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少年犯罪及其分析

美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少年犯罪严重的国家之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的少年犯罪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分析少年犯罪与少数民族以及贫穷的关系是一种分析少年犯罪的角度。本文分析了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少年犯罪的状况及趋势,并就少数民族青少年、贫穷与犯罪的关系加以说明。     

赵琛与《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

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赵琛所著《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1939年),是我国第一部少年犯罪研究专著。该书的产生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犯罪学受到重视,法律院校开设犯罪学、少年犯罪学课程,国际社会对少年犯罪问题的重视及国民党政府内忧外患等历史背景密切有关。该书对于推动中国犯罪学、刑法学的发展,推动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产生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所提出的"少年犯罪综合治理思想"等,也都均具有较高的理论、实践与历史价值。     

少年犯罪独立定罪机制之提倡

我国当前的少年犯罪定罪机制面临的理论困境是:"理性人"假设背离了少年刑法的立论基础;报应主义刑法理念违背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其面临的实践困境主要包括主体困境,即少年定罪主体并不独立,以及法律依据上的困境,即少年犯罪与普通犯罪适用同一种犯罪构成。构建独立的少年犯罪定罪机制的逻辑起点应为少年犯罪人。围绕少年犯罪人人格建立的少年犯罪定罪机制具有构建少年刑法的理论价值和预防少年犯罪的实践价值。独立少年犯罪定罪机制的方案设计可以借鉴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少年法的犯罪构成,建立一套少年实体法意义上的犯罪构成理论,以"犯罪事实"和"保护性"为要件。"犯罪事实+保护性"的构成要件与普通刑法中的犯罪构成要件相互独立,相互衔接。     

从碎片化到一体化:社会工作参与青少年犯罪问题治理的体系建设

青少年犯罪问题一直以来都广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对其进行有效治理以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是司法系统和社会工作系统共同的责任。通过对我国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制度层面的建设和实务层面的拓展进行梳理,发现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参与到青少年犯罪问题治理的实践呈现出"以制度为中心"的特征,造成了服务提供的碎片化,并进一步阻碍了青少年犯罪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青少年犯罪问题治理过程中的专业作用,要求构建"以罪错青少年为中心"的一体化的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同时,需要注重少年司法配套工作体系的完善、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能力的提升以及少年司法"两条龙"合作机制的建立。     

论我国青少年犯罪的治理观及其转型——基于概念史的分析

青少年犯罪是一个承载着对青少年这一群体如何进行犯罪治理的概念,通过对青少年犯罪概念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在青少年犯罪概念诞生前,我国对青少年犯罪采取的是一元化的刑事政策。伴随着西方juvenile delinquency概念及其知识谱系的启蒙,国家逐渐开始对少年这一群体有了很多新的认识。但在其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却被我国日益严重的青少年犯罪这一社会事实所建构。青少年犯罪概念的建构,不仅使得我国重视并科学化理解青少年犯罪问题成为可能,而且还具有包容juvenile delinquency知识谱系的功能,使得有关少年司法的理念能够通过青少年犯罪这一概念载体顺理成章的进入中国。然而,这种"暗度陈仓"的方式,不仅为青少年犯罪概念争议和理论分歧埋下隐患,也使得青少年犯罪的治理结构存在二元张力。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治理结构既非一体化治理,也非二元化治理,而是少年与成年二元混同治理结构。随着少年司法在我国渐臻成熟,尤其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全面修改,"少年"与"青年""犯罪"与"非行"在概念和知识谱系上的分离不仅必须,也是必然。这也意味着,青少年犯罪二元治理结构混同模式到了必须分离的时候。少年与成年犯罪的二元化的治理结构转型不仅关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的准确定位,还关乎未来的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治理。     

癖好型违法犯罪少年处遇之我见

在少年犯罪原因调查中发现,出于癖好或因玩耍动机而引发少年犯罪被处以刑罚予以监禁的占4％。 这些犯罪少年是否非要处以实刑并予以监禁矫治,怎样更有利于对他们的教育改造,这问题应引起司法、法学界的探索与研究。     

十四期寄语——生物本能与少年越轨

一、少年犯罪生物学研究的缺位 少年犯罪的生物学因素，始终吸引着学者们的目光。但是与一般罪因论的研究成果相比，少年犯罪在生物因素方面并没有更为突出的贡献。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和阿德勒的一般压力理论都是少年罪因论的著名成果，但基本没有涉及生物学原理，大都满足于对于未成年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分析。对这种状况，笔者一直心存遗憾。     

“两抢”犯罪的趋势与防控

根据最近16年的统计数据，我国“两抢”犯罪总体呈上升态势，且出现多方面的特点。当前，影响“两抢”犯罪变化趋势的因素主要有：社会管理机制完善的程度、社会成员之间收入的差距、“两抢”犯罪主体特点、社会成员的防范意识以及公安机关的防控机制等。预防“两抢”犯罪需要整个社会尤其是公安机关的共同努力。     

上海市长宁区举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培训班”

