构成新的挑战。对金砖国家合作而言,推动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渐进式变革"和对全球金融体系的"补位式改革",是现阶段金砖国家合作的必需也是其战略特点。着眼未来,金砖国家的有效合作取决于经济实力、利益纽带、机制建设和行动能力四个因素。其中,经济实力和利益纽带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内核,机制建设和行动能力是金砖合作的外在表现。     

特朗普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

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除了继承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部分网络空间政策之外,通过颁布行政令、战略文件和法案等对美国网络空间战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动美国网络战略架构转型,并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进行了全面的网络空间战略调整。大国竞争成为美国网络空间战略制定的重要背景和驱动因素,由此加剧了网络空间的不稳定性。美国网络空间战略的激进化趋势无疑将令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中的关系面临更多挑战,也将使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面临更多障碍。     

基于主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及其实践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是推动当前国际网络空间实现有效治理、塑造网络空间新秩序的重要路径。然而,当前实现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却面临着众多挑战,尤其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网络霸权的盛行。尽管是网络空间的后来者,但中国作为一个互联网大国的崛起,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创造性地提出了基于主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强调,尊重网络主权是保障所有国家平等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基础;以主权为中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才能赋予其足够的合法性;基于网络主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是实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必由路径。当今中国正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其网络空间治理实践为实现真正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提供了新力量、新规则和新理念,这既是中国智慧的时代表达,也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对当前国外国家治理的几点看法

<正>国家治理相关改革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国家治理是一个新概念,但是国家治理体系早已存在且不断发展完善,其成效受到国家制度及制度执行力的影响较大。在各国相互竞争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重要参数,一些地区组织、国际机构也极力促进各国提高治理能力。历史上,发达国家制度建设大多先于民主化,但     

古特雷斯联合国改革议程与中国的建设性角色

秘书长是联合国改革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古特雷斯秘书长自2017年上任以来致力于推动联合国治理机制改革。新一轮联合国改革议程的核心是着力从制度层面重塑联合国,构建以冲突预防为核心的治理体系,通过"全支柱"和"跨支柱"战略强化联合国系统支柱内及支柱间的整合。古特雷斯联合国改革是21世纪以来联合国进行的重要机制调整,改革既有利于克服联合国碎片化的制度缺陷,也有助于提升联合国系统的一致性;加强跨支柱协调顺应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要求。然而,联合国改革进程也受到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与提升联合国自主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的制约;南北分裂深刻地影响着改革进程,增进南北共识是推进联合国改革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此,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改革进程,注重在联合国平台上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加强思想引领、承担大国责任、推进南北对话、与联合国共建"一带一路"等方面着力进行外交筹划,在推进全球共识、引领全球治理理念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网络空间冲突的治理困境与路径选择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其中,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问题更是备受关注。与现实的物理空间冲突相比,网络空间冲突具有行为体多元化、进攻手段快速更新、冲突后果不可预知等新特点。这导致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面临认知分歧严重、规范难以有效管辖、威慑无效和"结构性难题"等现实挑战。因而,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通过国家间务实合作,整合各方优势资源,构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并培育合作、共享的治理文化。作为全球网络大国,中国一直以来都积极倡导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治理体系。同时中国将在创新治理理念,弥合数字鸿沟,开展双边、多边国际合作等方面,为构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和全球网络治理机制作出积极贡献。     

"金砖+"合作模式与中国对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

"金砖+"合作模式是对全球治理机制建设的创新贡献。机制互动和机制关联理论通过聚焦"机制+",为探讨"金砖+"合作模式提供了有用的分析视角。"金砖+"合作模式注重拓宽地域范围,坚持灵活渐进,秉持发展优先原则。中国推进"金砖+"合作模式的制度创新,通过"机制+跨区域成员国"的实践路径,密切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夯实了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使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真正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机制。因此,对"金砖+"合作模式的创新与完善,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制度改革、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推进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战略对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尝试。     

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制度路径与未来选择——以跨国传染性疾病防控为例

2003年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不仅很好地遵守以《国际卫生条例(2005)》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规则,而且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国际社会应对传染性疾病的行动能力。在参与区域和跨区域多边制度建设过程中,中国积极推动将卫生议题纳入合作进程,为在区域层面治理跨国传染性疾病积累了经验。中国坚持以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为基础、以区域和跨区域多边机制为补充的参与模式,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中得到明显体现。鉴于重大跨国传染性疾病对各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广泛影响以及既有多边机制所面临的能力不足困境,多层次布局、多元行为体参与,是中国更好地引领全球卫生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联合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及其应对

