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问题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具有合法、合理的正当根据。在刑法规定的未成年犯特别从宽处遇的基础上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无法律上的冲突,但实践中可能导致宽严失当、罪刑失衡的情况。司法机关应当按照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准确把握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条件和具体标准,针对其负面效应加以克服和消解,以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     

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努力在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而实现定分止争。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应然要求与实然需求。未成年人犯罪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应当权衡程序从简与未成年人权利保障、实体从宽与罪责刑相一致以及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与受害人诉讼权益保护这三重关系。然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方兴未艾,大框架下的实施细则亟需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已被确认,随着制度的完善与应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逐渐提升,为科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对其实体性进行确认。基于此,本文首先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数据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现状,从正当性依据、法律依据来源、价值理念要求三个角度,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性表现要素,进一步结合认罪认罚实体从宽讨论保持刑罚理性的要点,以供相关人士参考借鉴。     

广西民营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衔接的制度探索

本文通过对广西民营企业有关涉罪问题进行研究,剖析有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广西民营企业中的适用问题,进而提出构建以合规为核心的认罪认罚评价体系以及建立“附条件不起诉”的以合规为核心的涉罪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基本模式,从而实现对涉罪民营企业的充分保护,构建好广西优良的法治营商环境。     

比较法视野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问题

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前提是要确定"刑法中的未成年人",虽然刑法领域的"未成年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刑法的规定中不同,但均依赖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得以确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基本上确定了什么范围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什么范围的人适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特殊制度。从宽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担当的全部领域,该原则既是未成年人特殊性在刑事法领域确认的基本标志,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区别于普通司法制度的基本前提。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立场是侧重于保护还是侧重于惩罚,直接决定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制度、累犯制度、刑罚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建构。在有所未成年人司法体制改革潮流中,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与提高未成年人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上限并存,预示着惩罚和保护双向强化的趋势。单向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立场并不彻底的基本态势,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体制改革直接与世界潮流对接提供空间和机会。应当立足于我国在刑事领域全面推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大背景,再审视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直接构建我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

近几十年,我国的犯罪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严重暴力犯罪占比越来越低,轻刑犯罪占比越来越高,传统的办案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少捕慎诉慎押是党和国家根据新时代社会需求和人民新期待而确立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具体要求,是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确立的一项重大的刑事司法政策.     

论建立追诉、保护、教育、监督相结合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

未成年人犯处于儿童向青年过渡的时期，其生理、心理都处于成长期。未成年人犯罪，这是处于成长期孩子的犯罪，与成年人犯罪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为了充分体现对未成年犯在司法上的特殊对待，各国普遍建立了区别于成年犯的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现阶段，我国还没有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关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法律规定主要散见于《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其中最为重要的《刑法》、     

日本少年刑罚制度与我国相关立法比较研究——以《日本少年法》新修正案为视角

日本法务省于2014年2月7日审议通过了《少年法部分修改的法案》,该法案对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从宽处罚、不定期刑、假释等少年刑罚制度再次作出"严罚化"修正。我国与日本在未成年犯不适用死刑方面的规定相同,但我国对未成年犯适用无期徒刑的刑事立法更为谨慎。我国与日本对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通常适用缓刑。针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未成年犯,我国刑法规定对其宣告假释所必经的期间相对较长。我国刑法应将未成年人排除出不得假释的主体范围。尽管我国与日本有关未成年犯的刑罚制度不完全相同,但均体现出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理念。     

全面抑或有限：认罪认罚案件二审审查原则之反思与重构

认罪认罚案件的二审程序缺乏系统设计,现行的全面审查原则与效率导向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兼容。实践观察发现,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上诉、抗诉占据多数,全面审查是"技术性上诉"滥用的重要原因,还存在侵犯被告人程序利益的可能性,全面审查原则在规范与实践层面已出现松动。通过对二审程序的目的功能、审判职能的定位以及上诉审的构造三方面的理论反思,进一步呈现了全面审查原则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错位。以有限审查原则代替全面审查原则已成当务之急。以有限审查原则为基础,认罪认罚案件应采用事后审查制和复审制并行的上诉审构造,审理方式和裁判方式亦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并根据上诉、抗诉的理由和一审所采用的程序进行分类处理。     

