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外交中的“超级第三者”

<正>中美日关系本质上都是双边运行,但三国中一直存在着"超级第三者"。也就是说,中美日三国中,一方总在另两方的双边关系中充当"超级第三者"角色,对双边关系起着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刚刚结束的北京APEC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实现了握手,给近年来紧张的中日关系带来了一丝缓和的曙光。随后中美首脑会晤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也使不太顺畅的中美关系出现了良性互动的迹象。但这种"乐观"局面或许不会持续太久。今年年底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     

中美印不对称三角关系的“信任—权力”分析

当前的"中美印三角"形成于美国单极独霸的权力格局中,构成一个典型的"不对称三角"。三个实力不对称的大国为何没有生成任何联盟,而构成相互掣肘的三角关系?信任—权力的分析模型主张将客观实力差距放置在主观信任的架构中去理解。中美基于支配权力下的理性信任关系,形成"胁迫—应付"互动结构;美印则是"支配权力下的感性信任"占主导,属于"笼络—防范"关系;中印关系是"吸引—观望"关系,即"关系权力下的理性信任"占主导。这三种关系均倾向于非联盟策略,由此构成了三角格局的基础。当然,随着"实力"与"信任"两大变量的变化,中美印"不对称三角"有三类前景:二对一格局、枢纽格局及三国集团。但是,基于三方实力与信任的不匹配,以及第三方因素的制约,三者最有可能保持既"非零和"互动且不结盟的微妙平衡,不对称三角博弈将是中美印三边关系在中短期内的常态。     

中美俄三角关系:一种超越建构主义的文化分析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中美俄三角关系是由中美俄三国共同建构的,是三国的观念使然。由于三个国家对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以及各国在体系中的身份、地位等的认识既相同又相异,由此决定了它们彼此之间非敌非友、相互借重、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关系。然而,建构主义对体系中每个个体内部的文化显然重视不够,因此影响了对中美俄三角关系成因、性质和未来趋势的深入分析。本文意在建构主义理论范式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中美俄三国内部文化的视角对三角关系进行探讨。     

美日韩强化同盟关系：动机、表现与前景

近年来，受国内政权更迭和国际局势变化等因素影响，美日韩三国关系出现诸多新变化。美日、美韩两个双边同盟明显强化，日韩关系大幅改善，美日韩三方协调和互动加强，美日韩与北约、澳大利亚等联系日趋密切。这些新变化对国际局势产生了直接影响。考虑到韩国国内政治生态因素，韩日恐难成为军事盟友，美日韩也难以构建真正的“亚太版北约”，但不排除未来三方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可能性。     

深化友好交流务实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侧记

<正>应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5月24日至6月2日率中共代表团访问三国。这是习近平主席2014年成功访问上述三国和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后,中国对大洋洲地区的一次重要外交行动,是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落实习主席访问成果、深化广东省同三国友好交流合作、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之旅。任务明确,内容丰富,取得积极成果。中国同三国关系     

可塑性增强的中美日三角

中美日是亚太地区三大力量中心，对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格局及未来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美日三角关系是亚太地区最现实、最重要的一组三角关系。这组三角关系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深刻变动背景下，互动加强，大有可为。     

共识变迁的国内政治逻辑——特朗普上台后中美战略共识的稳定性分析

国家间共识的构建、稳定及变迁,是双边关系发展及区域合作变化的基础。中美战略共识可以以关系性质、政策底线、行为规范和利益认知四个维度为分析框架。影响和塑造特朗普上台后中美战略共识稳定性的因素包括领导个性、领导风格与团队、中美结构性因素及其认知等。总体上,特朗普执政初期领导个性的作用较大,而领导风格与团队、中美结构性因素及其认知等将在中长期意义上影响中美战略共识,其中实力对比和国内政治因素是未来中美战略共识演变最为核心的影响要素。     

百年变局下的中日韩经贸合作

中日韩合作启动20年来,三方在经贸合作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为亚洲和全球经济增长增添了重要动力。美国与中日韩三国互为主要贸易伙伴,贸易依存度高;随着全球价值链下的贸易利益日益交融,中美贸易关系对日韩贸易利益影响显著。全球化新阶段日渐增长的区域内贸易为中日韩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大区域贸易协定为中日韩在国际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外部空间和可行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贸易体系的不稳定性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凸显,中日韩特殊的地缘关系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合态势等,都是未来中日韩深化经贸合作面临的挑战。     

引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正2013年,中美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上达成基本共识,接下来双方要做的就是具体推进这一进程,充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作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首倡者,中国应该通过以下举措积极引领和推动这一进程。首先,中美在亚太互动要提倡创新思维与行动。中美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首先都要谋求成为新型大国,包括要持有开朗的心态     

以军事外交突破“假想敌”思维

中美联合军事演练,看似一小步,实则是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两国间的一大步;"非传统安全领域"则成为中美两军关系的"黏合剂"。5月4日至10日,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防长时隔9年后再次访美,也标志着去年美国售台武器以来中美两军关系的"转返"与升温。     

中美经济关系四大焦点问题分析及消解

世界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经济是美国和中国利益的深度联系点,中美经济间焦点问题既凸显两国经济关系在以金融和科技为代表的综合实力方面的差距,又是两国国家利益的交汇之处.因此,从消解中美经济焦点问题人手,在中美经济间建立一个强大、可持续的互利共赢关系对双方都将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也将惠泽世界.自1972年以来,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蓬勃发展,但目前却受到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和中国快速崛起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动摇的风险在日益加剧.2012年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中美经济关系需要一种新的"公报"来引导双边经济关系的战略框架以确保两国互利共赢关系不受经济争执焦点及公众态度和焦虑变化的干扰.     