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进程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逐渐使气候变化问题从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演变为全球瞩目的政治问题,从治理进程的起步到基本治理框架的确立、再到治理结构的逐步完善与调整,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果与实效。但联合国作为主要的协调中心与治理主体却在治理进程中面临着治理结构混杂而松散、综合治理能力明显不足、地位逐渐被边缘化的困境。因此,联合国需要在新的国际背景、新的形势下努力推动治理模式的转型,通过改革治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理念、重新定位自身角色等手段应对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逐步建构综合性的治理框架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走出困境,实现全面有效治理,同时在全球治理领域确立真正的引领者地位。     

全球治理变革与中国的角色

当前,世界格局正处于深刻变革期,权力转移显著增强、国际制度深陷赤字、跨国风险持续蔓延等,致使全球治理体系有失均衡、治理机制缺乏弹性、治理效果有待彰显。全球治理体系亟需变革,主要是变革处于国际体系中心的国际制度和机构,包括推进联合国渐进改革、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加强二十国集团机制化建设等。中国不仅是全球治理的全面参与者,也越来越成为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变革者。中国不但需要继续加入现存全球性的国际制度,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而且也要加大全球公共物品投入,积极变革全球治理体系。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与治理能力紧密相关。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传统乡村社会不断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从乡镇政府能力和它在行使过程中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的合作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来考察后税费时期的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可以看到,乡镇政府在农村基层社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和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是不均衡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促使乡镇政府大力改进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的协同作用、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下功夫。     

全球气候治理与欧盟领导力的演变

由于在推动全球气候谈判、内部碳排放交易的制度建设、倡导积极的减排目标和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援助等方面的贡献,欧盟长期扮演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欧盟的领导者地位客观上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规范的缘起、扩散,并推动其在多方博弈中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但是,欧盟的气候政策也存在过于激进、重减缓、轻适应、对发展中国家资金义务履行不到位等问题,致使其气候领导者地位受到挑战。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受到孤立后,为应对挑战并重拾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欧盟加强了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致力于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包容性和普惠性,使低碳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希望借此巩固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强化其作为国际政治中规范性力量的角色。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镇政府改革路径探析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城镇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要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统筹谋划、积极稳妥推进乡镇政府改革,探索适宜的改革转型路径,对于加速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提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实现乡镇治理模式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G20与全球能源治理:角色设定与策略选择

当前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呈现碎片化状态,缺少权威性的核心机制。G20因其比较优势,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携手进行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了重要平台,有望成为协调各方行动的全球能源治理核心机制。要想发挥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领导作用,G20必须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克服不利因素。因此,G20需要通过循序渐进地推进机制建设和议程设置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提高自己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决策效率与执行力。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理论基础、实践框架和评估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新型全球化方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民心相通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与其他旧的全球化方案相比,"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不是推动制度变革建设一个好的政府,而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交流和累积共识是"一带一路"的治理之道,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朋友圈"建设的强大动力。在理论上,社会网络运作模式成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理论框架,有着强大的理论潜力和治理效能。在实践上,人文交流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一带一路"倡议应按照区域合作架构的紧密程度,建立由联通度、熟识度、参与度、治理度和认同度五个因素构成的指标体系,以此系统测量民心相通建设的总体进展和建设方向。     

国际机制间合作与G20机制转型——以反避税治理为例

G20目前处于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中,正在发展"G20+"的国际机制间合作治理模式。其中,G20承担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设定议程和建立共识的政治引领功能,其他国际机制提供全球经济治理的技术支持和执行方案。在这种合作治理的新模式中,新兴经济体能否以平等身份参与,维护G20开创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治理全球经济的时代精神,是决定G20机制能否成功转型的重要条件。在G20/OECD反避税治理的案例中,G20较好地体现了上述主张和诉求,推动达成了"税收与实质性经济活动相匹配"以及"税收情报自动交换"的治理原则和政治共识,而OECD也提供了一系列有效的技术实施纲领,从而实现了G20的"政治优势"与OECD"技术优势"的相互补充,推动全球反避税治理进程取得良好进展。     

全球治理扩展至第三世界:利他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建构主义

文章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全球治理的状况。中心议题是:在全球化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国家主导的策略改善贸易状况,成为制造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从而与发达国家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其竞争力受到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发达国家积极推动将全球治理扩展至发展中国家,从而规范这些国家的行为,促使其向外国投资开放。然而,要想将发展中国家成功纳入全球治理体系,须在这些国家内部建立能够改变其政治文化的制度。鉴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独特问题,要想达成上述目标,仅靠推动这些国家的国际化进程是不够的。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作者认为,要想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与全球治理相符的内部制度,必须使这些国家确信全球治理不仅对发达国家有益,对它们自身同样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