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北京工人老作家郭庆瑞

我从报社退休老领导的电话里得知:郭庆瑞——郭老——走了. 不知为什么,听到这个噩耗之后我的第一反应竟然不相信这是真的:郭老,走啦?怎么可能?他身体那么好…… 就在一个多月以前他还写诗发给我,说这是参观园博园后的一点儿感悟,那天在电话那头,他显得很急,问我能不能发?什么时候发?印象中,郭老从来没有这样过,他这是怎么了?老实说,要是换了别人,我也许根本不会回答这样的问题,至少也会把话题岔开,但对郭老,我只能破例.     

“药蔬之王”话苦瓜

正小时候,我很少生病,但不知怎么,身上和头上老是喜欢生恶疮,弄得我痛苦不堪。医生说,吃苦瓜能解身体毒素,多吃苦瓜,恶疮就会好。所以每到夏天,母亲总是种上好几架苦瓜,威逼利诱让我吃。可是我不喜欢苦瓜的味道,一放进嘴里马上吐掉,看都不想看那盘苦瓜一眼。母亲夹一筷子放进嘴里,"一点也不苦呀!你再试一下。"可我拒绝再试,把头扭一边。这时,母亲便会一个劲地唠叨:"苦瓜苦,苦瓜吃了能解毒。你吃了苦瓜,疮自然会少,没有疮了,人也自然变漂亮了呢。哪个丫头像你一样,满身都是疮呢?"听母亲唠叨多了,我也渐渐懂得苦瓜能治我身上的疮,知道再怎么     

阿蓝,你不止3岁

阿蓝,你跟我说,你只有3岁,我不信。 3岁的娃娃怎么能教我念难念的“水果经”?怎么会讲“边缘人”和“一千个太阳”的天方夜谭?3岁的孩子怎么知道企业文化的冲击波?怎么敢冲洛杉矶的高速公路?我们这有长江的潮水,长江的潮水涌向山石、小溪,你却说潮水涌进了交易大厅。 3岁的孩子怎么有那么大的诱惑力?我哥哥把你带到西安,北方人竟不想让你回来。难道你不怕他     

开心酒吧

现在流行一种幽默方式叫做讲“冷笑话”。说起冷笑话的起源有这么个故事:小企鹅有一天问他奶奶,“奶奶,我是不是一只企鹅啊?”“是啊,你当然是企鹅。”小企鹅又问爸爸,“爸爸,我是不是一只企鹅啊?”“是啊,你是企鹅啊,怎么了?”“可是,可是我怎么觉得那么冷呢?”有点无厘头,有点无聊,说的好听一点,有点后现代主义。现代人讲那些原始的笑话讲的腻了,听的烦了,就想出了这些冷的东西了。冬天到了,说几个冷笑话给大家听,不知道您适应不适应……     

“心盲”要不得

有两件“涉盲”事件,都被我看到了. 一件是一起不大的交通事故. 一辆带着人的轻型摩托车,与后面一辆黑色轿车同向前行.就在两车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尽力躲闪轿车的摩托车驾驶员声音不大但显然是慌张地叫道:“完了,完了,撞上了.”随后的一瞬间,我已经看见没有打开右转向灯的轿车向右转弯别向摩托车,“嘭!”地一声,摩托车一车两人全部被撞倒在我的前方.因为两车车速都不快,没有造成人员的过分伤害.摩托车驾驶员从地上爬起来,顾不得护膝已被撕开,身体是否受伤,大声质问已经停车的轿车司机:“你是怎么开的车!方向灯都不打!”可没想到,下车后的汽车司机回答:“什么我怎么开的车!你怎么开的车!”待轿车司机发现骑摩托的人穿着警察制服,便手指警察臂章说:“交通队的啊?我这车是全保险,没事!”弄的警察反而一时语塞.     

