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资源与周边“水外交”——基于国际政治资源的视角

随着国家间跨界水资源争端日益加剧,"水外交"作为一种预防和化解争端、开展合作的新兴外交形式,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从国际政治资源的视角来看,尽管跨界水资源主要表现为一种硬性国际政治资源,但与跨界水资源相关的科技、制度、组织、观念等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在外交活动中,各行为体掌握资源的多寡和利用程度决定了其外交的质量和效果,在跨界水资源权属、总量、分配等硬性国际政治资源既定且难以改变的前提下,如何在"水外交"中发挥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功能和作用显得尤为关键。从中国在东北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四个周边区域的"水外交"实践来看,科技资源、制度资源、组织资源和观念资源等软性国际政治资源已经发挥了不同程度的功能和作用,未来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相关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力度,从而为周边"水外交"提供更多选择。     

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论纲

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弊端很多,应予改革。集体土地所有权作为一种带有公权色彩的私权,不同于法人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和行使主体不同,应分别加以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作为经济组织,要建立具有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精神的组织机构,分别设立决策、执行和监督机构,实现管理的科学和民主,要立法确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客体范围,通过土地权利登记依法确权,重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各项权能并形成制度。     

完善党委决策制度的法学思考

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是保证党正确决策的基本原则,其中,依法决策具有统领性地位。党委依法决策既要依照实体规范,又要依照程序规范;既要依照宪法法律,又要依照党章党规。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是实现正确决策的重要途径。党章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都属于政治参与性质的民主权利,党员"义务优先"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服务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完善党委决策制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以党内法规形式制定地方党委决策程序规定,对调查研究、拟订方案、专家咨询、征求意见、风险评估、合法合规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基本环节作出具体规定。党委决策权是宪法性权力,有权就有责,失责必追究。决策责任是政治性的宪法责任,其归责不应考虑主观过错,而只论客观后果。     

保持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制度视角分析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按其主体划分,有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先进性和中国共产党个体党员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先进性不是个体党员先进性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科学的制度和体制整合下,作为一个系统和整体所展示的先进功能。因此,保持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先进性必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功能理论,通过调整和建构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制度、建立和完善党内科学的决策制度、科学地设置和规范党内权力结构等方面来实现。保持中国共产党个体党员的先进性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为指针,从"主动"的视角通过建立健全党员的学习和教育制度、必要的精神激励和物质保障制度以及从"被动"的视角建立科学的监督制度才能实现。     

小国政治的悲剧

与半个多世纪前民族被任意买进和卖出、大国毫无顾忌地划分势力范围相比,今天的国际关系显然已经民主和温情多了。然而,五大常任理事国和否决权的存在、美国不定期发作的某些不为人乐见的霸道行径,都在提醒着人们:旧制度、旧时代的逻辑依旧,今天的国际政治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大国     

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研究:基于国际制度的视角

海外利益是国家于主权管辖范围之外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上需求的一切权益和好处。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有其合约性、包容性等特性,各国海外利益在国境之内、地区之间乃至全球层面渐呈卯榫相合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利益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日益增多的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其敏感性与脆弱性日趋凸显。国际制度乃海外利益维护的合法框架与战略平台,对海外利益具有工具性作用、规范性功能和建构性价值等功能,而上述功能的发挥则取决于国际制度成员的国际制度能力。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历程表明,海外利益的实现状况与其国际制度能力密切相关,国际制度能力欠缺、国际制度路径狭窄乃妨碍海外利益维护的痼疾。在制度化、规范化的国际社会中,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与维护,不可囿于具体的物质利益范畴,应超越纯粹的物质利益观和褊狭的权力思维,加强国际制度层面的战略规划,在参与、改革、构建国际制度等环节上积极有为,逐渐提升国际制度能力而拓展国际制度路径,以获取长远的战略利益。     

也谈权利冲突——以权利边界论的可操作性为视角

在研究权利冲突的解决时,学者们一般主张权利位阶论或权利平等论。现又有学者提出了权利边界论,本文对权利边界论的可操作性这一局限性展开了分析,认为权利冲突的有效解决最终仍依赖于对个案进行具体的价值衡量。     

民法典视域下未成年人单位监护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单位监护制度始建立于计划经济时期,虽经《民法通则》等法律的完善,仍然未能发挥其应有功能。其原因在于立法指导思想与实际的偏离,立法技术的落后致使立法目标无法实现以及成文法自身的滞后性。将未成年人单位监护问题置于民法典视域下,可以赋予其时代特征,利用民法典丰富内涵为制度创新打开新思路,以及利用成熟的立法技术实现立法的精细化。结合外国经验,单位监护立法应当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其功能重点应当是监护救济而非直接监护;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借鉴保险、信托等制度对单位监护制度进行重构。     

现实性与超越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属性

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属性应包括现实性和超越性双重维度。这两种属性的形成,既是由马克思主义自身生成所需的历史境遇决定的,又是其在中国传播所遇的历史条件决定的。理论正确与否需要实践的检验,实践的现实性和超越性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的双重属性。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属性还体现在其内涵的价值维度和道德意蕴等方面。     

国际组织研究：议题、方法与理论

国际组织研究整体上遵循着"新实践—新议题—新方法—新理论"这一逻辑顺序。19世纪中后期至今,国际组织数量、规模、类别、功能的发展促使国际组织研究议题的拓展和路径方法的创新,研究议题从关注内部机制发展至覆盖国际组织产生、结构、活动、功能的全理论领域,方法上经历了从纯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向实证主义转变、从多学科研究向跨学科研究转变的过程。20世纪中后期,学界依托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等传统学科创立了一体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国际组织法理论等以国际组织为主要客体的研究门类。冷战结束后,国际组织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立性日益显著,多学科路径后继乏力,跨学科研究和新理论构建意识逐渐兴起。发展国际组织体系理论是当前国际组织研究的中心任务,需从四个方面推进,即在体系理论视野下科学定义国际组织,明确跨学科研究的最终目标和着力点,综合多学科成果并进行再概念化和再术语化,搭建促进理论争鸣的知识传播平台。     

