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高度重视和落实企业民主管理制度

职工群体性事件,是当前我国在社会深刻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因此,参与预防和处理职工群体性事件,是当前工会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目前全国     

青少年犯罪情境研究——以上海22名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为例

经过对受访青少年犯罪情境的分析后，发现青少年以同伴圈的方式集聚在一起，当一个具体情境出现的时候，他们长期以来在街头社会生活所形成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角色分工等立即在具体情境中呈现和发生作用，其结果是导致了一个犯罪事件及犯罪青少年的产生。即时的具体情境，反映出的是一群青少年在长期街头社会生活的缩影，犯罪是他们的边缘化社会互动过程的必然结果。     

2011年中国社会典型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态势及学理沉思

通过对2011年典型群体性事件的学理性反思,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群体性事件在性质上颇具抗争政治特性,这直接映射出社会的急剧转型;事件的当前总体格局虽纷繁复杂,但其治理体系尚未健全,政府的治理能力非常有限,因而很多事件难以得到有效处置;"信任短缺"成为贯穿诸多事件全过程的重要变量。对2012年群体性事件的预测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仍将势不可挡,农村群体性事件仍将高位频发,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的群体性事件将阶段性高发,房地产市场将出其不意地成为群体性事件高发的新领地。     

“无组织化”: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风险因素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组织化”的有无及其程度,是考察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维度.“元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除了具有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所共有的“群体性”、“对抗性”、“无政治诉求”等共同特征外,还具有与其他类型群体性事件所不同的特征,集中表现在难以预防、难以控制、难以协商解决、直接面对政府、解决手段的单一性、容易产生越轨行为和暴力行为等方面,而这些特点集中反映了这类群体性事件的“无组织化”特征.“无组织化”正是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普遍现象,是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最大风险因素.     

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

社会泄愤事件是目前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在参加者、发生机制及行动逻辑等方面都不同于维权事件和有组织犯罪。产生社会泄愤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及政府管治困境。因此,解决中国政府的管治危机需要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合理建立社会利益的博弈机制、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在实现司法制衡的基础上提高国家管治能力。     

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其中农民群体性事件占相当大的比重。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引起了学术界的"群体性事件研究热"。不少政治学、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也都在这一领域选题。《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研究》是宋维强的博士论文。     

如何解决“维稳悖论”?

近几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总体数量在下降。但与此同时,单个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及其社会影响却在不断增强。"瓮安事件"、"感城事件"都强烈地撼动着这个社会的神经。而太多重大群体性事件也让2009年成了名副其实的"维稳年"。     

正确认识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几个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进入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性转变。其间社会矛盾凸现,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处于多发、高发态势,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积极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直接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直接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也成为各级党政机关和理论界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正确认识群体性事件的涵义、特征、性质、类型、危害等基本问题,对于我们处理群体性事件、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     

群体性事件的“非政治”因素

一些人常把群体性事件上纲为政治问题,动辄情绪化地把矛头指向制度,这完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激化矛盾。毕竟,对于有着实际利益诉求的普通民众来说,具体利益诉求的满足才是最重要的。认真审视群体性事件中的"非政治"因素,有助于政府作出科学的判断和处置。冲突或大或小的群体性事件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焦虑。但它也在变化,因此,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按照一般的说法,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时的一种社会后果。在性质上,它相当于     

群体性事件法律控制研究

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是社会的快速转型,但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完善,法律体系不健全,导致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了诸多社会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矛盾会以集体行动的方式非理性的表现出来,产生了所谓"群体性事件",对政治秩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强烈冲击,有必要以法律的方式予以规制。本文分析了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性质,提出了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法律控制的措施。