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方针与发展方向

拜登政府推出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作为临时方针以及未来制定正式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大致发展方向.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延续了以实力为原则的战略传统:建立强大的美国经济,从更强势的地位迎接新挑战;希望重返特朗普政府退出的国际组织和多边协定,重新领导世界,并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原则主导全球治理体系;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组建模块化联盟体系,借助盟友的力量应对不同领域的挑战;强调与中国的大国竞争,将中国视为唯一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提出严峻挑战的国家.尽管不排除在一些全球和地区事务上与中国进行合作,但战略竞争甚至对抗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     

论国际话语权与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作为责任大国走上了国际舞台,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应对当前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种诉求,也是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及其在国际事务中所承担的责任相适应的。如何正确定义国际话语权,提出拓展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调整和发展中国的国际话语,使得中国的国际话语和其国际地位相一致,是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对话

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中国为什么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的安全形势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安全理念是如何演变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观作何评价?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特色"体现在哪里?所有这些问题都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关注和热议,为此我刊特约请著名军事专家、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高级顾问徐光裕将军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和解读。     

当前国际安全体系的转型与中国国际安全体系观

国际安全体系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核心内容。它指的是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与稳定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个由特定行为规范和运行机制构成的整体。国际安全体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也处在动态变化中。     

积极参与国际安全机制

国际安全机制作为国际安全领域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对每一个国际行为体都发挥着作用。国际安全机制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国际安全机制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融人国际体系的必然环节。其次，国际安全机制在深度与广度上均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中国外部安全环境不可分割的部分。第三，国际安全机制有助于协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安全行为，是避免崛起大国“安全困境”的重要途径。第四，国际安全机制是国际政治与安全中的一个重要权力来源，是中国增强实力、运用实力的战略平台。     

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未来

美刊《外交事务》2008年12月号刊登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翰·伊肯贝瑞题为《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未来——自由制度能否延续?》的文章。该文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导致美国单极时代的结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的暴力斗争,也不意味着西方体系的覆灭。作者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指出,只要华盛顿现在着手强化西方自由体系,那么,领导国际秩序的魁首——美国,在中国整合得更加强大时,也能保持其在国际秩序中的支配地位。文章内容如下。     

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与科学内涵

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了一个庞大而精细的理论体系。政治理论的核心关怀是国家治理问题。追溯国家治理如何成为中国国家话语,可把握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的学理与历史逻辑;分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构成,可把握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而在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中,制度模式选择问题与价值体系塑造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指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周边环境发展态势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国际体系不确定性增大、原有秩序面临冲击的情况下,如何应对自身崛起面临的体系性阻力,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推动周边环境更加友好、更加有利。为此,中国应充分发挥政策主动性,采取扎实行动管控危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周边地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不同的手段组合应对问题和挑战。     

“中国世纪论”与国际秩序的未来

"中国世纪论"是近年来在西方主流舆论领域兴起的一种新的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认识。其主要观点为:中国在新的21世纪将会持续性地崛起,而美国"单极时代"的终结不可避免;在对中国的崛起怀有忧虑的基础上,劝导中国认同和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为西方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并保持对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开药方等。事实上,由于中国崛起的内向性质和维持现状倾向,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向着更加开放、包容和更加易于融入和参与的方向发展。     

寻求体系转型中的战略增长点——澳大利亚的印度洋政策前瞻

澳大利亚是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一度因其议题倡导能力而位居中等强国前列。随着中国快速崛起而来的中美权势转移、亚太地区主义进程的迟滞以及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澳大利亚的国际战略空间受到前所未有的挤压。面临这一严峻挑战,澳大利亚近年来逐渐将视野转向印度洋地区,将该地区当作其摆脱战略空间压缩和应对国际体系转型的新的战略增长点。这一新的战略思维既立足于澳大利亚在印度洋地区的既有利益,也缘起于印度洋地区日益重要的战略地位。展望未来,澳大利亚的印度洋战略将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通过强化与印度洋地区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开拓新的战略空间;促进印度洋地区一体化进程,恢复澳大利亚的议题倡导能力和中等强国地位;强化澳大利亚在西海岸地区的海上力量,凸显其战略存在。澳大利亚探寻体系转型中的战略增长点的努力,既为中澳关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也为中国应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努力提供了有益启示。     

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制衡行为

均势理论认为,面对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威胁,主要大国倾向于采取以军备和结盟为主要手段的制衡行为。然而,国际关系史中也不乏制衡迟缓甚至缺位的案例。大国制衡霸权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应对霸权的策略为何会有差异?本文以结构压力和霸权正当性为自变量,解释了大国制衡行为的生成机制及其强弱变化的原因,强调霸权正当性对制衡行为的抑制或加强作用。文章认为,有关制衡行为的研究,为现实主义内部的均势理论和霸权理论两个分支提供了结合点。在单极体系下,有关霸权正当性的研究,对于理解霸权衰落和新兴大国崛起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世界金融危机和国际问题研究新课题——吴兴唐研究员访谈