新刑事证据制度彰显的司法文明价值

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全面修改,这次修改通过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彰显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刑事证据制度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核心,体现着刑事诉讼法的价值取向,其变化也与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精神一脉相承。本文从研究刑事证据制度修改的主要内容出发,揭示了通过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出庭制度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等方面彰显出的司法文明价值。     

学生参与高校内部决策价值与法律保障机制完善

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加快和大学生权利意识的不断加强,学生参与高校内部决策在高校现代化治理中的价值逐渐彰显,但也面临学生参与高校内部决策界限和程度缺乏明晰等困境。应通过确立学生参与决策的法律依据、明确相关法律范围和健全法律激励等方式多管齐下构建参与决策法律保障机制,以保障学生参与权益实现,促进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     

试论法律功能的内涵

弄清法律功能的内涵对于研究法律现象和法律制度意义非凡。然而,目前对于法律功能内涵的研究还不丰富,也没有对其统一界定。法律功能应当是指作为存在于社会子系统的法之内部,通过法本身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关联的形式生成相应的社会价值的属性或者能力。     

国际制度竞争、利益分配与国际秩序转型

国际秩序转型的动力、过程和方向是政策界与理论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历史上的国际秩序转型通常以暴力方式实现,旧的秩序被完全推翻,获胜大国及其集团围绕自身利益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安排。在当今时代,暴力方式难以为继,新兴大国只能通过一些相对和平的手段改变既有利益分配格局,以此推动秩序的渐进调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核心动力,崛起国寻求提升在制度体系内的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守成国则试图利用制度体系内的优势地位维护既得利益。崛起国的制度竞争策略包括改革既有制度、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和排斥守成国的制度,守成国针对崛起国的行动而制定相应的反制策略。双方的制度竞争通过改变既有利益分配的不同维度来决定国际秩序的转型模式。当前,中国通过改革既有制度和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实现了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的提升,中美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持续互动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     

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演进与启示北大核心CSSCI

国际组织正式制度和组织文化处于不断演变的进程中。对国际组织变革规律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对结构、施动者、变革机制这三个问题的认识,围绕国家中心主义和国际组织中心主义两大路径,形成了诸多中层理论。在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竞争、委托—代理等理论将国家视为国际组织变革的关键施动者,认为不断变化的国家利益和国家间权力博弈可推动国际组织制度设计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分析了国家推动国际组织改革的策略选择问题。国际组织中心主义路径则将组织文化视为决定国际组织行为的结构性因素,重视国际官僚的施动性。理念流动、认知演化和官僚政治等国际组织内动力机制能推动组织文化变革。上述研究使人们对国际组织变革逻辑有了较全面认识:若想推动国际组织深度变革,就需整合来自国家、国际官僚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变革推力,并同时重视物质和观念要素的影响。     

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演进与启示

国际组织正式制度和组织文化处于不断演变的进程中。对国际组织变革规律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对结构、施动者、变革机制这三个问题的认识,围绕国家中心主义和国际组织中心主义两大路径,形成了诸多中层理论。在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竞争、委托—代理等理论将国家视为国际组织变革的关键施动者,认为不断变化的国家利益和国家间权力博弈可推动国际组织制度设计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分析了国家推动国际组织改革的策略选择问题。国际组织中心主义路径则将组织文化视为决定国际组织行为的结构性因素,重视国际官僚的施动性。理念流动、认知演化和官僚政治等国际组织内动力机制能推动组织文化变革。上述研究使人们对国际组织变革逻辑有了较全面认识:若想推动国际组织深度变革,就需整合来自国家、国际官僚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变革推力,并同时重视物质和观念要素的影响。     

浅析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

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既要从宗教的特殊属性尤其是构成要素出发理解宗教因素,又要将宗教因素融入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之中。而宗教因素通过与群体认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实体的结合,广泛地介入到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乃至全球治理等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之中,进而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制度的中国特色及改革方向

我国现行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制度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部门政策推动、检察机关主导和社会支持体系薄弱。相关特征既促成了我国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制度的迅速发展,也成为制约其实践效果的主要因素。我国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制度的完善,既要立足于本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还应确保未成年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符合国际标准。未来的制度改革应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确立多部门联动的综合保护工作模式;二是推动办案机关与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建设;三是完善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具体规定。     

联合国与国际法治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社会的法治化程度大为提高,联合国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道义与合法性代表,联合国能够很好地平衡大国和小国利益,充分利用其网络制度优势,在冲突地区和发展等领域有效地推进国际法治建设。联合国在国际法治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众多会员国的支持,尤其是大国的鼎力相助。随着中国全面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中国国力的逐渐提升和观念改变,在联合国的框架下,中国对国际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如联合国宪章的制定、维护和响应联合国国际法治建设,以及创造性地发展联合国宪章的价值理念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国两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当前,逆全球化现象频发和民粹主义泛起,国际社会不确定性增加,更需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强化国际法治建设。     

国际供应链合作与中国角色

国际供应链面临增长潜力不足、大国博弈加剧、客观冲击增多等多重挑战,发展速度放缓。国际社会应通过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技术变革、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管控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冲突、协力合作应对风险等解决供应链面临的问题。中国作为国际供应链中的重要一方,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有效化解各类冲击、主动加强与各方合作,推动国际供应链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