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残疾人福利保障制度及其启示

台湾地区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已初步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残疾人福利保障制度，到2007年《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更名与颁布为止，台湾地区残疾人福利保障政策经历了多次修改与完善，残疾人的生活水平和实质福利得到较大提高，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尽管海峡两岸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存在差异，但台湾地区长期积累的残疾人福利保障实践经验，对于大陆地区进一步改善残疾人福利状况，帮助残疾人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第三条道路"政治哲学的一个标本——关于"社会投资国家"

"第三条道路"政治哲学的一个主要领域就是福利国家的改革,而导致这场改革的,既有来自全球化的外部压力和国内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还有践行所谓"第三条道路"的需要,由此提出了责任与权利均衡的积极福利政策,和更加关注就业能力提高的"社会投资国家"概念."第三条道路"政治哲学论证福利改革的实质就是调整国家、社会与个人的责任和权利关系,具体目标是减轻政府负担,激发企业活力和增强个人责任感,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在这种关系调整中,个体的社会责任和技能培育是新政策的关键.但是,这些改革的实施遇到了许多麻烦,效果也不如人意.尽管如此,有关社会投资国家的理念和实践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认真思考的东西.     

未成年人审前羁押权益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我国当前的未成年人审前羁押存在羁押率高且羁押长期化现象显著、看守所分管分押措施落实不到位,以及羁押处遇状况不佳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在审前羁押制度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应当通过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实行和推广相关先进工作制度、改革未成年人审查逮捕条件、强化对未成年人审前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完善对未成年人的律师辩护制度、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快速通道"、建立取保候审寄宿所、建立多元化羁押替代性措施,以及建立风险评估机制等,来完善与创新未成年人审前羁押权益保障制度。     

上篇:坐不住的收入

城市里,随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消费占GDP的比重骤降。工资收入增长缓慢、福利保障制度不到位和贫富差距过大是中国消费低迷的根本原因。     

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努力在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而实现定分止争。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应然要求与实然需求。未成年人犯罪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应当权衡程序从简与未成年人权利保障、实体从宽与罪责刑相一致以及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与受害人诉讼权益保护这三重关系。然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方兴未艾,大框架下的实施细则亟需完善。     

转介与互动：社会工作参与下我国少年司法分流制度的重构

少年司法要注入儿童福利因素,建立司法与福利的协同与融合机制,其基础是建立两个系统间的分流制度,完善从司法系统转向福利系统的分流路径。本文认为,少年司法中要明确由专业社工承接分流后处遇,在借鉴国外转向和社会工作参与的基础上,对罪错未成年人开展多学科与跨专业的专业评估,在司法体系的各阶段中建立分流机制,明确被分流未成年人的范围、分流路径、分级处遇措施,建立分流后处置场域,设置分流官角色,增加分流项目。     

公平与效率:福利国家社保机制的内在矛盾

福利国家是一个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管理框架。全球化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加速推进,使发达资本主义建立在工业现代化之上的福利国家模式面临严重危机,原有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社会保障机制难以为继,因此进一步制约了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机制由此进入到需要转型的发展阶段。     

“居者有其屋”——独具特色的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及启示

住房保障制度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满足其基本生活所需住房的若干制度安排,是国家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社会保障制度在住房领域的延伸,也是住房制度对社会保障的体现。完善的公共住房保障制度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志,研究和分析新加坡的住房保障制度对构建与完善中国特色的住房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论流浪乞讨人员基本生活救助体系的构成及其完善的路径选择

目前，救助站提供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五保”供养制度构成了流浪乞讨人员基本生活救助体系，而在完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重构流浪乞讨人员基本生活救助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健全“最后一条安全线”一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构建与拓展流浪乞讨人员的非正式支持网络。     

未成年人保护立法中的系统协同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缺乏系统协同的观念，导致保护网络不健全，国家儿童保护的顶层设计和立法框架不完善，需要建构各系统协同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本文从系统协同理念的法理基础出发，对我国保护立法进行梳理，分析我国目前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主要问题，我国亟待在儿童利益最大化的理念下，提高儿童权利、儿童福利与儿童参与，建立儿童保护专门机构，为青少年司法社工者赋权，织密法律保护网，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立法宏观方略的完善。     