“行运”留学记

留学?是的!过几天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幸运?也许是吧!我的留学机会可是偶然捡来的。按北方人的话是:“天上掉下馅饼来”,按广州人的话说是:“行运行到脚趾公”。你问这机会是怎么捡来的?说起来也挺有意思。我有个大学的同学在我要去读的这家美国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他们的系主任是个发展经济学教授。上课时他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归结为两个恶性循环:一个是总供给的恶性循环,一个是总需求的恶性循环,而这两个恶性循环的中心环节是居民收入低,(见下图)     

从小培养孩子自觉读书的习惯

常常听见周围的朋友抱怨孩子读书不用功，家长老是要监督，要陪孩子读书。我感到十分奇怪，我怎么就没有在儿子的学习上花多少时间呢？想一想．从儿子上小学一年级到大学即将毕业，16年寒窗，中间也和别人一样过五关斩六将应付了无数次的考试，儿子的成绩总是班上前几名．高中毕业时还得了省级三好生的荣誉。儿子读书10多年，我这个做家长的根本就没有操什么心。     

克隆年代

有消息说,美国一位科学家在圣诞节那天宣称他将开始克隆人,在他的计划中。第一年的克隆人数为30万。这一新闻引起了全球“人类”的严重恐慌。吴先生能够想象得出,今后的世界将是一副怎样的热闹景象。 清晨,吴先生睁开眼睛,发现一张很熟悉的微笑的脸。“你是谁?” “我当然是你太太。” “真的?你怎么证明这一点?” “昨天晚上我们因为谁下床关灯而差     

不如归去?

贾玉霞,20岁,广州某餐厅咨客我是1992年10月离开河南洑阳市,到广州干上这迎来送往的职业的。长这么大了,很想了解一下开放城市是怎么一回事,就来了。你说我的表情很甜吗?我认为那是一种职业性笑容。当咨客,是餐厅的“门面”,顾客来就餐.总希望开开心心见到这里的张张笑容的。久而久之,我也许就不分地点一味微笑了。不过,工作时偶尔也会笑得很难看的,人总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对不对? 为什么心情不好?譬如说,我的理想是有一天当上大公司里的白领,但目前我还达不到这个水平。按我的理解,都     

法院:“数字化生存”的逻辑与异化

一面是法院外部对法官"渎职"的质疑声,另一面却是法官连轴转的高强度工作,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原因或许有很多,但其中最直接的一个因素也许是法院的各种考核指标。"谁能告诉我中国司法最可恨的是什么?我说是年底不立案,这明显是渎职,为什么体制设计成这样?"2012年12月初,一名网友在微博上这样抱怨。每到年底,一些地方的人们便开始抱怨,法院怎么不立案了,这种现象被媒体称为"正义冬眠"。一周前,有媒体在北京     

开门见到弥勒佛

有一个小孩,早晨上学之前,到寺庙里,见到香灯法师,说:"师父,我捡到十块钱,给你供香."香灯法师说:"哦,这么乖,拾金不昧."小孩心满意足地走了. 可是,一连三天,他天天捡到钱,这就奇怪了. 香灯法师问:"你的钱是哪里来的?"小孩说:"师父,我家里有钱,但是我不快乐,爸爸妈妈常常吵架,他们一吵架就骂我,说我没有用,骂得好难听.你说的话很好听,我想听你说话,就来给你十块钱."     

色情与怪圈

今年春天,一位从北京出差回来的朋友告诉我,北京街头忽然出现了许多十分“暴露”的书刊广告:妖媚的半裸女人或坐或卧在持枪男子身边,有的则被搂抱在男人怀里……而这些书竟是由正式出版社公开出版的,版权页上赫然印着ISBN(国际编码)书号!除了北京以外,在内地各大小城市街头,淫秽书刊的广告也泛滥成灾,而且其暴露程度比北京更厉害!——说到这里,这位朋友余怒未消地向我责问道,你们出版界是怎么搞的,怎么那样的淫秽书刊也能正式出版?出版界的改革到底是怎么回事? 出版界经济大“滑坡”其实,黄色浪潮不过是出版界经济大“滑坡”的一种折射。     

