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在抗争中寻求外交突破

伊朗曾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盟友。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伊关系迅速交恶。美国视伊朗为“无赖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邪恶轴心国家，伊朗也同样视美国为最大的敌人和“大恶魔”。1980年美伊断交后，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伊朗核问题突显后，美对伊朗政策日趋强硬，不仅扩大了对伊制裁范围，还以武力相威胁。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重压，伊朗在抗争中寻求外交突破。     

美国“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及其原因

美国“Z世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呈现明显两极化、主体向左的趋势。一方面,这种两极化与两党意识形态、政策立场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两极化也显示出新的代际特征,即鲜明的道德色彩与强烈的对抗性。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政治认同两极化的原因包括信念激情期的周期性再现、美国大学校园成为政治认同极化的孵化器、安全空间建构与微侵犯观念隔断大学不同政见者的沟通与交流、社交媒体强化“Z世代”同一阵营内部的政治认同等。“Z世代”大学生以“对抗共同敌人”的方式参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并使投票率创下新高,这成为其政治认同极化公开表达的明证。这一态势引起了专家、学者等的警惕,重建大学校园政治生态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也给未来的中美关系增添了不确定因素,社交媒体的运用将使“Z世代”大学生对华民意更具敌意,受害者心理将使美国舆论在人权等相关问题上对中国持更负面的评价,安全空间防线将使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受到进一步干扰。“Z世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两极化趋势及大学校园政治生态将是评估美国政治未来走向的重要参考因素。     

美垄断企业的自白

美国ADM公司主席德威尼说: “竞争者是我们的朋友,而消费者是我们的敌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点东西是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的。你惟一能见到的自由市场在政客的讲话中。”     

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性:解读全球化性质的重要视角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 ,全球化都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 ,这是我们认清当今全球化性质的一个重要视角。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性不仅表现在对“全球化观”的不同理解上 ,还表现在“客观的全球化进程”与“西方主观的全球化战略”的区分、矛盾和斗争上。当今全球化已经成为西方推行其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工具 ,我们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认清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严重危害 ,防止陷入“西方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陷阱。     

“全球英国”外交战略：愿景、实践与制约因素

英国政府在2016年“脱欧”公投后提出了“全球英国”理念，作为“后脱欧时代”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以应对变化中的国际环境和自身国际角色的转变。基于“全球英国”理念，英国将自身定位为“全球大国”，希望借助综合实力以及与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等传统盟友的关系继续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推出“向印太倾斜”战略，以期拓展盟友圈并扩大对外影响。与此同时，英国外交政策中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趋向更加明显。“全球英国”战略因其自身固有的缺陷以及国内政治中的制约因素，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障碍。苏纳克上台后对“全球英国”战略进行了一些调整，但其外交政策没有也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     

美国对台“和平解决”政策及其内在矛盾

自《上海公报》发表以来的三十多年问，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奉行所谓“和平解决”政策。表面上看，美国的“和平解决”与中国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政策取向上存在某种交叉，但事实上，由于美国这项政策的内涵和目标在冷战后出现新的变化，中、美在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上的分歧与矛盾也日     

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崛起”？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社会在承认中国发展、与中国利益交融不断加强的同时，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戒备也有所加深。主要大国与中国的关系呈现良性互动，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方面与中国的对立和分歧同步上升。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国际社会对所谓的“中国崛起”存在不同解读与期待。     

论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

民主社会主义是二战后西方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作为一种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对立的,两者间在指导思想、追求的目标、依靠的社会力量、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党的性质和作用等方面都有原则性的区别。当然,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并不一定成为政治上的敌人,两者可以在坚持各自主张下和平竞争,甚至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开展交流和互利合作。     

台湾深处的悲哀

2000年5月20日台湾政党轮替,迄今刚满三周年。这三年中台湾差一点罢免“总统”,换了三个“行政院长”,一堆政务鞠躬下台。经济一直没有起色,只是告诉大家要有信心(公益广告说的),而“行政院副院长”林信义亦说台湾人民要有过苦日子的准备。在意识形态对立和政党恶斗中,美国经历了“9·11”,台湾碰上经济大萧条,现在两岸又罕见地对抗同一个看不见的敌人(SARS病毒),坏消息接踵而至。很多人开始怀念从前,不知谁该为这一切负责,但“政党轮替”之后台湾人民并没有生活得更好——当然这也未必是“政党轮替”这个制度变迁的错。     

理想还是现实：解析“美国梦”

“美国梦”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词语,其来源可以追溯到北美殖民地时期。随着美国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美国梦”在产生初期常常被视为“个人之梦”“移民之梦”,但随着国家政治概念的强化而变成“美国之梦”“民族之梦”,成为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中不可缺少的推动力,对美国的发展和强大起到了特殊的催进作用。“美国梦”包括希望、信心、机遇、平等、成功、美好、繁荣、努力、决心和主观能动性等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共同构筑了“美国梦”的核心涵义。然而,随着美国的政治极化、社会矛盾、通货膨胀、阶层固化等一系列长期存在的问题不断加剧,“美国梦”对内已经沦为以阶层上升、经济成功、生活幸福为特征的中产阶级式的个人发展愿景,对外则成为美国在全球各地输出美国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工具。     

