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国家:概念演变及未来展望

新兴国家概念以及这一概念所涵盖的国家在不同的世界经济环境中经历了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与国际经济制度面临着重大的转变,"金砖四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国际格局转变的过程中,"新兴国家"将会突破概念上的意义,切实地发挥与其实力相对应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以不同于以往的模式影响着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转移。     

小国概念:争论与选择

一个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小国概念是推动小国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前提条件。将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小国界定为人口规模低于1000万的主权国家较为合理。在众多界定方式中,物质取向的单一指标界定方法具有理论可行性和操作可能性。具体而言,人口规模是小国界定的相对可靠指标,因为人口规模与物质规模、能力规模和体系规模存在显著相关性,也是说明与解释国家行为的关键变量。与此同时,1000万这个分界线可以更好地反映小国群体的总体物质规模。小国界定是一个客观描述过程,又是一个主观认知过程,更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     

论新加坡与东盟关系——一个小国的地区战略实践

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的历史过程。主权国家对"地区"的认知及其地区战略与内外环境的变迁密切关联,不同的国家基于不同的国家特性而对"地区"有不同的反应。本文在概括新加坡与东盟关系之历史演进的基础上,试图从小国特性的理论视角探讨作为小国的新加坡其地区战略变化的内在根源及其表现形式。以脆弱性为基本特征的国家特性决定了新加坡对地区化进程的基本战略取向,进而影响着其与地区的关系式样。新加坡的地区战略实践是一个小国成功的地区合作模式:地区发展与国家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态势。其战略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尤其是小国借鉴。     

欧洲18世纪均势隐喻的演变与“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形成

权力的平衡是一种公认的隐喻表达,经典力学理论通过“隐喻”的方式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18世纪的均势隐喻发生了巨大变化,均势隐喻的嬗变既取决于控制相对权力兴衰的军事经济动态,也取决于基于宇宙学之下规则和论述的建构,新的宇宙学建构使得权力政治和均势政策合法化和自然化。这一时期有关国际关系智识的增长和进步有赖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促使“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伴随新的国际秩序诞生,这一本体论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均势的隐喻不仅代表了彼时国际政治的特征,更代表了启蒙运动对科学的信仰,以及在唯物主义自然哲学下人类对自己控制世界和未来的信念。     

小国的规范倡导:丹麦的绿色外交实践北大核心CSSCI

进入21世纪以来,丹麦在外交上积极地采取基于价值观的行动,同时也致力于在国际社会中推动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仅通过主办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来积极协调全球气候多边治理,而且在欧盟框架内进行政策倡导,表达推动绿色转型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支持。此外,还通过策略性联盟与互动,建构包括全球绿色增长峰会在内的小多边合作机制。这种绿色外交实践体现了小国对规范性秩序的追求,也是其国内政府主体、市场力量与国际合作伙伴良性联动的结果。在更深层次上,丹麦在近代政治进程中发展出的协调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和基于协商、妥协和联盟的政治文化,为其在绿色转型领域的规范性权力聚积提供了制度和规范基础。丹麦的绿色外交实践表明,在国际秩序的不对称性及无政府状态下,小国是可以在国际和区域层面采取规范性的倡导行动。     

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与外交工作

国际秩序是指处理国际事务、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当前,国际局势发生急剧变化,苏联解体,两德统一,华约解体,"雅尔塔体系"趋于崩溃。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旧格局,旧秩序已经打破,但世界新格局、新秩序尚未建立,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现在国际政治出现了新情况……看来应该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了。"①在世界范围内已开始了一个新的、内容更加丰富、影响更加深广的、谋求     

金融危机之后的国际政治与经济

我们目前正处在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混乱的全球体系当中。关于未来出路,主要的选择有三种: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国际政坛在过去一年多的一系列戏剧性变化导致了"民粹主义"一词甚嚣尘上,但是,"民粹主义"由于修辞术的滥用和意识形态上的高度模糊性,无法概括和揭示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与经济变动的特点和趋势。事实上,尽管政治光谱上的左右极化现象突出,但更长期的趋势却是世界规模的保守主义兴起。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灾难,对国际格局不会造成颠覆性的影响,只是使其沿着原有的轨迹加快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将从三个方面影响国际格局的变化:一是使大国政治格局加快向更加均衡的多极化方向演进,促进国际权力由"一超"向"多强"转移;二是增强非极化的发展动力,促进国际权力由大国向中小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转移;三是加快国际政治地理中心由欧美向东亚转移。三个方面国际格局的变化最终将促进更宏观层面的国际格局——非西方化——的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将对中美关系和两国实力消长带来复杂的影响,但无论怎样都不会改变国际格局演进的大趋势,特别是大国政治格局不会走向两极化。     

对当前国际体系的再认识

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刻而复杂的全面调整,尤其是经历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国际体系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一、国际体系的结构结构现实主义在研究国际体系中注重结构。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由单元和互动的结构组成的。单元是国际体系的基本要素,是指参与国际体系的行为体。①结构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是指国际体系内的政治经济结构,其中包含着与政治密切相关     

伊拉克危机与世界政治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已为国人所能把握,关于经济全球化内涵及问题的研究也有了相当的积累,然而,国际政治与世界政治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却因缺乏界说而被随意地使用,在大多数人看来,世界政治似乎只是国际政治在规模意义上的扩大,两个概念所指涉的对象并无多大区别,更谈不上专门去研究。事实上,借助于一定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我们看到,在国际政治与世界政治这两个概念     

Japan,Russia, and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Continuities,changes, obstacles,opportunities

The so-called collapse of communism has reinforced powerful North American- and Western-European-centred visions which continue to see 'Western' models of development as the key to modernization world-wid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as also drawn renewed attention to the rise of an increasingly dynamic capitalist East Asia, which has brought with it triumphant East Asian-centred discourses which celebrate East Asianstyle development models distinct from and superior to 'Western' models of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challenges to the dominant discourses and the emergent post-Cold War capitalist order continue to emerge from numerous angles and at multiple sites. Two recent books represent important efforts at critically examining global inequality and articulating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to the dominant international narratives o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After the Revolution , Arif Dirlik attempts to recast and recuperate Marxism so that it can play a role in progressive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eanwhile, Arturo Escobar's new work seeks to engage critically with the dominant Western discourse on 'development' and sketch out alternative post-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from a position that synthesises post-structural analysis with the insights and concerns of grassroots activists-writers and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Beginning with Escobar's book, I will examine some of the key themes and draw out what I see as some of the main analytical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se two contributions to the post-Cold War development deb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