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南南合作

接替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获通过.中国的南南合作将在2030年议程实施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新议程的实施也会对中国的南南合作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改革开放前,中国开展南南合作主要基于政治考虑,改革开放后更多追求经济互利互惠,进入21世纪后则与"走出去"战略密切相关.其次, 2030年议程为中国开展南南合作带来了机遇.与千年发展目标不同,南南合作的作用得到2030年议程正式认可;基础设施被列为新议程17个大目标之一,这将为中国产能走出去及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机遇;"超越援助"的讨论使中国将援助与贸易、投资相结合的南南合作方式得到更大认可.最后,在实施2030年议程方面,中国的南南合作模式主要是政府间合作,而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则要求中国更多重视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为了使南南合作在话语权和影响力上进一步提升,中国需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南南合作的界定、统计与评估方面加强合作.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G20机制转型?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 G20实现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的机制转型带来了战略机遇，体现在中长期目标设定、政治合法性以及执行机构支撑等三个方面。而G20要提高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贡献，其发展工作组除了要在自身确定的支持国内发展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包容性以及机会平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外，还要在优化人员组成、促进信息共享、设置发展议程和推广政策工具等方面提升G20其他工作组的发展职能，加强G20各工作组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协调和政策一致性，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在 G20治理中的主流化。同时，G20发展议程还面临议题泛化、政治层级不高、成员构成复杂、对其他国际发展议程影响力不够以及与G7发展议程竞争等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启动,为中国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推动建立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议程理念相通、目标一致,相互对接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增信释疑,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吸引力,提升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水平,帮助中国在新的国际发展治理体系乃至整个全球治理架构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两者的对接也有利于形成对中国企业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外部约束,促使中国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对接2030年议程面临着落实时间差、理念与议题契合、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与西方大国协调合作、地缘政治风险等一系列挑战,中国需在战略理念、合作政策、落实平台、具体目标等层次明确对接方向,认真设计对接方案,积极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设计和后续评估体系建设.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型全球问题的突显和新式多边机制的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和格局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能力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曾实施"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等全球发展治理行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目标和手段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应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治理上作文章,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和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转型为全球发展治理平台,并进一步提升全球发展治理的能力。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分别发挥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双方可以通过共享发展议程、共建发展秩序,形成合作共治的关系,以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G20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

G20已明确宣示，将为推动2030年议程后续落实贡献重大力量。考虑到2030年议程目标框架所提供的政策空间、议程后续落实所需的政治意愿及议程指标化治理方法的行为规范缺失，G20有重要的政策空间和潜力实现上述目标。通过积极推动2030年议程的后续落实，不仅可实现G20从应急机制向发展促进的长期机制转型，还可切实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要将G20建设成为2030年议程落实的核心力量，就应赋予其重要的协调功能并改革既有机制体制，主要包括：使作为整体的G20成为2030年议程后续落实与评估的典范，通过“榜样”作用推动2030年议程的后续落实；以G20发展工作组为核心机制，推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升级到2.0版本，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通过强化与相关机构的沟通与协调，使G20成为2030年议程后续落实与评估的桥梁；提升对“后千年发展目标”及“被忽视的具体目标”的关注，使G20成为重拾议程指标制定过程中遗失目标的核心力量；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权利，确保2030年议程在后续落实过程中不偏向、不跑题；等等。     

结果导向型援助及其超越 ——兼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话语权

援助是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冷战期间,美苏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争夺盟友,对援助成效的评估主要是以过程为导向,其标准是援助的投入是否成功使受援国留在本方阵营。冷战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援助预算的合法性危机,对援助成效的讨论也逐渐从过程导向转向结果导向。进入21世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发展援助的结果评估提供了重要参照。结果导向型援助提高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可见性,但其存在的弊端和南北垂直援助特征需要中国制定超越援助的新时代国际发展合作战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吸收了结果导向型援助的积极因素,但这也为超越该理念奠定了基础。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2030年议程的深入对接为中国突破西方战略围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机遇。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构成中国全球发展话语权的基础,并逐步超越了结果导向型援助,为落实2030年议程指明了方向。     