浅析美国对台政策的“民主困境”

台湾问题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确保在台利益，美国不仅长期维持与台湾的所谓“盟友”关系，并将支持和保护台湾的“民主”纳入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前后，美国敦促台湾当局启动和完成“民主转型”，“民主牌”也成为台湾当局寻求美国支持的重要手段，成为美台“断交”后双方构筑“实质关系”的价值纽带。但是，美国推动台湾实现“政治体制民主化”客观上也为台湾当局以“民主”方式抗衡外部特别是美国压力、     

冷战后日本的日美基轴外交

在长达40多年的全球冷战状态下,美国对日本而言,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显得非常重要。日本从起初的被迫追随到经济成长起来的谋求自主性及主动配合美国,其命运都与美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日本表现出了一个“好的失败者”(good loser),而美国也表现出了一个“好的胜利者”(good winner)。尽管双方从70年代开始在经济领域不断出现摩擦,但由于共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共同的     

“日本统治带给台湾现代化”流行论调辨析

历史经验表明，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在政治运动中常具有某种先行性。“台独”最先也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因为在现实政治中难有其立足之地，于是先寄身于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像文学这样可将其理念隐隐约约地寄托在形象描写中的载体。这正是最早的“台独”分子经常是作家或文学作者的原因。不过，当条件成熟时．它就会从意识形态领域向现实政治领域扩张。于是我们看到民进党执政8年时，将“台独”意识形态转化为“去中国化”的种种“政策”。2008年“大选”民进党失利，     

台美军事合作的新特点和影响

在台美关系中，军事关系处于特殊的地位，军事关系中军售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在对台问题上，政治上美国能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急独”，在军事上更多的则表现对“台独”的纵容，一再对“台独”屡屡发出错误的信号。如果说政治上限制“急独”主要表现为“政治表态层面”的话，那么在军事上纵容“台独”则更多的表现为具体的军售和直接的行动。因此，美国限制“急独”固然对台湾当局有一定约束力，     

从英美霸权禅让看意识形态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塑造

二战后,英国出于抗苏的需要,积极推动美国发动冷战,并主动将世界霸主地位让与美国,自己甘当美国的小伙伴。尽管英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利益矛盾,而且双方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冲突,但是在美苏对峙中,英国站在了美国一边,选择了“联美抗苏”的道路。意识形态是影响二战后英美苏三角关系变化的核心因素。     

你家有没有钱？

有个心理学家以“宽恕你的敌人”为题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讲。演讲完之后，他问在场有多少人打算原谅自己的敌人，大约有一半人举起了手。显然，心理学家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于是他旁征博引，又讲了20分钟，然后再次提问。这回，有80％的听众举手愿意原谅他们的敌人。心理学家仍不满意，     

理想还是乌托邦:马克思意识形态“自行消失”思想的阐释

作为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的"自行消失"是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最终命运和人类实现观念解放的科学论断。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意识形态在人类解放中的历程实现了从虚假意识到真实意识、从市民社会意识到人类社会意识、从统治阶级意识到自由个性意识的转化,而这些转化之所以可能,根源于意识形态"自行消失"的必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我们应当从社会理想和客观规律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生成的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消失,从而阐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自行消失"思想不是虚幻的乌托邦,而是科学意义上的理想。     

“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因素”

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可以有多个“切入点”。在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研究中,有两个“点”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因素”。“新自由主义”思潮风行于世界已经20多年,成为世界主流意识形态,也是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美国因素”则在世界上无所不在。从苏东剧变到伊拉克战争,     

“新、老欧洲”与美欧关系

“新、老欧洲”的概念，是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提出的，他把法、德等反对美对伊动武的欧洲国家称为“老欧洲”，把积极支持美国对伊政策的中东欧国家称为“新欧洲”，并称“北约欧洲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新欧洲”。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严重的政策分歧不仅使欧盟在共同外交政策上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也使美国和欧洲大陆主要大国的关系滑入了二战以来最深的谷底。2004年5月欧盟正式接纳10个中东欧新成员国后，“新欧洲”成为了美国在欧洲保持影响的首要依托。     

当代美国反共意识形态思想根源剖析——兼论超越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战略

冷战后,意识形态的竞争似乎不复存在。然而,美国社会存在的"美国例外论"以及相关的民族优越感、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历史记忆的文化传统都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对此,我们需要做到:正视威胁与理性对待相结合;防范和反西方意识形态需要超越意识形态的思维;需要超越意识形态的思维来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