当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对国际关系有哪些影响?后危机时期国际格局如何重组?我国在战略和策略上如何应对新形势下国际关系面临的新的机遇和挑战?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原主任、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兴唐。下面是他同本刊记者的谈话。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话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理论创新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作为新时期深化改革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那么,应如何界定治理的涵义?从政治学理论来看,统治、管理与治理有何区别?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从"管理"到"治理"的改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前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有哪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为了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本刊特约请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和中国农村研究院徐勇教授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埃博拉战争:危机、挑战与启示

2014年全面爆发的西非埃博拉疫情是近年来世界经历的一场规模空前、危害巨大、范围广泛、后果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对科学界、公众心理和全球卫生体系构成严峻挑战。本轮疫情及其引发的"埃博拉战争"再次说明,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必须时刻准备应对传染病等生物性威胁,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加强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革是促进公共卫生的必要条件。"埃博拉战争"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启示:生物防御能力关乎国家发展与安全,卫生外交应成为新型大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外向型民间社会组织有助于擦亮中国的国家品牌。     

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及其"硬权力"基础

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在实现和平发展的过程中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应当的国际责任、积极应对目前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种合理诉求。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转型国家民主治理困境与挑战的对话

在政治学领域,民主转型一直是备受瞩目和争议的话题。透过转型国家喧嚣动荡的政治乱局洞察一波又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实质,对于我们正确把握世界格局变化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有着重大意义。那么,究竟应如何评价转型国家的治理现状与面临的挑战?部分国家转型失败的根源何在?在立宪民主、分权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等民主形式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如何理解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当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路径是什么?为了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本刊特约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杨光斌教授就转型国家民主治理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调整与完善,继承与创新——论建国以来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演进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演进是一个不断调整与完善、反思与变革、继承与创新的发展过程。其根本动力来源于中国人适应内外安全形势变化,应对各种安全挑战与问题,摆脱安全困境与风险的一种需要。不管这些挑战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一旦现有的安全环境与安全观的和谐关系被打破,新的国家安全观也就获得了生成的时机和条件。     

殖民体系、后殖民体系与大国崛起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描绘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或主权国家体系，实际上涵盖了两个次级体系：殖民体系和后殖民体系。前者从地理大发现直至二战结束后，后者则自殖民体系瓦解后直至当今。在殖民体系下，主权是欧洲列强的特权，也是其对其他地区“落后民族”进行野蛮殖民掠夺、占领和侵略的借口和依据。这一体系是少部分国家享有主权、大部分国家主权被剥夺的等级体系，也是大国通过武力掠夺、殖民而实现崛起的暴力体系。在后殖民体系下，主权平等第一次在法律上得以牢固确立并在实践中得到贯彻；殖民掠夺和通过武力开疆拓土被视为非法，战争也被严格地加以限制：国家的崛起只能通过内修政治、外通贸易的方式和平实现。同时，密集的国际制度网络，也为后起大国实现其抱负和提升国际威望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场所，为其和平崛起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部分证明了后殖民体系的弹性及该体系下大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也预示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继续和平共处的可能前景。     

论两个体系世界的发生和发展与全球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兴起,人类社会出现了并行发展的两个历史趋向:一个是民族、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向,一个是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的全球化历史趋向。前者表现为主权国家体系(国际体系)的出现和发展,本质上是一个自保体系,后者表现为全球体系的生长和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相互依赖体系。这两个体系在生长、发展过程中又存在互动联系,既可以是另一方的动力,又可以构成另一方的阻力。随着全球体系生长,相互依赖的扩展,任何一方出现的问题都有可能演变为全球性问题。两次世界大战爆发表明传统的国际体系力量结构均衡无法应对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霸权治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战前所面临的问题,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导致了全球体系的出现,但也引发或掩盖了诸多的全球问题。面对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的世界,霸权治理已无法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全球共同治理世界已势在必然。     

冷战后美国多边主义刍议

美国的单极霸权与多边主义如何共存,或者说处于单极地位的美国如何对待多边主义,这不但是研究者和分析家的兴趣所在,也是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决策者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一方面,美国所拥有的超强实力为它通过采取单边行动来实现国家利益提供了诱惑和条件,另一方面,多边主义自身已经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这对美国霸权而言是一种无形和有形的制约力量。美国的多边安全行为模式体现了美国一种新的地区安全思路和逻辑,即发展地区性多边安全途径来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多边安全在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会有所提高,而非仅仅作为一种补充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