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历程、经验与启示——兼论特朗普执政后中美战略关系的再塑造

特朗普上任以来,中美战略竞争有所加剧,两国战略关系面临着再塑造的问题,这也就使得对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历程与经验进行反思很有必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近年来中国对中美关系主动进行战略塑造的重要尝试。美国官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经历了观望期、试探期和冷淡期三个阶段,由"谨慎乐观"转变为"冷淡处理",最后变为"置之不理"。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经验在于要注重凝聚战略共识、承认战略能力、增进战略互信、协调战略利益和管控战略分歧。这对于特朗普执政后中美战略关系的再塑造具有重要启示,也有助于中美战略关系总体保持稳定。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形态逐步显现

<正>2015年9月22—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这是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体系变革的关键时刻进行的重要访问,是两国元首在新形势下对双方关系的再定位、再矫正和再推动,必将对中美两国关系演进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后金融危机阶段美国对华关系新定位与亚太地区安全战略调整

随着中国国际作用影响的迅速上升,适应中国和平崛起的态势,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华关系新定位与调整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重要背景条件。奥巴马上台后,中美关系大起大落,表明金融危机阶段的中关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奥巴马政府第二个《中美联合声明》提升两国关系定位,对华政策呈现出从“接触加遏制”政策向“尊重加牵滞”政策调整的取向,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也进一步调整。这一战略调整,不能简单解读为以中国为主要战略目标。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中美两国共同努力的目标,但是实现这一目标依然存在战略互信基础脆弱的局限。     

杜特尔特访华:菲律宾对华政策出现重大调整

正菲律宾新政府上台以来,释放出了一系列谋求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信号。以杜特尔特访华为标志,菲律宾对华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从上届政府突出南海主权争议的强硬对抗转向现政府以经贸投资为主轴的务实合作,从捆绑美国亚太战略的借美制华转向均衡地发展与各大国关系的独立外交。这一重大变化,对中菲关系的未来发展、南海局势以及亚太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都将产生重要影响。2016年10月18—21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率领庞大的经贸代表团访华。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破冰之旅,从初期释放一系列改善关系的积     

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一波三折,甚至大起大落。双方既达成过"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也险些从"战略伙伴"蜕变为"战略竞争者"。中美关系定位之所以不够稳定,与双方在认知和战略上的差异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两国关系中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尝试虽然没有成功,但对如今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仍具有启示作用。首先,不能对复杂的中美关系作简单的"标签化"定位。其次,要重视两国在相互认知上的差异,做到知己知彼。再次,要运用底线思维,力争中美关系的主导权,做到有备无患。总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从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上世纪末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覆辙,力争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引领合作：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处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面临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和中韩建交20周年的契机,在日本经历了“3·11”特大地震及核泄漏等次生灾害之后,备受关注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于5月21日至22日在东京举行。以“守望相助,共谋发展”为基调的东京峰会是中日韩在合作大道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彰显出不少“亮点”,体现了三国合作的持续深入与发展。同时,它对当前三国关系的改善与推动也有着积极意义。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和实现途径初探

新型大国关系是冷战结束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处理大国关系新的战略思维和国际关系的新模式,是在2012年中美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由中美两国共同提出的,是加强双方的信任与合作,开辟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直接理论基础是相互依存理论。新的全球安全理论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理论来源。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现路径在于推动共同应对公共安全威胁,持续拓展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建立中美两国领域广泛的安全互信。     

中美经济关系中的美国国会因素及其影响

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从一开始起就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关系,它一直受着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两国的经济关系一方面随着政治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两国的经济关系发展又表现出某种超出政治因素影响的独立发展的势头。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着政治因素的阻碍。本论文的重点意在分析与对华政策和对华经济关系有关的美国国会政治因素及其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 从总体上说,美国国内政治中有三个基本的力量在中美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中起着     

中美、中日贸易关系对两岸贸易关系影响研究——基于影响力指数模型动态分析

本文依贸易影响力指数模型，从进口、出口以及进出口贸易比较三个视角分析了中美、中日贸易关系对两岸贸易关系的影响。在出口贸易方面，中美贸易对两岸贸易关系的影响大于中日贸易；在进口贸易方面，中日贸易对两岸贸易关系的影响大于中美贸易；从进出口贸易比较看，两岸进口贸易受中美、中日贸易关系的影响大于两岸出口贸易关系所受的影响。分析发现，美日等国际经济因素对两岸贸易关系的影响正趋于下降．两岸贸易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两岸自身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