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经验,讨论、研究公检法司“一条龙”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庭成立十周年的前夕,上海市长宁区少年案件工作指导组于1994年6月17日至18日,假座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举办了“长宁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培训班。”参加培训班的学员有该区的公检法司从事少年案件工作的专业人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区政法委、区人大、区青保办也应邀派员参加。培训班得到了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的大力支持,该所所长徐建教授亲自为学员讲课,介绍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的概况,并请了在美国学习回国的顾伯中向学员讲授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现状,该所副教授肖建国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建设也作了发言。培训班还邀请上海     

少年犯罪的主体年龄的确定及其意义

少年犯罪是少年所实施的犯罪。但少年的年龄到底有多大？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解释：少年的年龄在十周岁左右至十五六岁之间，但这一规定仍没有明确少年的实际年限，这就使得少年犯罪的概念也不能明确。随着青少年犯罪研究的逐步深入和细化，这一不足就逐渐显露出来。并影响了少年犯罪的专门研究。那么，应如何确定少年犯罪的主体年龄呢？一、确立少年犯罪的主体年龄的方法（一）要确定“少年”的本质少年绝对不是指能独立劳动和生活的人。如果某人能独立劳动和生活，则此人就成熟了，老百姓称之为“成人了”。因此，少年的概念必定包含以下内…     

《青少年犯罪问题》“少年司法”研究综述

<正>少年司法制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核心部分之一,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先进理念、原则或者制度往往是从少年司法制度开始发展的。因此,对于《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而言,其特别注重将"少年司法"打造成品牌栏目,从而使之成为我国少年司法理论研究的一块重要阵地。在本刊的"少年司法"栏目中,其最为根本的原则是秉持"少年最佳利益原则",这是本栏目最为深刻的价值理念基础,其他一切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或原则都是以此为核心展开的。在具体内容上,"少年司法"栏目不仅关注未成年人犯罪的     

论民国时期的少年司法制度建设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法律理念与制度的引入,立法界及司法界认识到少年犯罪的特殊性,并对少年犯罪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制度。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在少年案件审判、少年感化教育及少年监狱设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少年司法制度的初步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囿于经济困顿、政局不稳等原因,民国时期的少年司法制度多停留在形式上,并未真正建立起系统、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     

书讯

宋远升博士的最新著作《少年犯罪对策论》于2013年6月在法律出版社出版。该书基本宗旨和主要内容为:少年犯罪一般是成年人犯罪的序曲,成年人犯罪往往是少年犯罪的延续。少年犯罪研究是整个犯罪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在犯罪学理论研究以及     

两盗、两抢犯罪规律分析

近年来，“两盗”(入室盗窃、盗窃机动车)犯罪和“两抢”(抢劫、抢夺)犯罪发案频繁，对人民群众的安全感造成很大冲击，成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形式，对此，各地公安机关非常重视，均展开专项斗争予以治理。本文立足天津犯罪调查，对两盗、两抢的犯罪规律进行初步探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犯罪少年处遇体系的荣与殇——本体检视、显像特征和原因研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我国已发展出犯罪少年处遇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处遇机构如少年法院、感化学校和少年监狱也曾在部分地方设立并取得一定成效。由国际交往推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犯罪少年处遇体系的进步性不容忽视,但终因徒具"象形"而未能实现。究其原因,一是儿童保护理念缺乏,构建动机不纯,二是社会支持体系阙如。对照当代的现实条件,在我国制定统一的少年法是一条可行路径。     

试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少年犯罪问题在现代社会变得日益严峻,为预防、控制和减少少年犯罪,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我国由于多种原因,少年司法制度构建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少年司法制度存有较大差距。为加快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本文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不足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并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做法,提出了完善构想。     

论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

少年犯罪问题在现代社会变得日益严峻，为预防、控制和减少少年犯罪，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我国由于多种原因，少年司法制度构建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少年司法制度存有较大差距。为加快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本文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内涵、现状与不足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并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做法，提出了完善构想。     

建立和完善 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审判制度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十分关注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运用道德、文化、教育、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对少年违法犯罪进行全社会的综合治理，为预防和减少少年犯罪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收到了显著成效。中国法院根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准则》《北京规则》、《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文件与国内立法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在保护少年的合法权益，保障无罪的少年不受刑事追究和犯罪少年复归社会，特别是在对犯罪少年的人格教育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犯罪行为情境理论与少年犯罪的生成

运用亚伯拉罕森的犯罪行为情境理论来分析我国少年犯罪的生成,我们发现,少年犯罪生成的原因和背景是复杂的、变化的。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少年犯罪而言,它都是少年个人的犯罪倾向和当时的社会情境环境以及个人对社会情境环境的内在抗拒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预防和遏制少年犯罪,就必须努力减少其犯罪倾向,降低社会情境环境对少年的不利影响,同时,增强少年个人对社会情境环境的抗拒力。     

论我国少年法院的理想模式

在我国条件成熟的地方都应该建立少年法院,笔者认为少年法院应设有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少年观护案件审判庭和少年权益保护案件审判庭,具备审判犯罪少年、观护"虞犯"少年,保护少年权益的三项功能。少年法院的这三类审判庭具有相应的不同的案件受理范围、审判程序和处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