“后2015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应对

千年发展目标将于2015年到期,世界各国政府、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以联合国为代表的诸多国际组织均对"后2015发展议程"展开激烈讨论。热议的焦点集中在核心目标设定和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两方面。一方面,后2015发展目标的设定不可能完全脱离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而必须是在考虑千年发展目标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兼顾各地区、各国的发展现实,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另一方面,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后2015发展议程"推进和实现的重要支撑,这要求从新千年以来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进展中汲取经验,加强合作,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中国应当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后2015发展议程"的讨论和制定过程中,充分利用"后2015全球发展目标"制定和全球伙伴关系建立的契机,积极主动把握全球发展的主导权。     

数字看G20

正G20杭州峰会第一次围绕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订行动计划,切实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进入可持续发展轨道指引方向与路径,确立以联合国为中心、大国协调为机制的全球治理机制,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多个"首次"。G20之"首"首次聚焦全球增长中长期动力首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首次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     

古特雷斯联合国改革议程与中国的建设性角色

秘书长是联合国改革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古特雷斯秘书长自2017年上任以来致力于推动联合国治理机制改革。新一轮联合国改革议程的核心是着力从制度层面重塑联合国,构建以冲突预防为核心的治理体系,通过"全支柱"和"跨支柱"战略强化联合国系统支柱内及支柱间的整合。古特雷斯联合国改革是21世纪以来联合国进行的重要机制调整,改革既有利于克服联合国碎片化的制度缺陷,也有助于提升联合国系统的一致性;加强跨支柱协调顺应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要求。然而,联合国改革进程也受到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与提升联合国自主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的制约;南北分裂深刻地影响着改革进程,增进南北共识是推进联合国改革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此,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改革进程,注重在联合国平台上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加强思想引领、承担大国责任、推进南北对话、与联合国共建"一带一路"等方面着力进行外交筹划,在推进全球共识、引领全球治理理念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

联合国是二战后70年国际秩序的基石。《联合国宪章》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联合国通过集体安全机制和维持和平、建设和平等行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秩序,通过非殖民化、加强法治、促进人权确立以民主和平等为目标的国际政治和法治秩序,通过实施四个发展十年、千年发展目标、制订2015年后发展议程等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和发展秩序。面对全球治理的转型、新兴大国的崛起、地区治理的兴起,联合国的应对并没有达到世人的期待,联合国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中心地位面临重大挑战,甚至出现边缘化的趋势。中国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更是联合国重塑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关键。为此,联合国需要推进全面和平衡的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加强国际法治建设。     

2016年全球十大事件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中国于2016年9月4—5日在杭州主办G20峰会，倡议世界各国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首次举办G20峰会。以此次峰会为契机，中国提出创新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和倡议，引领与会国家和集团达成诸多共识，共签署28份具体成果文件。G20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制定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第一次采取集体行动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三个第一次充分展现了中国寻求在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责任担当。此外，在推动经济发展之外，中国还在峰会期间与美国一道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了中国和美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这反映了中美两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作为东道主，中国坚持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体现了中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决心和勇气，也为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论坛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于中国主办G20杭州峰会所做出的贡献，国际社会给予积极评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G20杭州峰会为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峰会议程全力推动《巴黎协定》的落实，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官方发展援助的变革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涉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个方面,是一个具有真正变革意义的国际发展框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官方发展援助提出重大挑战:其庞大、复杂的目标体系对后者的数量和规模提出新要求;其三大范式变迁对后者的分配提出新挑战;其对各层面发展资金的协同增效要求对后者提出更高标准;而愈加复杂的发展筹资体系也对后者提出新挑战.为应对2030年议程带来的挑战,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正积极推进官方发展援助变革,并就现代化其统计标准和构建新的衡量工具达成初步共识,突出资金的可测量性和透明度.联合国也强调官方发展援助应集中在需求最大和筹资能力最弱地区,并与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发展资金相区分.中国应密切关注这一变革的趋势与动向,审慎引导新兴援助国合力应对官方发展援助的变革.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

