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跨境流动各国立法和国际合作机制初探

各国规则标准的差异会阻碍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影响产业发展。为此各国重视主导推动合作机制以构建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圈。我国应关注国际数据跨境流动管理策略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探索自身管理体系和国际合作策略。     

数字贸易中跨境数据流动法律规制的实践研究

跨境数据流动是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环节。呈现出地区区域跨境数据流动法律规则碎片化,WTO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跨境数据流动法律规则缺位等阻碍数字贸易中跨境数据流动的现实问题。跨境数据流动法律规制具有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非限制性,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受限性的特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以尊重主权,安全合作,多边共赢等作为努力方向,是解决数字贸易中跨境数据流动法律问题的有效途径。     

跨境资金流动的法律监管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跨境资金流动日趋频繁,由此也带来了经济危机和金融风险。因此,要明晰跨境资金流动的基本概念和特征,从法律的角度进行跨境资金流动渠道分析,剖析跨境资金流动监管存在的问题,并从跨境资金流动法律体系、部门监管等不同维度入手,探讨跨境资金流动的法律监管策略,从而更好地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促进涉外经济稳定发展。     

全球治理的东盟视角与实践

面对日益凸显的全球治理赤字和地缘政治挑战,东盟将参与全球治理作为维护区域安全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推动全球经济政治秩序改革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东盟积极参与区域与全球安全治理,从区域层面补充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促进实现全球发展目标,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东盟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与实践表现出以维护东盟中心地位为主体的治理导向、强调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的治理原则、重视协商与关系的软性治理机制、坚持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治理路径等诸多特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东盟参与全球治理也面临着大国战略博弈加剧、逆全球化与单边主义上升、内部凝聚力下降、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以及成员国国内政局不稳等多重复杂挑战。为此,东盟通过维持大国对冲战略、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合作、深化东盟一体化建设等具体措施,积极促进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逐渐实现从全球治理跟随者向自觉推动者的转变。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国际治理机制构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加速提升经济的数字化水平,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调整与数字技术扩张相互推动,数字经济正发展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融合。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世界不同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分化加速,加剧了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国际竞争,给国际经济治理带来新难题。目前,国际社会正通过WTO多边机制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等推动构建以电子商务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但全球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多维度、多层次合作,推动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构建,以数字经济带动各国实现包容性发展。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在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引领作用,以多边、区域和双边等多种路径同时推动电子商务规则磋商,加强国家间数字经济政策协调,深化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合作,与世界各国一道以发展数字经济为契机,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     

数据合规的基本问题

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数据的收集、使用和流动过程中面临着数据合规挑战。企业在利用数据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应当兼顾社会效益,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积极开展数据合规。个人数据保护合规和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是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企业应合法合规地收集、利用数据,在数据跨境流动中注意不同国家规定的差异,做好合规方案应对挑战。我国相关部门也应积极探索数据合规激励机制,建立行政监管与刑事激励制度,为企业开展数据合规提供内在动力。     

新安全观与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困境

针对世纪之交东亚地区安全与区域一体化形势的发展,中国于2002年7月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这些观念与东盟当时的地区安全观彼此相容,为本世纪头十年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随着近年来东亚地缘局势的变化,东盟的地区安全观出现重大转变,中国与东盟在地区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实现地区安全的基本条件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的方法等方面均产生较为严重的分歧。在此情况下,东盟对华战略疑虑不断上升,一些国家开始大力提升军备并寻求区外大国的帮助和保护,这又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互契合,形成东盟与美国合作共同抗衡中国的战略态势。由此而来,中国和东盟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对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形成严重障碍。为了巩固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中国须调整和补充新安全观的具体内容及表现形式,对其进行及时"升级"。具体而言,需要在坚持新安全观核心思想的基础上,重点促进地区各国对利益相系、义利相融这一原则的共识,主动消除东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扩大双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逐步超越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困境,使双方关系重回全面包容性合作的轨道。     

论大数据背景下的社会治安治理

大数据的开发和应用水平越来越高,成为全社会不同领域关注的核心内容,大数据的开发和应用能力已逐渐的成为各国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也对国家治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产生巨大影响。由此可见,在治安治理过程中,如何在大数据背景下开展社会治安治理工作,如何深入挖掘大数据在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价值,实现社会治安治理的精细化、精准化和智慧化,提升大数据背景下掌控治安形势的能力,对提升社会治安治理能力和实现平安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中创新的数据隐私保护法律机制探索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个人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处理成为经济活动中的核心组成部分。然而,数字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数据隐私保护的严峻挑战。本文对数字经济与数据隐私保护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首先,定义了数字经济及其特征,强调了数据隐私的重要性,并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数据隐私保护的挑战;其次,比较了欧盟GDPR、美国的数据隐私保护法律体系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保护法律,评估了各国的法律机制及其特点;最后,针对中国的数据隐私保护法律现状与问题,提出了完善法律机制的建议,包括健全法律体系、明确责任主体、促进技术创新和加强国际合作。     

Network Governance as a Mechanism for Responding to Internet Violence

Jones, Hesterly and Borgatti (1997) proposed a general theory of network governance (GTNG), identifying conditions under which network governance is likely to develop and detailing four social mechanisms that protect and promote resource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ve action within a network. This article applies their theory to the emerging problem of swatting—internet-based spoofing attacks that compel a SWAT response to a selected innocent victim. As this problem has not been addressed through traditional policy or law enforcement mechanisms, networks have emerged to respond to these attacks. The author details the parallels between these emergent networks and Jones et al.’s theoretical frame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