公众的狙击与政府的反叛

去年8月,我坐在离白宫只有数十米 之远的一个咖啡厅里,看着整天响个不停 的消防车匆匆经过。突然间问了美国国务 院派来的陪同一个问题:对于媒体连篇累 牍关于伊拉克战争情报问题的追究,美国 民众到底怎么看? 那个年轻的女士稍微想了一下,回答 说,我不知道大多数人怎么看,但我觉得, 现在不断地在追究到底是谁犯了错,有什 么意义?关键是怎么处理眼前的问题。 那个时候,伊拉克的凯歌刚刚奏响没 有多久,萨德尔的反叛还是一个难以想象     

我的“动物世界”

接到采访一位“特殊人物”的任务,我拨通了他家的电话,“行,没问题!”他在电话里非常干脆、爽快。他叫刘一行,广州市第七中学高三学生,患有先天性白化病。站在他家的铁门前,我却犹豫了,见面时要不要循礼握手呢? 门开了,他笑眯眯地,但没有伸出他的手。我看见了你眼中掠过的一丝惊异,我吓你一跳了吗?白色的头发,白色的眉毛,白里泛红的皮肤,像个外国小伙子,是吗?走在街上,陌生人看我的眼神都很特别,有一些人一见面还跟我“Hello”哩。(笑)有一次我去拜访一位老画家,他也以为我是个外国留学生。其实,我     

手工作坊的黄昏

正他想不明白的是:自己种的稻米和蔬菜,也不打农药,还施有机肥,怎么就不是有机的呢?无法卖到大公司生产的那个至少20元一斤的价格,而只能卖个一两元一斤的价格呢?这次我对上海崇明岛在人口结构和婚配状况等方面所做的社会文化生态调查,部分内容已发在2016年第14期的《南风窗》。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呈现崇明岛手工作坊正在发生着的一些"此消彼长"的变化。     

新思路,新丝路——谈中国新世纪的南亚战略

印度崛起了,印度仍在崛起之中……当全球还没有从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复杂效应中回过神来的时候,又一个"10亿级"的大国蠕动了。面对着印度的变化,及这个变化对全球政经战略形势带来的冲击,中国怎么看?美国怎么看?全球怎么看?更重要的是,中国怎么办?中国该有什么新思路、新作为?     

我庆幸,我幼稚

“爸爸,为什么社会上要分好人与坏人呢?”“这就是社会啊。”“社会不能尽是好人吗?”“幼稚!”爸爸一脸慈祥地说着,却也不由流露出成年人的成熟味道。那一年,我10岁,我承认我幼稚。一天,妈妈收拾我房间,发现压在枕下的爱情小说,“阿凤,你怎么看这个     

40年理想如一梦

理想,你这个题目出得很好,现在很少有人关心这个题目了,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老人来说,人家会说:都60岁了,还“理”什么“想”? 其实,60岁了,也还是有理想的。过去有,现在也有。回想过去了的40多年,我们不断为理想而奋斗,说起来,像梦一样,可人又怎么可以没有理想呢? 40多年前,我18岁那一年吧,看了一部描写地质队员的电影,那时候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地质队员,为祖国效力。我父亲是个老知识分子,学医的,他很不同意我去学地质,他说学地质有什     

让我们一起“玩”

在路上遇到一位睽违甚久的文学界朋友,寒暄之余,我问:“最近写些什么?“他很潇洒地说:”在玩一部中篇。“后来,一位故交与我通电话,我又问:“近来干些什么呢?”对方认认真真地答:”哦,在玩英语哩。”终于,在自己成为别人的询问对象时,我竟脱口而出:“在玩《周易》呀。”话一说完,心中怦然一跳——咦,我怎么也说起“玩”字了?而且居然是玩《周易》!     

有知己若是 得两相自在——我与文江

一那是一个夏日,大概在七八年前,我在办公室看一份材料,突然电话铃响起,接起一听是文江。一个多月不见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了?对方疲惫地对我说,你来看看我吧,在画室画画。我说好吧,你等着。走到山东画院,爬上四楼,推开文江的画室,立即有烟漫出来。这时,我看到平时斯文的画家于文江有些野蛮了。他光着膀子,穿一宽大的裤衩,着一双拖鞋,一手拿烟一手持笔,正忘情地画着。画案旁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