随着诸多新型流行病的蔓延,全球卫生治理日益被安全化.但这一努力效果并没不明显,既未消除南北垂直落差,也未改变部门化的主导路径,其核心原因在于:治理施动者即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权威下降,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诸多治理机制相互嵌入,复杂性提升;安全化所构建的科学主义,缺乏信息和数据支撑.因此有必要通过去安全化,搭建完整的全球政策框架和自下而上的多层治理结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了全球卫生治理议程,也明确了全球卫生治理必须在可持续发展范式下开展,既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关注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发展问题和卫生治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全球发展治理转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全球发展治理处于转型的关键期。这一转型由全球发展体系权力结构的变革、新的发展挑战和新的全球发展议程共同推动,其中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重要原因。转型主要体现在全球发展治理的四大方面:在治理主体上,新兴经济体崛起,治理主体趋向更平等、更包容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治理手段上,贸易、投资与援助相结合的"一揽子"方式成为重心;在治理机制上,联合国逐渐打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垄断而发挥重要作用,一些新兴的机制建设也不断涌现,总体呈现出复合型机制的特征;在治理目标上,减贫不再是唯一目标,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目标。中国是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面对发展治理转型,新时代的中国应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并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目标、责任及中方立场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将于2015年底到期；国际社会正在密集地讨论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定问题，特别是如何借鉴MDGs的落实经验与不足。联合国系统的多份报告已经初步设定2015年后议程的基本框架，当前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2015年后议程的具体目标肘旨标以及2015年后议程落实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国强调，2015年后议程应强调各国团结合作、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和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2015年后议程必须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为核心，相关目标的设定必须在考虑MDGs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联合国千年宣言》、“里约＋20”峰会及其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的各项原则和共识，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新的时代挑战，同时兼顾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发展能力和特殊发展问题，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同时，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南北合作为核心、南南合作为补充，共同促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     

联合国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从理念到实践

<正>2000年9月,秉承联合国会议和首脑会议精神,第55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千年峰会,各国首脑齐聚一堂,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各国承诺将建立新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以降低极端贫穷人口比重,并设立了一系列以2015年为最后期限的目标,即"千年发展目标"。由于千年发展目标即将于2015年到期,联合国启动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国际进程,各种讨论、磋商和谈判十分活跃。2015年后发展议程在理念上     

乱中有变,变中有治——2017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

2017年国际形势跌宕起伏,乱象丛生.世界格局"变"与"不变"相互交织,处于重要转型期和深刻变革期,面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持续"东升西降",世界政治经济中心逐渐向亚太转移.美国将衰未衰,仍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中国将强待强,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议程设置权、规则制定权和国际话语权显著增强.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是我们最大的内生机遇;国际结构的重组与调整,是我们重要的外生机遇.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致力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为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前途不断做出应有的贡献.     

千年发展目标塑造中的全球共识性与大国主导性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联合国峰会,历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发布的《塑造21世纪》报告提出的"国际发展目标",并通过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和2001年《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的路线图》予以正式确认,并由2002年《蒙特雷共识》和2005年世界首脑峰会《成果文件》加以丰富和完善。本文突出强调,MDGs并非单纯地缘起于联合国千年峰会:一方面,其全球共识性基础在于20世纪90年代所召开的一系列联合国峰会所达成的诸多行动方案,这促进了MDGs的全球性广泛认同;另一方面,OECD/DAC提出的"国际发展目标"也对MDGs有着重要影响,体现了MDGs形成塑造过程中的大国主导性和以"援助国为中心"的特征。目前,关于制定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讨论已进入关键阶段,能否夯实新目标的全球共识性基础以及能否避免大国主导性,对于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将至关重要。     

G20长效机制转型的难题与可能方案

正作为非正式国际机制,G20要实现向长效机制转型,需要超越危机思维,在保持非正式性的前提下,加强与其他正式国际机制的互动,形成"G20+"的机制架构,同时引入联合国2030议程,使其真正成为谋划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2016年9月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的一个战略目标是推动G20的机制转型,即从一个危机应对机制转变为长效治理机制。这在峰会的主题议题以及预期成     

变革我们的欧亚地区:中俄的作用和角色——以共同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着力点

近年来,中俄两国不仅决定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还以此为基础,共同推动欧亚全面伙伴关系,重塑欧亚地区秩序.与中俄两国相邻的中亚地区,面临"内外结合、多领域共生"的安全挑战,仅靠中亚国家自身能力难以应对.而有关国家在中亚的一体化方案,又具有相互竞争的特点,不仅无益于中亚的可持续发展,反而会引发地区局势紧张.中俄两国可以联合国颁布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称"2030年议程")为导向,通过重振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为所有相关方在中亚地区开展合作提供共同的发展目标与合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