“双重保护”原则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工作中的应用——以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为视角

“双重保护”原则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如何在保护未成年犯和保护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固有矛盾间取得平衡，是未成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大而又现实的问题，也是检察机关必须回答的问题。作为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应当在未成年犯罪刑事检察工作中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运用批捕权、公诉权、严格把握未成年人犯罪捕与不捕、诉与不诉的界限；改革检察工作方式，建立“恢复性司法”制度，实现“双重保护”。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探讨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急速增长,未成年人犯罪的现象越来越多,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很多,未成年人犯罪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因此,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现状、原则进行分析,探究如何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     

农村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特殊性的研究与实践——对农村基层法院未成年人司法维权的探索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农村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状况，将真正代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总体发展水平，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并加快我同农村少年司法制度的建设。作为一个典型的城市化程度较低的沿海农村，浙江省象山县的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原因具有特殊性，并且法院系统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实践中面临着各种现实问题。因此，应当树立农村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科学理念，尝试农村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普通程序简化审，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圆桌审判模式，缓刑听证制度，是农村未成年刑事审判取得成效的关键。     

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关照,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进步的重要标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契合国际上惯行的儿童福利理念的意旨,要求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和最大利益;体现国家亲权理论的精神,强调国家和社会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最终责任主体应负的监护义务;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个别化与宽缓化处理;是社会参与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应用,强调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来;有助于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建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的构想

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的差异,为使未成年人更好地回归社会,应在立法上确立可操作性的刑事污点取消制度。本文对我国现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污点制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污点取消制度的合理性, 并就我国如何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污点取消制度进行了探讨。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再认识——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关照，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进步的重要标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契合国际上惯行的儿童福利理念的意旨，要求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和最大利益；体现国家亲权理论的精神，强调国家和社会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最终责任主体应负的监护义务；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个别化与宽缓化处理；是社会参与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应用，强调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来；有助于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从单向赋权到二元交互:再论刑事协商的内涵

厘清"协商"这一基础性概念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实施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协商在不同语境下被赋予的内涵各不相同,但协商总是包含了一系列的交互过程。自协商引入刑事诉讼后,便捷性与高效性成为了刑事协商的首要特征,但其更蕴含了刑事诉讼构造的嬗变,不仅对现代刑事诉讼程序产生了重要影响,更是标志着刑事诉讼领域人权意识的觉醒与深化。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刑事协商之形成具有深厚的刑事法学理论基础。由单向赋权到二元交互是刑事协商的发展方向,应以保障"权力—权利"的实质交互为目标,构建平等理性的法律商谈情境,通过司法实践诠释刑事协商之本质内涵。     

发挥社会调查制度和合适成年人制度的相互作用——以未成年犯罪人为视角

社会调查制度和合适成年人制度都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非常重要的制度,两个制度的功能定位虽然不同,但相互之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合适成年人制度保证侦查程序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案卷材料,为以后的社会调查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社会调查制度全面的反映未成年犯的个人情况,是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犯的司法程序和开展教育、感化和挽救的基础。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发挥两个制度的配合作用,可以实现对未成年犯罪人权益全方位的保护。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构建研究

未成年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刑法和有关刑事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因此,在现有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的了。本文主要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及特点以及未成年犯罪成因、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现状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并且提出了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进一步构建提出了相关性的建议。     

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实证分析及对策研究——以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在押少年犯为研究样本

以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在押少年犯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法,对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基本情况开展调查,并从影响犯罪的主体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分析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四方面建议,主要是：实现刑事审判与社会帮教体系的“无缝衔接”、探索建立对未成年犯有条件的前科消灭制度、给予未成年犯心理健康矫治、健全和完善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     

《青少年犯罪问题》“少年司法”研究综述

<正>少年司法制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核心部分之一,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先进理念、原则或者制度往往是从少年司法制度开始发展的。因此,对于《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而言,其特别注重将"少年司法"打造成品牌栏目,从而使之成为我国少年司法理论研究的一块重要阵地。在本刊的"少年司法"栏目中,其最为根本的原则是秉持"少年最佳利益原则",这是本栏目最为深刻的价值理念基础,其他一切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或原则都是以此为核心展开的。在具体内容上,"少年司法"栏目不仅关注未成年人犯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