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宣告死亡后婚姻关系的效力

自然人宣告死亡制度是民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被宣告死亡者和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一项民事法律制度的设计应该基于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不能偏向于民事法律关系一方主体的利益,忽视对另一方主体利益的保护。在婚姻法律关系上,更要注重主体双方的利益平衡,在保护一方主体利益的同时,也要对被宣告死亡者的利益加以保护。设计法律制度时要考虑在各种情况出现时应如何兼顾相关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从保护人权的角度考虑,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以免有失公平,做到合乎法律规范范围内的意思自由、利益兼顾、权利平等,从而最大限度的实现法律精神。     

FOB条件下卖方享有货物控制权的正当性

目前,在对外贸易中采用FOB术语进行国际货物买卖已经得到贸易界的普遍认可,FOB术语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近年来实务中多发FOB卖方利益受损,钱货两空的例子,尤其我国出口合同中大部分采用FOB价格,且出口商多为中小企业承受不起重大损失。实践中大量FOB术语条件下的贸易欺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卖方过早的丧失了货物控制权。因此,对FOB贸易下卖方的保护日益显得重要和必要。     

WTO司法审查对我国行政主体的挑战及对策

司法审查的理念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已经深入人心,是现代法治国家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在加入WTO组织后,就要遵守各项国际性的规则和制度,再加上我国现在大力提倡依法治国理念,所以,WTO法律体系中的司法审查制度对我国的法律制度会产生一些不可避免的冲击。本文主要通过司法审查在WTO中以及我国的表现形式来分析其对我国行政主体的挑战,并且为了更好的迎接这种挑战提出相关合理的对策。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起源、发展与中国化实践

我国现行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不可推翻的法律推定,欠缺实质正义,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可以通过个体识别的方式认定未成年人的实际刑事责任能力,为刑法在低龄未成年人不法案件中的适用提供法律依据。我国现行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不足以应对当今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而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符合我国现行刑法价值理念和社会人文基础,对该规则可以借鉴吸收。结合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和社会现实,可在适用范围、证明标准与证明主体等方面逐步落实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使该规则有效发挥作用,以此完善现行刑事责任制度。     

论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

在对刑事污点及其限制公开制度的内涵进行界定后，笔者首先考察了国际规则及其他国家对限制公开未成年人刑事污点的相关法律规定，随后从必要性及可行性两方面，对我国在推进少年司法改革进程中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进行了详细探讨。最后，笔者从检讨现行法律中的不合理规定、加强对刑事污点形成过程的保密、明确相关主体的保密义务、注意避免刑事污点公开的细节、建立严格的刑事污点查询制度等五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思考

当前，在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中还存在着诸多的法律障碍。无论是从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制度来看，还是从规范市场秩序和宏观调控的法律制度来看，均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有待于我们去完善和解决。本文试图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探讨相关的对策，从而为我国中小企业的良性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启示。     

藏族赔价制度的法理学思考

藏族习惯法中的赔价制度在藏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的功用。在我国法律制度不断进步完善的今天,除了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法律思想,我们也应该重新审视自己本土的法律资源,本文也试图探寻习惯法中的先进法律思想,与实践结合,为国家法律制度建设服务。     

关于村委会的立法争论

在法律上明确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不同性质,甚至要界定两者关系,起因于在现实中要明确集体资产管理的主体是谁?这个问题关系到全国近60万个村庄的村级组织制度设计,对于相当比例的村庄中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现实权益将直接带来影响。     

老年人同居法律属性研究

构建老年人同居法律制度的前提是对老年人同居的界定必须具体明确。本文结合当前学者关于老年人同居法律属性的观点,对老年人同居的概念、主体、相关法律概念关联性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法律背景下“家庭共有财产制度”的研究

纵观《民法典》发展历程,在传统家庭财产制度当中能够明显发现国外个人财产权制度的身影,这使得我国法律体系中“家庭”的概念逐渐模糊,而家庭中“个人”的作用越来越强大。受到法律制度缺失的影响,法律实践中关于“家庭共有财产”以及“财产分割协议”产生了不同的认定,由此很多相似案件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审判结果,这种现象表明“家庭共有财产”必须得到明确,而进一步明确“家庭共有财产制度”则成为解决这一争端的最好途径。明确何为“家庭共有财产”,肯定“家庭”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仅能够为家庭成员之间财产分割案件的判定提供诸多便利,而且还能够促使举债主体更加明确,进而达到保护债权人权益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