有关动物保护立法问题的初探

目前动物保护的立法得到在很多国家的普遍认同并且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动物福利保护的立法体系。而在我国,此方面立法相对缺乏,现有的法律法规也存在诸多问题,动物保护在法律面前显得苍白,而由此也造成国内动物受虐待、国际贸易受阻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本文通过对我国动物立法现状的分析,结合已有的动物保护立法的不足,提出今后在动物立法过程中几点建议。     

全球经济失衡与中美的调整责任

全球经济失衡的起因 一、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的起因主要源于经济全球化的内生矛盾和困境。一方面,全球经济市场化和开放推进了“地球村”的形成和发展,运输和通讯科技革命加速了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融合,大大增进了世界经济福利和效率。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贸易、金融、货币、     

我国台湾地区医疗健康保障制度的演进及其启示

1949年以来，台湾当局由于采取不同于大陆的发展路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其医疗健康保障制度便是典型一例。这项制度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先后建立了针对特定人群的医疗保险与“全民健康保险”两大制度。     

流动人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析——以大连市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性不断加剧,流动人口在居住地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问题更加受到关注。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直以来把流动人口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有损流动人口获得社会救助的合法权益。本文以全国低保制度实施状况为研究基础,从大连市保障现状入手,收集市内流动人口生活状况资料,从发展现状、存在弊端、法律基础和完善措施四个方面对低保制度扩大保障范围,实现流动人口受救助权利的制度完善进行初步探究。     

香港医改：和内地反着走

香港医改的讨论对内地最大的启示,在医疗改革时需要通盘考虑医疗、教育等其他福利支出。如果医疗由政府包办,教育仍由私人负担,那么,这个社会也不见得非常和谐。     

民生政治:一种农民政治认同机制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的产生和变化在本质上是农民与政治权力之间进行社会交换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从根本上受农民生存理性的支配。农民的生存理性主要表现为农民对民生福利的需求,因此,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础和关键在于着力改善民生、满足农民对民生福利的需求。     

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研究

伴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标志着在我国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然而未成年人证词在刑事诉讼中应用依然存在许多困难。在以往的研究中,未能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供述、未成年人被害人的陈述、未成年证人的证言进行区分研究,忽视了三者之间的不同性。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应以证明过程为进路,在符合证明标准的基础上,结合现行刑法来进行研究,同时引入社会控制理论对未成年人不法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鉴于未成年人年龄范围较大,现阶段对其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应用中难以统一标准。在改进路径方面,应当从限制未成年人证词应用、建立未成年人言词证据收集制度、审查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真实性、重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供述及辩解合法性和完善未成年人言词证据补强五个方面出发进行完善。     

兼顾效率与公平——欧洲向社会市场经济的转型

<正>欧洲是世界上将效率与公平兼顾得最好的地区之一。众所周知,欧洲是福利国家的发源地,拥有完善的福利制度,人民享有丰厚的福利待遇。同时,欧洲的经济效率也位居世界前列。欧洲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区域之一,拥有众多竞争力较强的国家。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4—2015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1],位居世界竞争力前十名的国家中有六个是欧洲国家,包括瑞士、芬兰、德国、荷兰、英国和瑞典。     

论我国动物福利立法构建

动物作为自然世界中除人之外重要的生命体,其生存和发展状况引起人们重视。世界上很多国家纷纷进行动物福利保护立法,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动物的基本生存和发展,动物福利保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关于动物福利保护的法律体系从结构和内容方面均存在很多问题,不利于动物福利的保护,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本文试就确立动物法律地位、扩大保护范围、严格法律责任等方面阐述未来中国动物福利立法之道。     

浅析新刑诉法对基层审查逮捕工作的影响

新刑诉法的颁布是我国事事诉讼法史上的一次转折点,我国公民的人权在新刑诉法中得到了体现和完善,但是这次新刑诉法也强化了检察机关履行侦查监督职责,明确和完善了对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条件和程序以及对逮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制度做出了新的规定,因此,对于公民来说更有效的保护了人权,而相对检察机关来说无疑给审查逮捕工作增加了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