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刑法立法背景下刑罚限缩论

长期以来的有罪必罚观念和犯罪化刑事政策，体现着较强的刑法工具主义色彩，虽有利于社会防卫却有失于人权保障。一方面，预防刑法立法确有预防犯罪之效；另一方面，对于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无适用刑罚必要性的犯罪人判处刑罚并不能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与刑罚个别化和精准说法的要求尚有距离。有效的犯罪治理不能仅靠立法扩张犯罪圈的做法来“堵”,同时也要注意从刑罚限缩上对犯罪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疏”。鉴于当前刑事立法无法满足刑罚限缩的实践需求，因此有必要从实体法上建立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以及刑罚替代措施，从程序法上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引入暂缓判决制度等，以此应对预防刑法立法带来的犯罪圈扩张问题。     

论男性纳入强奸罪犯罪对象

在我国几千年的男尊女卑伦理纲常等级观念下男性作为强奸罪犯罪对象的现象并不多见,但近年,同性恋、性骚扰等现象越来越严重,男性性权利受侵害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将男性纳入强奸罪犯罪对象是域外立法的趋势,是社会现状、人权、宪法的必然要求,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扩大猥亵罪的适用范围,而我国还未将男性纳入强奸罪的犯罪对象,因此在强奸罪犯罪的对象立法完善方面值得研究。     

浅议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权利的完善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权的行使是现代国家保护人权与司法公正的体现。我国现行的辩护制度不够完善,辩护律师的权利得不到全面的保障,阻碍了司法的进步与发展。因此,应该从完善立法、赋予律师豁免权、提高其自身素质等方面来健全律师的诉讼权利,以此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国内外军事犯罪的立法现状梳理及对我国军事犯罪的立法建议

目前我国关于军事犯罪认定的有关法律规定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无论是采取在立法上完善现行的军事犯罪体系,还是将其从现行立法中剥离出去,确立单独的军事法典或者是出台单独的军事犯罪认定法规,都将有助于我国军事犯罪认定的准确性的提高。本文将从国内外军事犯罪的立法现状出发,探讨我国目前军事犯罪立法现状所存在的不足以及相对应的立法建议。     

比较法视野下商业贿赂犯罪立法规制

商业贿赂作为一种极不公正的商务潜规则,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是目前世界各国着力打击的对象。改革开放三十年是我国贿赂犯罪立法不断发展与完善的三十年,其中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从最初仅有两个刑法条款到现在多个立法司法解释的出台,我国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正在逐步跟进新形势新情况。伴随利益的驱使,商业贿赂犯罪继续愈演愈烈,因此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完善的立法规制显得尤为重要。     

恐怖主义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恐怖主义犯罪最近的几年发生频率逐步上升,而在我国的刑法中却有很多恐怖主义犯罪的缺陷需要完善。恐怖主义犯罪概念内涵外延的确定,在刑法中地位和犯罪性质的确定,其法定刑的完善,对随着科技发展新出现犯罪手段的增加立法规制等,这些都是亟需在立法中进行完善的地方。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检察监督机制研究

如何防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关机关权力滥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成为贯彻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重大问题。根据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有机统一的立法精神,需要明确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以及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人权益的法律监督方式、程序、途径等。     

试论保安处分在防治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运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治问题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热点和难点，对之仅仅运用监禁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此类犯罪呈上升的趋势，本文通过考察国外有关保安处分的立法与实践，论述了保安处分在防治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适用情况。同时联系我国关于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与实践，阐释了我国在防治未成年犯罪的保护性处分措施的特有功能，以及有待完善之处。     

地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法方向问题探究——以江苏省为例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有其重要的立法意义和法理价值,但难以满足地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要求,出于明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职责和协作机制、保证立法时效性和符合区域特点的需要,地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法需明确这些基础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立法的重点方向。出于明确预防主体职责的要求,在目前地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法的四种结构模式、两种思路中,江苏应以预防主体模式为主,内部兼顾预防阶段模式的逻辑要求。为保障预防效率,预防立法不仅要明确主体职责,还应确立科学协作机制,江苏省宜采专设统筹机构的模式。出于立法时效性的要求,需重点规定网络预防、社区矫正和吸纳其他配套法律规定;出于立法区域特点的要求,需重点规定流入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兼顾区域内差异并注重完善未检和少年法庭制度功能。     

试论健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制度

实行综合治理,健全与完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制度,对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至关重要。公正科学的司法可保证司法制度正确地实施,我们应进一步改进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充分发挥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